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的寂静

1

过蛇山，从黄鹤楼下北行数里，老武昌城东南角，有三座小山岗。很多年前，其中两座被围在老武昌的城墙内，相互依拱，城墙就沿其中一座山脊修建，那座山名叫螃蟹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虽然我一直觉得，螃蟹岬不怎么像是山的名字。同样无法考证的是另外两座山名，一座叫凤凰山，另一座叫花园山，上百年了，沿用至今。

昙华林，就在这三座山形成的狭长地带中。

昙华林是如何被我知晓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人的生命中总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有些东西专心去记，总是忘记，而有些东西却如天外飞仙，一梦醒来，发现它牢牢待在脑海中，怎么也忘不了它。

可昙华林为什么叫昙华林？或许它以前叫昙花林也说不定。我这么想，郭沫若也这么想过。郭沫若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昙华林和佛教传承有关，所以很多人认为“昙华”二字应是印度梵文的译音，而“林”应该是“居士林”的简称，遗憾的是，郭沫若在昙华林居住的那段时间，正是1938年武汉抗战的紧张时刻，他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工作何其繁忙，再加上和于立群的爱情婚姻，此一提，也就是一提而已。抗战之后，他也再没有为此作进一步的考证。

昙华林名字的来源从此成了昙花一现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寻不到踪迹。不过我想，昙华林多少还是和花有些关系吧？虽然现在的昙华林看不到一朵昙花。但仔细想想，昙华林几百年来，一直是深街小巷，高墙大院，那些古巷人家，谁不喜欢植花种树，花开之时，家家户户置坛与户外窗台，引出些墙头马上，人面桃花的故事，恐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是历史的烟云，总会在某些时候聚散、模糊一些事情。该模糊的，就让它们模糊掉，毕竟人们喜欢的昙华林依旧存在。这有点像喝酒，酒已入腹，瞬间散之四体，绵长的韵味，却还在唇齿间残留。

2

我喜欢下午三点的昙华林。

阳光笼罩下的昙华林，有着阴影中的光亮和难以分辨的叹息。从仁济医院出来，可以看到依山而建的青瓦小院，门口是散乱的花坛，自行车靠在梧桐树下，前轮微微倾斜。围绕着瑞典领事馆的民居错落起伏，互为参差，一派祥和的市井风俗。

从任何一条麻石小巷走进去，都是幽深而又弯曲的，走进去，就不知道会从哪里走出来。阳光在墙壁上留下斑驳的影子，那些墙壁上有苔藓，偶然风一吹来，墙头草在下午的阳光下摇晃，好像已经活了好几世。想当年，这阳光也照耀过陈独秀的下午，照耀过老舍和阳翰笙的下午，照耀过刘静庵、黄吉亭、胡兰亭、张纯一、周苍柏的下午。在那些和现在一样的下午里，有人在写诗，有人在宣誓，有人在牺牲。

我很喜欢这样的下午坐在昙华林。在下午三点的阳光里，昙华林的周围是胭脂路、棋盘街、云架桥、粮道街、双柏街，尽是些一听名字就让人喜欢的老街道。

昙华林像个公主，端坐其中。

有一天在网上浏览，无意间发现一则消息，说在鼓架坡２７号的宅院大门上发现了一块石匾，上面镌刻着“半园”两个大字，细看之，“半园”两字的右边还竖刻着一行小字，“民国十七年十月”，左边竖刻的一行小字则是“谭延闿”三字。据说，宅院最早的主人名叫胡炽，为清末夏口（汉口）厅最后一任厅长，又知他是谭延闿的一位朋友。其五开间（民居最高规格）的中式厅堂、朝南面对花园的格调，代表着主人的身份。谭延闿曾任湖南都督、国民政府主席等职，能获谭的墨宝，足见胡炽面子之大。

胡炽是谁，我并不很关心。但其花园起名“半园”到是甚合我意。某一日，心中忽然涌起对“半园”的思念，跑去找到看，早已经物是人非，不复当年。只“半园”两字依旧苍穹有力，法度井然，依稀可以看见书写者的功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下面门楣上用油漆喷了四个红色的印刷体大字“向阳院好”，我回头看看外面，下午三点，阳光灿烂，红小兵，大字报，公主成了奴婢，石狮成了四旧，半园怎么就成了向阳院？说不清楚。“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说的。

回家的路上我翻看相机，夕阳照着昙华林，像半园那时候的夕阳，温暖，如花香，照着昙华林的每一条街道。

3

我以为昙华林最好的地方，就是花园山顶的嘉诺撒小教堂。

那是一座孤单的修在花园山顶的建筑。古罗马建筑风格，大门拱形尖顶，忍冬草的云纹细腻入丝，屋檐是一道漂亮的弧形，窗户则是铁花扭成的太阳窗。它静静地呆在山顶，只有一条小石板路通向那里，除了它和现在已经损毁的天文台，并无别的建筑。

