花样年华

不经意间从旧书架上滑落，页脚已泛黄，颤抖的端着手中的照片，往事匆匆，暮色的余味在多事的东风下显得黯然失色。褪色的蓝黑墨水字，繁体书写，民国1942年初，云，上海。

秋叶已落，拾着脉络分明的银杏树叶，仍残存着淤青的颜色。女子身着锦缎旗袍，分不清是红色还是黑色，但却清晰地勾勒出花样的年岁。如若凝脂的肌肤和柔荑玉手，别有着古典韵味。还记得它吗？腕上的翡翠手镯，似乎牵着伤痛的红尘回忆，一去便是30年。消魂的牡丹屏风见证着那时的故事，似一抹朱砂印记，让昨日的烟云装帧起来。

云出墙头，似百般修磨的剪辑，充斥着上海的旧景。自行车的铃声与闹同的里的卖报儿童，作为时代的典型，终日在人眼中颠沛流离。黄昏邂逅，夕阳如诗，写照着粘稠的情愁。那时还算平静，军阀的影子尚且不频繁，偶尔会在民居处逗留片刻，便留给了诗曲酒地供他们消遣。除了持着美人扇卖弄的舞女，还有着知名的戏子，人道是烟花多情，戏子却非有情之物。

那日外滩边口车水马龙，古铜大钟与夜场的留声机共鸣，彼此毫无亏欠。铁轨公车穿梭于街里，南城的知青们脱着满地的秋叶，惆怅的整理耳侧的辫子，匆忙中不是温情。在城街的另一头，江南楼里亦是歌舞升平，大笨钟敲响了十下，军阀富家的轿车停无虚席，戏子的声音宛如清风流水，含着淡淡的忧伤，不为人知的泄露于眉眼。知青们寻声慕名而来，上海的夜景，是属于难忘的旋律。

忘记何时起，女知青的眼里除了诗卷，便是江南楼的戏，她只是个女子，平凡如窗头的幽兰。《夜来香》在留声机里红火半边天，如傀儡般导播着。《怨纸扇》却在那个浑浊的城市中略见一斑。女知青的腕上多了一个如歌般通透的玉镯，戏子曾许诺要带她远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对弈的人已走，谁还在意推敲红尘之外的一盘残棋？民国入冬，花样的年华也不再是童话，在街上时不时会有穿着锦缎旗袍，细眉秀眼的风情女子，抽着法国雪茄，坐上富家军官的老爷车，对于报纸上的是非不了了事。《天涯歌女》《花样年华》的金嗓子歌声仍是个不老的代名词，和着华尔兹舞曲，扭动着曼妙的舞姿，女子腕上闪着翡翠的灵光，名唤云夫人。

那日军阀泛滥，军队封锁全城。烟酒之地遭到打击，尤其是江南楼。舞女尚且留下甄选贴身妾侍便是，戏子被捉去充军。黄花落时，方与君再见。空气拆穿了泪水的咸淡，却只能保持缄默。知青流泪转头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上海恢复往日，不止在租界得以一丝平静。人民日报和稀稀落落电报如那个纹丝不动的洪钟，敲打着繁华落去城市。自打击被迫从军后起，已是第4个冬了。素冬中一切如意向般冷寂，夜场的歌声却如一剂红药，治愈尴尬的局面。军队司令家多了个夫人，那便是女知青。她用力的吮吸着雪茄，缓缓闭上双眼，回想滚滚红尘，如《金锁记》中张爱玲笔下的巧儿，逝去的花样年华，却如烟云般化成句点，最终埋葬在牢笼中，后半生的岁月，他便会如此度过，别无选择。渐渐明白，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原来戏子从军回到上海，便应了司令府家的小姐，知青苦苦的等待，换回的却是苦涩躯壳。自甘堕落下去的她，如今已是司令府家的云夫人，戏子的后母。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她命人画了个屏风，绣加牡丹，题词为“陪君坐看落花时，暗香且驻，心比秋莲苦，君在何处？”放着留声机里的《怨纸扇》，满目忧伤的望着镜头，将自己的沧桑岁月就此印刻下。并亲笔在照片背面写下“民国1942年初云，上海”。

望尽了旧时年代的红尘苦涩，我暗自珍藏了不知几代祖母的照片，悄悄放在旧书架的左上角，听，花样年华，耳边的留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