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明杂记（3）

华人之“爱国”

到了国庆日，电视节目里照例要播出一些爱国的镜头，而且照例是慷慨并且激昂。身在国内的民众倒还罢了，脚踏故土，情不由己，虚实不必探究，爱恨更值得理解，因为生活在中国的民众，都是有资格的。

至于海外的华人，不管是留学的青年，还是落籍的移民，亦或是拿了“绿卡”的所谓人才，他们面对电视镜头时那种“涕泗交并”的爱国热情，却总令人感觉滑稽，其爱国的表述亦不免云里雾里，让人生出几分格外的遐想。

“爱国”这两个字当做口号来使用，这是政治的艺术，或者也可以用于粉饰某种行为的借口，它与现实便总是脱了节。因为，那些落了他国籍的华人是注定要做一辈子或者几辈子他国人的，那些留学的青年也是十有八九都不打算回归祖国的，更不必说那些拿了“绿卡”的人才，他们的结局也大多是要迈入落籍的行列。

由此，又想到戒烟的事。国家提倡，民众支持，然而功效却总要打折扣，原因很简单，烟厂关不得，关不得就要生产，生产总要消费，消费了，才有得税收，而烟草一项的税收据说是额度惊人。这也算是“国计民生”的一环，轻易动不得。所以烟尽管提倡戒，甚至有限的“禁”也使得，只要烟厂还在运转，“国计民生”便不虚枉；所以“爱国”尽管多说，只要不回国“劳什子”，国外的优越便足以使人幸福。唉！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倒是令人尴尬了。

幸亏，我们也还有钱学森、邓稼先那样的爱国者，从前有，现在有，相信未来也仍然有，所以，海外华人的“爱国”，便并不令人十分绝望。

“文起八代之衰”

曹聚仁先生有篇《古文》的文章，中间谈到了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之所以要特别关注这一节，是因为韩愈的故乡被最终认定在孟州，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故乡，虽然也还是近几年的事，并且这样的认定仍旧在起着一点波澜，但终归是近于定论。于是，我们这些同样是握笔杆子的所谓“文人”，忝列文豪的同乡，不管是否真的感兴趣，也总要不自主地表示出一点荣光来，对于有关韩愈的一些信息，也便有意无意的加以留心了。

“文起八代之衰”是对韩愈文学成就的定位，也是他赖以传世的光环所在。故乡韩愈墓地的厅堂上，自然也高悬着由名家题写的这几个字。然而，看过曹聚仁先生的考据，他的意思却是相反。我是不大懂得古文，更疏远于考据，对曹聚仁先生的文章无以置喙，只好将他的原文照录如下，鉴于乡里罢了。

“还有一句常谈，叫做‘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是北宋文人苏东坡说的，好似金科玉律，可做定论了，如不知这句话，真是胡说八道，不足为据的。假如你生在北宋初年，那时欧阳修还未出世，你若着笔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那上面会有韩退之的地位吗？不见得吧！大家且把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看一看就明白了。欧阳修说：‘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其敝簏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那百五十多年中，连韩退之的姓氏都没有人知道，也没人读过他的古文，还谈什么起衰不起衰，晚唐的文风正是初唐的文风，和六朝文同一趋向，又起了什么衰？至于‘起八代之衰’的话，依章太炎师的说法，恰好是相反。章师说：‘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矣。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这一巴掌该把苏东坡打昏了吧。总之，前人读唐宋古文的话，只是人云亦云，并不足信的。”

消逝的春天

我常常怀疑，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春天？

按照日历牌上的日子，立春一过，冬天也便结束了。然而，倒春寒的料峭似乎又把冬天的尾巴拉长了一点，而且，三月的桃花雪也可能再来凑一凑热闹。眼看着柳芽儿绿了，草叶儿青了，悠乎间，却已是入了夏天。

周作人在他的《北平的春天》里这样说：“北平缺少水气，使春光减了成色，而气候变化稍剧，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之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袷可以随意倘徉的时候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

北方的春天大概就是这样的吧。然而我却是怀疑。因为记忆里，童年的春天似乎并不是如此匆匆。自脱了冬装的那一天起，风就格外舒爽，阳光也格外明媚，田野里的气息更是格外的诱人。在耀眼的油菜花丛里追蛱蝶，在清亮的溪水里捉蝌蚪，在飘满浮萍的河塘边吹柳哨。

吃，也是春天里久盼的。鲜嫩的椿芽儿是不必说的，用开水烫一下，凉拌来吃，或者炒鸡蛋，或者裹上面粉炸一下，总是春天里的第一道佳味。更不消说甜的槐花，嫩的榆钱，那都是做蒸菜的上品。更有数不清的野菜，那是怎么吃都不觉得腻口的。

唉！现在的春天哪里去了呢？田野，隔绝在了高楼之外，我们感觉不到春的痕迹。我们紧闭着门窗，看肆虐的黄沙被狂风裹挟着，掠走了刚刚复苏的心情。我们在噪杂的菜市场里和小贩砍价，终于拎回了一小袋夹杂着野草和农药味儿的野菜，自以为欣喜地吃到了春天。偶尔的风和日丽，我们却又蜷缩在城市的角落里，为着柴米油盐的所谓生计。

