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文学

题记：蜗牛裹着对温馨的眷恋，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家庭。

旅人伴着对爱的渴望，把辉煌的宿命交给了宾馆。

——流浪人如是说

中国人的叛逆在于对家—一个固定场所的挑战，生活了大半辈子不追求安稳的踏实，倒要掀起对宿命的求饶。生活之初，确实是朝着“家”而努力的。“家”的定义虽模糊但矛头很尖锐，一个小群体的集合。就像从单人床变成双人床，双人床旁边再添加一个单人床的炽热，单纯的渴盼。笨拙的前瞻性，牵着笨拙的人，误入迷途。做了一辈子如意的事，末了，不愉快的结局。床脚生了蛀虫，打破原有的瑰丽。

中国文人做了一辈子小说，到底忘记了中国文学的好处是诗歌。唯有诗歌能拯救荒唐的自我和寻觅生活的真谛，虽然不触及他人的灵魂。文学人的初衷是要彻底拯救自我的，没有什么方法比这更能说服自己去从事文学创作。至于拯救他人，只是无稽之谈。他人与我不是双生儿，也从没考虑过在别人的文字里找到解药。中国宾馆的格局，让人仿佛置身于闭塞的书橱，没有窗户和空气的藏书阁。发霉的除了书里的标本，还有看书人的灵魂。潜伏期很长，就像对“家”外延部分的思考，对宿命通宵达旦的卜卦。可是人们竟然热衷于这种腐朽，置身挑衅。就像女人们以为自己是感化院，能感化每一位路过自己身旁的男子似的。宾馆成了寄托哀思的五线谱，永远弹奏欢快的节律。一切只不过是对宿命的求饶。

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