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碎片

一、玩具

经常看到两三岁的男孩女孩进了商店，就冲玩具柜台喊：“爸爸，我要——”准是哪件好要哪件，而如今这玩具也是千奇百怪，且不说几十乃至上百元的价格，小孩子都不假思索的就叫出名来的玩具，我却不知道哪是哪。

这些琳琅满目的玩具，在我六七岁时简直就是“天方夜潭”，小朋友之间时髦过一种自制的宝剑，是以一只长针为剑体，用细铁丝从针眼穿过，再绕几弯弄成剑柄，剑就制成了，再精致些，可以用硬纸做个剑鞘，那就算很考究了。

然而我并没有那么一支长针，所以我一直没有宝剑，我非常羡慕别的小朋友。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同院的胡爷爷说：“‘胖子’给爷爷打五分钱的醋去，多给你三分钱买根冰棍吃。”我痛快的答应了，这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我可以用这三分钱买三根大长针，我也可以和别的小朋友一样有那么一支宝剑了。

当我爱不释手把玩的惬意时，被父亲看到了，父亲问我哪来的针，我如实的说了，父亲非常生气，严厉地责备我不该要别人的钱，在返还了胡爷爷三分钱后，让我在墙角罚站了一个小时，并没收了三把宝剑。

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剑，我从不多看一眼直到如今。

二、游戏

常常看到小女孩们一起跳猴皮筋，一边跳一边唱，可我实在不懂她们唱的什么，许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歌谣到底是谁编的呢？实在耐不住，就去请教——她们只是不屑地哼一声，“连这都不懂？唱着玩呗！”但也有我能听懂的，“……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

男孩子是不跳皮筋的，我们玩的是冰棍棍儿、“圆宝”和烟盒。

冰棍棍儿和“圆宝”是用手chua，先抓好一把在手中，拢起后用手背接住，再抛起用手去抓，一般要求是掉一或掉二。烟盒则是叠成三角状，叫拍三角。两人以谁出的张数多或牌子好来比分数高低，然后由分数高的一方先在地上用手拍，拍翻过去的烟盒就被赢走。最大值的烟盒是“中华”和“工农兵”，前者的身份不言而喻，一是价高抽的人少不易得到，二是大家都有中华人民的荣誉感，所以又名“全无敌”；后者是因为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以又名“大无敌”。其它牌子的烟盒如“牡丹”、“凤凰”等是二类，“绿叶”、“战斗”等就是叫角色了。我并不精于此道，所以在同伴中就显得低能了，有一次好不容易搞到一张中华烟盒，拿出去跟同学玩，出手时偏偏对方是两张“工农兵”，同学一边强调自己数量上的优势，一边反复地念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只好低头心疼的将“中华”交出去，并眼睁睁地看着他双掌下去拍翻了我的“中华”，这一拍也就拍扁了我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从此不玩烟盒了，直到现在什么打麻将、打扑克我都很少玩，大概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三、读书

女儿很爱读书，小的时候大多是唐老鸭，白雪公主和那些神奇的科幻图书，十二三岁了更爱读书——自己蒙着看。

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读的却深奥得多，是毛主席语录，此外也有稍浅些的，《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红岩》《破晓记》等，品种虽不多，本子却够厚，有时也偷偷的看看《三家巷》《红楼梦》什么的，不过从来不敢对别人说，因为那都属于反动的“黑书”是大逆不道的。毛主席语录是天天读的，尤其是“老三篇”是每天必背的，又有老师讲，并不困难。而那些厚厚的小说，尤其是那些反动的“黑书”却要自己蒙着去看，因为不敢问见了生字就蒙过去，假装认识，反正见得次数多了或听大人们讲了就记下，自然就熟了，仿佛和人交往一样。至始至今还错字连连，想写点东西还离不开字典。

记得有一次不小心将《三家巷》带去学校看，让老师发现了，就关切地问我：“这是毒草吗？”我怕的直哆嗦，急中生智的学着大人的话说是批判着看的，老师说：“那也好，你就写篇批判稿吧！”我回家之后立即动手满屋的翻了起来，可家伙翻出一本北京大学印的小册子《60部小说毒在哪里》，排着目录翻下去，恰有《三家巷》在中间，立即边抄边编，有不认识的字，就蒙着换一个意思可能差不多的，一直写到了半夜12点，第二天交给了老师。后来在批判会上听老师表扬我认识的透彻，批判在点子上时，我羞的不行，仿佛做贼当场给抓住了一样。

几年后当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去看望这位老师时她说：“你父亲被关‘牛棚’，你是‘黑五类’这要是被校‘革委会’知道了，那还了得，你我都得挨批判……”

现在听许多年轻的妈妈给孩子们讲《白雪公主》什么的，自己也跟着温习童话，但童年都已经交给过去了，毛主席语录至今仍能背诵很多，奇怪的是经我“批判”过的《三家巷》却差不多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