我们的春天就这样去了。

其实，自然的物候并不阻隔春天的脚步，虽然它的确是匆匆了些。阻隔春天的，我想，该是我们自以为成熟的心灵吧！

娶妻如此

读到一则西方人的笑话，虽不甚好笑，却也颇有些意趣。说的是为人妻者，应当贴合如下三点，才是完美：一是在客厅如贵妇，二是在厨房如主妇，三是在卧室如荡妇。此中国古语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良妻的范本。若果如其言，当真娶妻如此，做男人岂不美死！这虽然有调侃的意味，却是活画出了大男子的心态，倒也贴合现实的愿望。只是对为人妻者而言，显然是不公平了。

于是，我且揣测女人们的心意，效仿妻子们的态度，为男儿们也拟出几条好丈夫、好男人的准则，聊供试用，其曰：在商场如豪富，在官场如领袖，在赌场如常胜将军，在酒场如不倒翁，在情场如绅士，在夫妻场如伟哥，在妓场则如阳萎者也。试问天下男子，如此佳婿，几人可以做得？

泉城偶食

初客居济南时，欲向当地亲朋打听一下济南的名吃，想饱饱口腹，快快朵颐。但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大都先是犹豫，然后才撇着豪爽的鲁语，半带正经半带调侃地爆出几个字：“烤地瓜啊！”

地瓜，故乡即所谓“红薯”。河南的豫剧有一出名戏，叫《七品芝麻官》，里面的一句道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倒是颇让黎民百姓对做官的生出一丝豪气来，虽然《七品芝麻官》的年代，红薯还不曾引入到中国。

烤地瓜在北方是颇为常见的营生，并不觉得稀罕。临街支一大铁皮油桶，上开一大口，内拢炭火，中有一层隔架。烤熟的地瓜就势摆放在桶口边儿上，一边飘着香气，一边被桶内散发的热气煨着。尤其在冬季的街头，那热气混着香气，颇能勾引人的馋虫。济南烤地瓜的形制大略也是如此。只是它的地瓜特别好，个头儿大，品质佳，烤将出来，金黄油灿，蜜甜软糯，倍胜于它处。这或者是地气使然，就好比荔浦的芋头，西湖的龙井，各宜其地罢了。

泉城路上有个芙蓉巷，巷子深处，有一间羊肉汤馆子，是滕县人开的。它的汤非常之单纯，除了简单的葱姜蒜及必不可少的羊肉之外，就是清亮亮一碗鲜汤，不浑不浊，不杂不乱，那汤的味道却是鲜到食客的骨头缝里。如果是雪天，在这馆子里临窗一坐，两个饼，一碗汤，吃到满头大汗，一身透爽，实在令人快意。

顺河街有家“宝记羊蹄”，铺面不大，一间而已，背临河岸，面前是一窄街，四五步外，搭一凉棚，算是饭堂。铺内支一大锅，锅内煮的羊蹄老汤，日夜不息，边煮边卖边续，那汤底已是颇为厚重，煮出来的羊蹄自是不消说得。因为那时的肉价也还便宜，羊蹄不过三四元一斤。这边铺子里称好，装盘，对面棚子里落座，要上一瓶冰镇的啤酒。啃羊蹄不需要筷子，直接下手最好。吃几口肉，喝几口酒，看几眼街边的世相。夏日的午餐如此打发，也颇以为是俗世里的半仙了。

山大路上有一小街，街上有家烩面馆，也是小铺面。师傅是地道的陕西人，大约六十开外，甩起面来颇有精神，长长的面叶子摔打在白铁皮的案子上，“啪啪”有声，单是听这声音就感觉筋道十足。他的烩面不是盛在碗里，而是捞在海碗一样的砂锅里，保温隔热，单此一招，就平添了几许可人的滋味儿。

济南还有个“草包包子铺”，座落在哪条街上不记得了，据说也是百年的老店，与天津的“狗不理”好有一拚。这家铺子的创始人幼年给人当学徒，吃了不少苦，还落了个“草包”的外号，这“草包”就是窝囊无用之意。后来自立门户，创了自家的铺面，想起做学徒时的心酸，就拿这外号做了店名，也是个不忘当年辛苦的意思，倒也别出心裁。至于包子的味道，大约是因为对包子这种美食不是太过喜欢的缘故，如今已是模糊了。不过，包子铺里拥挤的客流倒还是历历在目，那味道或也不必多说了。

此外还有一件小事。当初混迹于泉城，也有颇为忙碌的时候，于是就吃些极简单的饭食。比如煎饼果子，这原是天津的特产，济南的街面上也不少。面糊摊做饼，抹上咸酱，打上个鸡蛋，然后再卷上一根油条，是十分快捷的家常味道。我与几位同事常在一处街边买煎饼果子吃，摊主是一个乡下来的中年女人，待人和善。一日早间，我在办公处刚刚吃过她的煎饼果子，一同事晚到了片刻，说：“方才看到卖煎饼果子的大嫂坐在马路砑子上抠脚趾缝。”于是以后，我便再没有吃煎饼果子，不管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