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谈之——醉仙刘伶
古人醉酒,借酒浇愁,是一种政治抱负失意的表现,也是对当前当权者的默无声息的消极抵抗。作者对此拿捏的比较准,分析准确。加之语言俏皮,颇为耐读。
古往今来,靠醉酒留名千古的大概只有“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500年后的李白很不服气,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那“饮者”,说的就是刘伶。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自古以来,那么多圣人贤人没人记得,偏偏记得这么一个酒疯子!老子也不做什么圣贤了,喝吧,死劲喝!喝疯了、喝死了还能千古留名啊!于是,他老人家也死喝、也发疯。但李白太实在了,玩真的——真喝、真醉、真疯。结果,下水捞月,月没捞着,命捞没了。虽然也成了“仙”——但不是“酒仙”,不是“醉仙”,却是“诗仙”。
这是为什么呢?
在下以为,要想喝酒喝出千古流芳,不在于酒量的大小,而在于除了有喜欢喝、善于醉的行为艺术为基础外、还必须有关于借酒发疯的“科学理论”为支撑。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往往有碰壁和掉崖的危险。刘伶同志之所以能靠喝酒而永垂不朽,绝不是酒精起的防腐作用,而是他除了在酒疯行为艺术上有很高造诣外,他还创立了“酒后自由发疯论”,代表作就是他唯一传世的只有200多字的《酒德颂》。他的“酒后自由发疯理论”,对后世,特别是对自以为怀才,却遇不到明主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刘伶本来不是酒鬼,是国家高级公务员,在晋武帝手下当过建威参军。他崇尚自由,向皇帝贩卖无政府主义思想,叫皇帝放弃皇权,搞无为而治。他也不想想,司马皇帝经过多少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才从曹皇帝那里把皇位抢过来,他能放弃吗?不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处长科长什么的,那么多人拼命都要通过走后门拉关系送银子搞到手,为的什么?不就是权力吗!有职无权谁尿你啊!于是,刘伶同志就下岗了。下岗后的刘伶就整天泡在酒里,在酒的掩护下,实践他的自由主义主张。
刘伶醉酒之所以能称为行为艺术,那当然与一般人的烂醉如泥和酒后发狂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区别就在于,他想什么时候醉,就什么时候醉;想怎么醉,就怎么醉。这可是个技术活,一般人玩不来的。而他的“酒后自由发疯论”,就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需要高智商才能完成的“论理创新”课题。这也是后世许多人想走他的捷径成名,却始终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
先看他的酒疯行为艺术。刘伶是有车一族,他不用马车、牛车,偏偏喜欢鹿车。鹿车不是鹿拉的车,只不过娇小苗条,有点女性化,大概也相当于现在的“二奶车”。他经常醉酒驾驶,搞自驾游,还出过两次交通事故。虽然没有交警罚款拘留,他也觉得酒后驾驶是件害人害己的事。于是,他请了一个专职驾驶员兼死后埋葬员——车上装满酒,叫驾驶员带上锄头等工具。他说,我在什么地方醉死了就埋在什么地方得了,带回去麻烦。可见,他并没有醉糊涂。后来果然死在自驾游的途中,而且就埋在当地了——这地方就是山东枣庄的刘耀村。由于他酒精中毒严重,老婆为了他的健康,就把家里的酒倒掉、酒具砸了,不让他喝。但对于酒精中毒的人来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就等于要他的命。怎么办?他那又小又瘦的身板(身高1米5几、枯瘦如柴),估计抢不过他老婆。人家刘伶同志有招,硬的不行来软的。他说,我酒瘾太大,靠我自己怕戒不了。你去找些酒菜来,我要在神灵面前发誓,让神灵监督我戒酒。老婆很高兴,三下两下就把酒菜准备好了。他马上跪到供桌前念起了誓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念完,拿起酒就喝,又得一顿醉。无赖吧?话说回来,象你我这些普通人要学刘伶还真学不来。别的不说,整天坐着轿车喝酒闲逛,如果银行的账户上没有大量的银子,不说坐车喝酒,恐怕连饭都没得吃的。可见,不是谁都可以发狂玩潇洒,那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最能体现他无赖本色的还是另一件事。说是有一回,他老人家喝多了,得罪了一个真正的酒鬼无赖。那家伙喝晕了,不管你是七贤还是八仙,提起拳头就要揍他。刘伶知道,遇到真的酒疯子他是疯不过的。于是,他连忙把衣服解开,露出一溜排骨,嬉皮笑脸对人家说,兄弟,你看我就这一溜排骨,怕对不起你那尊贵的拳头啊。人家看他那模样,拳头就砸不下来了。从他和老婆耍无赖、与无赖耍无赖,完全可以看出,他的酒后发疯是看场合看对象的。就连他在家里玩裸体也是如此。朋友来了他全裸接待,还振振有词: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自己钻到我裤裆里来,还怪我不尊礼法吗?这也不能说他真醉。说白了,他也只敢在自己的家里、在朋友面前放荡。要真醉,他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裸奔?至于说他连醉六个月,甚至一醉三年才醒,那纯属胡说八道。刘伶同志的酒疯行为艺术,是有原则的,仅限于娱乐层面的搞怪搞笑,表面不带政治色彩。
再看他的理论创新成果《酒德颂》。才两百多字的《酒德颂》被好多人捧上了天。说这两百字是如何的大气磅礴、效法自然,是千古不朽之作。把《酒德颂》与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相提并论,认为都是率真自然的顶尖杰作。其实,刘伶所谓的“率真自然”,不过是借歌颂酒德表达他的无拘无束、随意放荡、既不尊礼也不守法的“踢开政府闹革命”的自由主义思想(“五四”时期我们还从西方进口这东西。这进口货,其实是出口转内销的)。与《出师表》《陈情表》深深的入世尊礼情结是格格不入的。但刘伶在文章中绝口不提对现实的不满,只是一个劲的赞美酒里岁月的美妙,曲里拐弯的表达了纯自然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表达是狡猾狡猾的,当权者即使想搞文字狱也抓不到把柄。
概括的说,他的醉酒发疯和理论创新都是有分寸、有限度的。什么限度呢?简单说来就是:不受皮肉之苦、不遭杀身之祸。同是“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也崇尚“酒后自由发疯”,但没把握好分寸,写诗作文骂当权者,结果被砍了脑袋。刘伶同志虽然整天醉眼朦胧、满嘴胡言乱语,还时常借酒耍无赖,但他只说酒是好东西,只说女人的话听不得、只说房屋是他的裤子,别人进他家就是钻他的裤裆之类的胡话,但对朝廷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概不作评论;他只说杯中乾坤大、酒里自由多,绝不攻击官员腐败、朝廷独裁。因此,在当权者看来,他不过是个重度酒精中毒的二百五,懒得理他。使他得以如愿以偿地醉死而不是被砍死。
也许有人会说,千百年来就没人看透他的把戏?肯定不是。只不过,自古以来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借他的酒疯艺术排解心中的郁闷,把他的行为艺术当室内幽默剧来看罢了。一句话:刘伶装疯,我们装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