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

拯救发生在最后的一片棚户区里。

这里每天都吸引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并非是那些好事的人喜欢追忆往事，而是在棚户区的四周，布满了叫卖声不断的交易摊点。大量的农副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出出进进，一派繁荣景象。而那片棚户区却如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眼花缭乱的市场里。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夏天，祖祖辈辈居住于此60多年的33户居民，同时接到了法院开庭的传票和民事诉状。这些善良的人们，被起诉立即腾空所住房屋，原因是两个素未谋面的原告，居然成了这33座房屋的产权人。

这绝对不可能，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从土坯房到砖瓦房，是我们自己动手自己花钱翻盖的。从来就没听说过我们还有房东......

法庭上，33个被告几乎都是同一个答辩理由。居民们把所有的不解和愤怒，统统发泄出来，他们只固执地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以在他们眼里，原告的起诉如同“天方夜谭”，荒唐而又虚幻。

然而，两原告持有的33本赭红色的房产证，就像无法翻越的“大山”，极其强势地横亘在居民和法官面前。

一审，居民败诉。法院判决被诉居民自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将所住房屋腾空交还原告。

居民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33户捧着终审判决书，陷入了极大的迷茫。此时，一位法官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起诉房产局，请求法院判决房产局撤销原告的房产证。

居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他们委托律师对房产局提起了行政诉讼。然而，一审、二审，又以33户的败诉而告终。

一个冬天的早晨，居委会林主任急促地敲响了我的家门，林主任还是区人大代表。刚进门还未坐稳，林主任就将一个厚厚的档案袋递给了我。

大兄弟，你帮忙给看看，分析分析，这个案子怎么办？

当时我与父母同住，就住在33户西面的那片楼房。

我接过档案袋，将所有的材料摊在床上，细细地审阅起来。也许看得太投入，完全没有注意到林主任的离开。

案子确实有问题。这是我看完全部材料后的第一感觉。

问题就出在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向房产局提交的三份证明材料和一份“以房抵债协议”上。

第一份证明材料是土地完税单，虽然税单上纳税人一栏是原告的名字，但完税土地的地址不是诉争房屋所在地，而是距此一公里之外的台东六路。

第二份证明材料是街道办事处的证明，证明其中一个民事原告是30套房子的产权人。但这份证明加盖的不是街道办事处的公章，而是财务专用章。

第三份证明材料是房管所的证明，此证明认为原告的房屋高于2米2，具备发放产权证的条件。然而实际上，棚户区里大部分房屋的高度连2米1都不到。

那份“以房抵债协议”问题更多。协议签订的时间是1953年，那时的另外一个原告只有16岁。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两个房主（均为资本家）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当时只有16岁的原告借款500元，若不能按期偿还，就以两个房主名下的三套平房抵债。

5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只有16岁的原告怎么会有如此丰盈的财产？而且更为荒唐的是，一个1952年就已经去世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的成为这份协议的见证人。

然而，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33户都已败诉，而且随时都有被法院强制搬出住房的可能。难道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就没有发现那些证明材料的重大瑕疵吗？

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在民事判决生效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原告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在行政判决刚刚生效后，原告的律师就光临了那片棚户区，居民得到了一个不祥的消息，春节过后，原告就将申请执行。

只能走申诉程序。不过，能不能立案还是个问题。我只能对林主任实话实说。

老百姓听到原告要申请执行的消息，都很激动。老张在家磨刀，老辛扬言要准备炸药，与原告同归于尽。看来事态很严重。林主任忧心忡忡。

我受不了林主任那焦急的目光和真诚的神态，更不可能抛弃“打抱不平”这个从事律师职业的初衷。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案件，与我的有着同样执业初衷的搭档，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拯救行动。

区里的领导也很重视这个案子。所以，在涉及区一级的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阻碍。而且，区里专门派出一位政法委副书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位曾经是检察官的副书记，如同律师所的员工，每早9点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并且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着那些繁杂的书证材料。

老戴，证据差不多齐了，再审申请我也写完了，我看可以到省高法立案了。我的搭档，青岛律师界的唯一一位拄着单拐的律师，如释重负地将一摞打印纸放在我的桌上，那是他已经写好的再审申请书。

我一个残疾人，能够拯救那些健康人的命运，辛苦点无所谓，我觉得很值。刚刚接受33户的委托时，我的搭档就发下了重誓。虽然是法律援助，他也无怨无悔，每天拖着一条残腿，奔走于调查取证和汇报案情的路上。

济南历山路，省高级法院所在地。

按照正常程序，我们一行三人走进省高法的人民来访接待室。

虽然接待法官与我的搭档同名，虽然33户的遭遇让人同情，虽然证据材料有诸多漏洞，虽然我们把事态描绘得如此那般严竣......也许是春节临近的缘故，我们的省高法的第一次造访，如同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那年棚户区里的春节，在几家欢乐几家愁当中悄然而过。因为有了那个“天方夜谭”式的诉讼结局，所以禁放鞭炮的平静，怎么也掩盖不了居民的焦躁和恐慌。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难免会发生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过激之举。

春节刚过，元宵节将至。虽然已经上班，但是大部分人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温馨里，基本上是去单位点个卯之后，就进入了走亲访友、胡吃海喝的状态。

那天格外的寒冷，冷得让人猝不及防，因为前几天还在埋怨暖春的气候，埋怨它暖坏了酱货、暖毛了面食。

上午9点，去单位点了个卯之后，立马约好了几个文友，打算煮酒论英雄、诗文鉴天下到半夜。

哪知刚出办公室就接到一个电话——是司法局一把手打来的，语气如同天气，冷峻峻而又寒冰冰。

你给33户老百姓代理案子？我能想象出局长说此话时的脸色。

是，局长。

我命令你放下一切事情，赶紧到市委俞书记家。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那些居民把书记堵在家门口了。我告诉你，如果今天的事是你操纵的，你就等着挨吧。你还愣着干么，还不赶紧去！