花园山不高，甚至只比对面仁济医院的老虎窗高一点点。夏天，山上满是高大的樟树和梧桐，树枝高过屋顶，树叶宽大如幕，从山脚下走过，不仔细分辨，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

小教堂是孤单和寂寞的。这一点，只有深夜坐在它身边才能体会到。但我宁愿相信，那些在1888年修建它的人们，也许同样知道它的孤单和寂寞，那些从教堂的钟声和哥特式尖顶下走过的修女，恐怕多少也知道一点。

据有限的史料记载，1862年至1923年的61年间，武昌花园山一直是天主教的中心。1926年，北伐军快打到武昌城时，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将该会在武昌的修女全撤到汉口，至此，嘉诺撒仁爱修女会在昙华林的历史便画上了句号，直到1951年政府正式接管。“文革”期间，花园山上的嘉诺撒武昌会堂，曾被一个称为“反帝风雷战斗司令部”的造反派组织占用，由于这里交通不便，该造反派组织在此时间不长就搬走了，嘉诺撒武昌会堂便从此闲置，甚至一度成为仓库。

如今这里，靠山的南面是两排中医学院的家属楼，西面是两栋更高的居民楼，紧挨着残损的天文台，把阳光挡在外面。也只有入夜十分，天气晴好，从树叶的缝隙间，还可以望见几颗疏朗的星星，对面的医院已经空闲出来，所有的窗户一律关闭，没有灯光。春天一到，山下街心花园开满月季，篁竹掩映中的教士公寓被改造成了咖啡厅，重新修缮的老街，有汽车通行，转角处，亮起仿旧的路灯，一切似乎回到一百年前。

但嘉诺撒小教堂依旧孤单和寂寞，修女们的脚步声还在回响。只是没有人晚上来到这里，也没有人想从这里俯瞰昙华林。它已经很老，很旧了，像放在抽屉中的日记本，落了灰尘，封面都已泛黄，想翻看它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4

1938年，郭沫若和于立群结婚了。我对历史人物的爱情纠葛不甚了了，只隐约知道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姐姐关系复杂。世事变迁，斗转星移，战争会改变许多事情，不仅能改变一个城市的命运，只怕人的心性也会因此而产生变化。家国多难，书生如何意气？看看那时候出没昙华林的文人们，或可略知一二。

昙华林在那段岁月中，为诸多风流人物搭建过一个巨大的舞台。套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如果武汉是马德里的话，那么昙华林，就是其中的第一道防线。现存于武汉十四中校园内的三厅遗址以及现存于中医学院内的大部分建筑，见证了这一切。

有时候走在昙华林，从十四中的铁栏杆外望见三厅的尖顶，想起郭沫若就是在这里创作出《屈原》和《洪波曲》，心中一动，不禁微笑起来，那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

小时候读《洪波曲》，郭沫若写他年轻时坐火车，斜对面一个日本少妇用面小镜子看他，目动如紫菀花。当少妇从餐车回来经过他时，在他桌上放了一个苹果，不久便下车了。郭诗人叹——苹果落下了，天堂失去了。

呜呼，苹果落下了，天堂失去了。某一天黄昏，我走在昙华林，月亮早早的就已升起，而夕阳还照着三厅的木楼梯。我和另一个诗人下楼，看见一架飞机，从蓝天上缓缓飞过，尾气划过的天空下没有人走动，昙华林像极了天堂。

1938年1月的黄昏和那天一样，于立群对郭沫若说，如果你答应周恩来去三厅工作，我就嫁给你。

5

“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是姜夔在《扬州慢》中所写的景色，但我却无端端觉得这描绘的是老武昌时的昙华林。

台湾诗人郑愁予曾经在《武昌街东坡》中这么写：武昌街斜斜斜上夕阳的山岗一街胭脂的流水可得小心，莫把火艳的木棉灌溉成清粉的茱萸了

我私下怀疑这首诗是写胭脂路下的昙华林，只是昙华林从没有火红的木棉和清粉的茱萸。董桥当年在香港读了，只以为他要在台北的武昌街做童话里的老人，却不知在真的武昌还真有胭脂路和花园山。不过后来我了解到，台北的确有条武昌街，西门町的电影街就在那里。想一想，黄昏时，郑愁予“达达的马蹄”从武昌街头响过，遇见熟人就微微一笑，整条街上都有了乡愁的气息。

2009年春，去昙华林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天刚刚黑下来，气候正好，飞鸟可以从容归巢的那种好。街心花园的灯光渐渐亮起，并不刺眼，花也开的合适。坐在下面抽烟，听见舞台上传来低唱，音喉婉转，犹如天籁：“每一次的旅程都是向北，再转向东北，最后向东……”那是中国最好的爵士女中音费星的歌声。

散场后，昙华林下起了雨。再坐一会吧，有人对我说，人世间所有的寂静此刻都在这里。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留人的话语了，特别是在昙华林初春的烟雨画卷中，再饮一杯的请求谁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