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往事

往年往事犹如陈年老酒，随着岁月的流逝，更觉芬芳，更能酔人……

——作者题记

一

第一次出远门，是在十四岁的时候。

十四岁那年，我小学毕业，对未来茫然如一张白纸。一天下午，我在家门前的街边玩，学校党支部书记恰好从街边走过看见我，就对我说我考上了宣威农技校，要我到学校开证明在规定的时间去报到。

宣威农技校在县城三十多里的地方。三十多里的数，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感到非常的遥远，甚至有些恐怖。好在有一个亲戚比我长一岁，却与我以叔侄相称——我是叔，他是侄，他正好也在这所学校读书。还是一天下午，我在他的带领下，怀揣一纸证明，坐上熟人的马车，听着清脆的马蹄声，摇摇晃晃到了农技校。

农技校对我是十分陌生的。几排平房组成一个长方形的院落，像一颗印章镶嵌在一片丘陵环抱的平地间，一出门，就是一座座起伏的山峦，就是大块大块的庄稼地，就是大片大片的苹果园……

陌生的环境，让我感到新鲜和好奇。

农技校其实是一所农场，农场里有农场工人，有当时被劳动改造的人员。而学校办在农场里，自然也就成了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半天读书，半天劳动。读书只读初中的语文和数学，还有就是与农业有关的茶树和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农机的修理技术。作业本是不用买的，学校会发一些用白纸裁了订好的作业本。更令人高兴的是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伙食钱……老师说，这是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学生都是从全县各地推荐选拔来的……

此时的农技校只有三个班，一班是原榕城的农中班，二班是原板桥的农中班，三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学生就是从全县各地来的，都是第一次见面，相互之间都很亲热，确实让我们感到了这所新型学校的温暖。

未来不再渺茫。

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我们把农技校奉为心中一块滚烫的热土。

农技校是一块滚烫的热土。早上，天还朦朦脓脓的时候，哨声一响，我们就结合在操场上跑步，然后是上自习，然后是上课。吃午饭时，一般都是由伙食委员带领各小组长把全班的饭菜背来，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分发饭菜，各小组的同学就端着分好的饭围着菜盆吃了起来。那时候的学生伙食是有些简单，包谷饭、青菜、白菜、红豆酸汤是家常便饭，十天半月吃点肉，称之为打“牙祭”……饭后，我们就在老师或者农场工人的带领下下地劳动，俨然一个地道的农民；劳动归来，洗漱过，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惨白的气灯光下上自习。就这样，我们边劳动边读书，就有了栽过苹果茶树种过苕子点过小麦包谷的经历，就有了炸过石头挖过沟割过草摞过松毛的经历。直到今天，我还时时回忆起我们用手推车、用大洋铁桶拉水浇茶树的许多细节。记得在休息时，我常常会坐在山坡上的一棵今天说不出名的树下，用纸和笔描绘山上的茶树和天边的云彩，描绘弯弯曲曲伸向远方的小路，抑或涂抹一些抒发心中情感的稚嫩的诗句。直到今天，我还时时回忆在学校欢度1966年春节的情景，吃的菜也有肉，吃的饭却是荞麦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荞麦饭，苦得像吃药，老师说，这是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在外面过的春节……

农技校是一块滚烫的热土。每逢农忙季节额，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学校的师生们就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搞“会战”帮助收割庄稼，白天又是劳动，又是出墙报，又是放广播；晚上又是看演出，又是放电影，本来一块偏僻之地，却有着热火朝天的一股朝气。我还记得，在学校我看过电影《白毛女》、《地道战》，记录过电影中的音乐；我看过花灯剧团的演出，女声独唱“焦裕禄同志冒雪出了门”这一句唱腔的旋律，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底；我看过宣威一中学生宣传队的演出，有些演出的一招一式，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农技校是一块滚烫的热土。学校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带领下，常常排练一些节目到附近的栾房、灰洞、板桥和氮肥厂等地演出。最难忘的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就会用手推车拉着白菜、柴禾等物，去板桥区上慰问军烈属，而唱的就是董老师依照陕北民歌填词的歌曲：“菜呀！柴呀！送到哪里去呀？送给亲人军烈属”；最好听的歌是胡会计唱的《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歌声，唱得人们热泪盈眶……

