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苦乐难忘(一）

说到时光和岁月，人们常用“如梭”“如白驹过隙”来形容它们的短暂。我倒觉得，它们更像一首歌，一首欢乐中有苦涩，苦涩中有幸福的歌。只要熟悉并深情地唱过这首歌，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它的余音和余味总会在人们的心头萦绕回荡，并让人久久难忘。

一．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13岁的少年。

进入晚年后，父亲常对我说：，因为祖父为人老实，没有养家的本事；祖母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他下面还有一弟两妹，所以建国两年后，十五岁的他就开始养家了。作为长子，养家的这副担子当时他是不得不挑的。如果他不出去做工，全家只凭祖父那个纸烟摊生活，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

其实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现在还写一手好字，如果继续读书一定会有更大的出息。但因为家贫，读到小学四年级他就辍学了。论学历，父亲应为高小毕业。

那时高小毕业在农村应该就是秀才了。因为个子高，形象好，人长的机灵，他起初在古城西安一个区谋得一个通讯员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比较轻松惬意的，他很喜欢。但为了挣取高工资，他放弃了，选择了到渭北煤矿做一名煤矿工人。当时他已经20岁了。

不久，他从老家娶来了我的母亲，并托人把母亲安排在运煤处工作。据说，我母亲当初嫁过来的时候非常漂亮：双眼皮，大眼睛，两根又黑又粗长长的辫子，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煞是可爱。最可爱的是我母亲出身于一个善良淳朴的农家，性格贤淑，温柔贤惠，朴实能干。婚后两人感情很好，但一连生了三个女儿，使祖父母非常失望，特别是祖母，怕自己抱不上孙子，经常在儿子面前说儿媳的不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父母的感情。听说在生下第三个女儿八个月时，母亲伤心于父亲对她和我那时在襁褓中的妹妹不管不顾，一气之下，抱着妹妹回了娘家。

母亲的娘家在几百里外的河南，回去一趟谈何容易？先要坐煤车到西安，再换乘火车到巩县，再长途跋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家。据说父亲知道后追到西安火车站，母亲看到了故意不理他。因为家里还有祖父母和两个女儿一大家子人要操心，父亲给母亲手中塞了十几块钱，把她娘俩送上了车后就又回来了。听说后来父亲给母亲写了不少封信后，母亲才回来了。

母亲就是这样的脾气，平时看起来很温柔贤淑，似乎没有个性，但一旦倔起来，也挺不饶人的。

小时候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母亲和父亲的冷战。父亲这个人有点小孩子脾气，说过做过了就过去了，不会记仇，母亲则不然。在夫妻矛盾中，她往往不吵也不闹，但她有她的“杀手锏”，那就是沉默不语——冷战。母亲的冷战可了不得！不是一两天就能结束的，往往要持续两三个月。

那时我们最感到哭笑不得的就是父母冷战期间的事了。开始几天，看母亲生气，父亲还不以为然，两人谁也不理谁。后来，父亲忍不住了，开始想方设法找母亲和好。但当着几个孩子的面，他不好意思，总是让我们在中间捎话传话。有时避开我们的时候也笑嘻嘻地向母亲献殷勤，但母亲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而且似乎不共戴天似的。父亲在大屋，她就借故到小屋，父亲到小屋，她就到大屋，就是不和父亲在一个屋檐下。可能是由于心被父亲伤得太重了吧？

父亲拿她好像实在没有办法。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发现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两人能呆在一个屋子里了，也就是说，母亲再不刻意回避父亲，愿意和他“共戴一天”了。我们做子女的看到父母关系这样的变化，总要偷偷地笑。其实我们也是乐观其变的，因为在父母冷战期间家庭气氛十分紧张，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唯恐自己行为不慎而成为父亲或母亲发泄怒气的对象。

父母关系和好之后，我们家总要过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因为看父母的神奇和眼神，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新婚的时候。高兴的时候，父亲还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我们。下班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去找朋友，而是找一张油印纸，把它放在木梳上，给我们吹各种曲子。其实父亲并不懂音乐，但他却能通过自己充满节奏和激情的吹动让油印纸在木梳上发出充满激情的声音，我们围在他的身边，听得也如痴如醉。最让我们感到的还是神奇。父亲怎么就能让一块普通的油印纸在一把普通的木梳上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爸爸真能！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顿时也高大起来。

看着我们高兴地围着父亲，父亲像个小孩子一样激情的吹着口风琴的幸福情景，母亲也笑起来。那是几个月来我们在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母亲因为人长得漂亮，笑起来的时候也很美，两个深深的酒窝里盛满了喜悦和满足，闪耀着迷人的光彩。跟两颊上的酒窝一起颤动的，是她背后那两条又粗又长、乌黑发亮的大辫子。有时，父亲吹着吹着，目光就停留在母亲身上。我们随着父亲的眼睛看去，看到了母亲的美，也看到了父亲的爱。

母亲对父亲的爱，我们做儿女的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因为在饮食上父亲一直受到特别的关爱，享受特别的待遇。每次蒸馍，母亲专门为父亲做纯白面的馍，我们叫“白馍”，我们吃的是掺了杂粮的“黑馍”。每次做面条，母亲总会悄悄地在父亲的碗底放一个荷包蛋，而我们只在过生日的时候享受一个煮鸡蛋。

父亲对母亲的爱，是在母亲出了车祸被抢救了三天三夜之后突然停止呼吸的时候。当时父亲四十七岁，我从未见父亲流过眼泪，但那天，他拉着我们姊妹兄弟几个的手跪在医生的面前大声嚎哭着请求他们再救救我妈。

强打精神安葬了我的母亲之后，他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月。出院后，他不忍再走进留下过我母亲无数生活印记的家，把一处老宅以五千多元的低价卖掉了。听说人家一转手卖了两万多块钱。当我祖母埋怨他的时候，他说：“想起桂荣（我的母亲），我难受啊！我怕回那个家啊！”

他知道无法再延续与母亲的爱情，就把这种感情转换成孝情和亲情投入到我外婆和舅舅姨妈身上。他把我的外婆看的比他母亲还亲，逢年过节，总不忘寄钱寄物，有空的话还专程回老家去看望我的外婆和母亲的兄弟姊妹们。我外婆生前常夸他比亲儿子还亲，我的姨妈和舅舅一直把他叫“大哥”。

虽然后来他还是续了弦，娶了我后母，但他明确告诉我们，百年之后要和我母亲安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