吼声就是命令。在掌握律师命运的“父母官”面前，哪有讨价还价的份。更何况33户的所有动向，始终是我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我不怕被降为“副律师”，可我担心33户每一个不明智的举动，都会使我们的拯救计划毁于一旦。

俞书记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父母官，正因为如此，遭遇上访市民“围追堵截”的情节时有发生，然而像今天被堵在家门口的情况可能是第一次。通过电视熟悉的那一丝充满睿智的微笑，正活生生地向我靠近。俞书记用那很有磁性的播音员般的声音问我：你是他们的律师吗？

我非常肯定地点着头：是，俞书记。

那好，这里就交给你了。俞书记走进车里，接过秘书的电话轻声地说着什么。

居民们不肯散去，看那架势，若俞书记今天不给答复，他们就不可能离开。此时，我有一种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溺水而亡”。

老少爷们，俞书记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而且指示我们不要放弃努力。但是法律的问题还需要法律解决，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申诉。如果需要政府支持，俞书记表示肯定没问题。但是，这种“告御状”的方式，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老少爷们，听我一句话，散了吧。俞书记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散了吧，好吗？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组织起这些既原则又灵活的语言，那一刻我忽然很自恋的感觉——我真的有些政治头脑。

听罢这一番话，33户很自然的让出一条道路，目送着书记的车缓缓地开向主路。我用余光扫了一眼那辆黑色奥迪——俞书记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他在冲我点头......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另外一种压力。倘若33户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可能会被他们的唾沫淹死。

元宵节刚过，我们“专案组”一行三人又去了济南。接待来访的法官依旧是老一套：把材料放这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这种扯淡的做法何时是个头？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和副书记就为了扯淡那档子事，喝多了。

就在我俩怨天尤人、大发牢骚的时候，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走进我们房间。他是我搭档的大学同学——省纪检委的官员。

33户的案子就是从那天晚上出现了转机。

回青岛后的第七天，我们接到了省高法的电话——准备立案。事后我才知道，搭档的同学把33户的材料转到了省纪委领导的手里，省纪委领导将材料原封不动地转到省高法。

这个消息对我们“专案组”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而对于33户，更如同一个从天而降的“福音”。

副书记立即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领导马上会商市人大领导，决定近期内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听证会......

春天到了，应该是迎春花绽放的季节，可听证会那天，竟然是一个冷飕飕的阴雨天。人大秘书长、分管副市长、房产局长，还有两级法院的分管院长，再加上我们“专案组”成员和33户代表，偌大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那是一次轰轰烈烈、撼人肺腑的听证会，绝不亚于任何一次“刀光剑影”的庭审。最终的结果——相关部门领导和“专案组”及居民代表怒目相向，不欢而散。不过令我们欣慰的是，市领导确定了下一次听证的时间，那将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

一个偶然的遭遇，使原本固执己见的相关部门领导的天平彻底倾斜，使得我们的拯救行动曙光乍现。那个偶然遭遇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应酬过后打车回家。因我住的地方也被农贸市场包围，汽车无法径直而入，所以我只能在距我家500米左右的地方下车。

那晚的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弯月，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有一段时间，我总有一种预感，预感到在每次回家的路上都有人跟踪。这次的预感更加强烈。

果不然，刚走到33户最东边的位置，斜刺里窜出三个彪形大汉拦住我的去路，紧跟着我的后面又“包抄”上来三个小青年。借着月光，我判断这六个人肯定是社会小哥，而且是要对我下死手。

哥们，今天就是要废了你，谁让你挡了别人的财路。看你是个文明人，给点时间让你说两句吧。那个年龄偏大的小哥，摇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脸上挂着一丝冷笑。

好啊，那我就说两句。如果你们不愿听可以随时动手。

我使劲压住恐惧，竭力表现出一付镇静自若的样子。

各位兄弟，我知道是谁让你们来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片棚户区被雇你们的人霸占了。不管是白道还是红道，大家都得讲个道理。假如，你们或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就住在这里，也同样被别人霸走房产，你们作何感想？行了，我的话说完了，哥们们，动手吧。

这就像赌博，我这也是孤注一掷，倘若对方是彻头彻尾蛮不讲理的亡命徒，我只有听天由命，输掉我的手臂、面容甚至生命......

沉默了良久，摇匕首的小哥再次开口：哥们，佩服。你说得很对，这个事搁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干哪。行了，大律师，后会有期。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自己无法看清楚自己，但我敢肯定，皎洁的月光下，我的脸色因恐惧而变得煞白。

就是这一场虚惊，使得拯救行动出现了重大转机。虽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原告雇凶，但所有相关人士都心知肚明。这不但更激起了33户的愤怒，连那些固执己见的相关领导，也不由得放弃了原来的态度。

中山公园里，樱花盛开。游园的人们不停闪动着相机的快门，极其忘情地留住那灿烂的一瞬。

第二次听证会就在这个灿烂的季节开始了。

受俞书记的委托，分管市长主持听证会。与会人员的观点渐渐地趋向一致——在省高法再审之前，尽可能完善地解决33户的问题。

适逢那片棚户区整体拆迁，居民们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33户均按产权人待遇安置新房；由政府出资，给原告每人补偿20万元。

拯救行动圆满结束，但是因那些......的事件留在心灵最深处的阴影，却总也挥之不去。就在33户回迁的时候，鞭炮燃放已经解禁，所以那年的春节，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我们久违的热烈和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