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

张爱玲因《传奇》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不幸的婚姻，成为她反复吟唱的主题。张爱玲的所有小说都离不开男女婚恋的题材，但她既不是多愁善感的言情小说家，也不是以婚恋写社会的问题小说家。她的作品只是叙写具体的婚姻、恋爱、调情等过程的人性人情。

一、实实在在的生计需求和生物欲求。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既不是多愁善病的情种，也不是追求自我的强人，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且认为“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即“以美好身体取悦于人”“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因此，婚姻在张爱玲悲怆的笔下，只是一种经济关系，男欢女爱脱不了物质利害的权衡，爱情的缺憾，、人生的残缺和不幸由此而生。因此，她在《留情》中这样结论“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倾城之恋》中深罹婚姻之苦的白流苏再次投向婚姻的罗网，用尽心机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因而在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家去报复她的兄嫂了。

为获取生活保障而结成的婚姻，都是畸形而不幸的，只不过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迫的。

张爱玲的小说是以四十年代殖民地上海为背景的封建的传统和商业文化的状态。广泛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婚姻因此也随之变化。

婚姻不幸福，夫妻不协调，必然导致各种不健康的男女关系，沉默的夫妻、调情、嫖妓、姘居等种种病态现象，成为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体现面。女人以性换取生活保障，为物质享乐而不惜卖身。男人则多半纵欲声色，玩世不恭，几乎没有健康的感情、美满的婚姻，世界是肮脏、复杂的。

二。欲大于情的婚恋

张爱玲笔下的男女在婚恋关系中，都是欲大于情，或物欲或性欲，很少有纯洁的爱情。

在她看来，爱情只是游戏。薇龙不慎爱上浪子乔琪乔，明知乔琪乔风流成性，却不得已成为姑母与乔的工具。佟振保的恐惧尽管表面源于他对捉太太的奸的期待和最终的不能把握，其实质源于他幻灭的爱情。她认为，人的意志努力总是归于失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本正派、中学即将毕业，却因经济原因，家人要离开香港回上海，她为了完成学业而寄身于有钱的姑母——香港富孀梁太太家。这是个豪华奢侈而荒淫无耻的地方，梁太太整天忙着找男人，她给侄女出学费是为了把她作招引男人的诱饵。美丽的衣服、漂亮的青年、晚宴、茶会等等，对她太有吸引力了，短短的三个月，薇龙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从用力抵抗自身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终于沦为自愿的妓女。她的一切的不安，被琐碎的物质和肉体的享乐埋没了。

三。无可挽救的理想。

由于张爱玲对人生，对命运抱有一种广大的悲悯的态度，因而她笔下的故事往往有种无可挽救的理想——向往“悲凉”。

她无意于个人的谴责，范柳原在她的笔下不是一个流氓，也不是一个恶棍，而只是一个风流浪荡的花花公子。多次暗示了他也有一个痛苦、孤独的灵魂。只是爱的刺激多了，变得玩世不恭，渐渐地朝放浪的路上走去，然而纵情声色未能填满心灵的空虚和孤独。“我自己也不懂我自己——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抚慰，真实的苦衷是他的内心独白，只是因为他有钱，可以把自己受伤的心灵淹没在无尽的感官刺激和享乐之中。个人渺小，命运的不由自主，突现出张爱玲的悲怆笔调。

往昔的理想生活的幻影无可奈何地涅灭了，往日的秩序和往昔的荣耀，竟成为了婚姻苍白的摇船，彼岸的虚门，促成了理想的无可挽救（全在爱情）。

人性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婚姻的苦难，命运的苦难。张爱玲深刻地契合了社会心理和生活现象。人性的异化，人生的异化，命运的异化，造成了婚恋的异化。张爱玲在本能的恐怖中和无可奈何的悲哀中，抒写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婚恋奇观——尽管是旧时代的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