农技校是一块滚烫的热土。一踏上这块热土，雷锋、焦裕禄、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人的名字，如同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燃烧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了学习崇拜的偶像。学习的紧张，劳动的艰苦，让天真的我们在紧张艰苦的时候，能自然用英雄的精神来激励自己：有一次种冬小麦，天上下着凌星子，我们却还要在泥泞的田里一锄一锄地挖着，一撮一撮地种着，手脚冻得生疼，凌星子随着呼呼的北风打在脸上，像针戳一样难受，而我们的心里，因为有英雄作榜样而感到热乎；有一次，天上下着雨，我只身从距学校好几里地的地方背包谷，蹒跚走在山间小道上，耳听雨声哗哗，眼看山色茫茫，全然不顾雨水湿透衣服，全然忘记了什么是害怕，只想到我身上背的是集体的财产，是我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一定要把它背回学校。终于到了学校，一过秤，我背的包谷竟然有八十多斤，心里就别说有多高兴，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背这么重的东西，第一次背这么重的东西走这么远的路，我甚至为皮肤被晒黑而感到高兴，因为我感觉到我在渐渐长大……

在农校时，母亲来学校看望过我，父亲给我写过信，兄长给我写过信。

那时，母亲在一家食馆工作。终归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到学校不久，母亲就请假踮着一双小脚来学校，帮我缝衣洗被，慈母情深，至今不敢忘怀。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最有学问的人，不仅识文断字，还写得一手毛笔字，但是，因为身体孱弱，从我记事起，就是生产队的记分员，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开头总是这样写：“吾儿如面……”慈父之情，全让这四个字表达殆尽。

兄长是1964年入伍成为解放军的一员的，我记得我在一篇作文中写我和家人送别兄长入伍的情景时有这样的文字：“……不知为什么，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就因为这样的文字，我的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兄长是军人，给我写信就多了些铁血男儿的风骨，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今天，在我的抽屉里还保留有几封当年兄长写给我的信，其中有一封1965年9月19日的信这样写道：

“……农办中学是党办的，政策是好的，不会错的，有时也会出一点问题，不要怕，要顶得住，初到乡下时不习惯的，慢慢就会好的。的确，现在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读书不要钱，还吃得饱饱的，过去要有钱人家才读得起，穷人根本读不起，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

是的，农技校是一块滚烫的热土。我在这块热土上，收获着人生的成熟，收获温馨的亲情……

1998年，我们当年农技校的部分同学重返学校。世事沧桑，原来简陋的校舍已被几排整齐的楼房所代替，但是整个格局大致如初。校外那座曾经给我登高望远、为我放飞过理想和诗情的小山依旧矗立着，不说山上的一树一草，甚至山顶一块蓝天、一片白云都似曾相识。当年和我们早出晚归的农场工人，纷纷走出房舍与我们握手相见，他们没有客套，真诚的笑容笑出一脸的沧桑……

而我的思绪，却深潜在对这块热土无尽的怀念中，深潜在对往昔岁月无尽的怀念中……

二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大串联，至今很有些岁月了。今天，记忆已成碎片，碎片拼成的往事已然有些模糊，但我却不能不回忆，因为不回忆就有些辜负了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红卫兵的大串联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凡是红卫兵，只要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只要喊着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就可以成群结队走向全国，相互串联，相互沟通，并因此形成浩大的声势……

为了串连，学校革委会给我们出具了刻写复印的《串连证》，上面有我们的姓名、学校、籍贯等内容，串联的地点是全国各地。

为了串连，母亲为我缝制了装有炒面和白砂糖的干粮袋，姐姐为我缝制了绑腿带，然后再戴上印有“35.1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上綴有红五星的绿色军帽，俨然一个当年的红军战士，怀揣数额有限的钱和粮票，于1966年的中旬和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同学一行十来人，扛着红旗，排列成队，走出宣威城，经倘塘过杨柳，一路向北而去，踏上了大串连的漫长之路……

贵州的威宁，与宣威山水相连。抵威宁，记得是一个很冷的天，记得是住在县林业局的红卫兵接待站。这时候，我们结识了另一支来自宣威的红卫兵串连队伍，他们有当时榕城二小和虹桥某小学以及其他学校的老师，有县医院的医生，还有县文工队的演员。尽管我们在年纪上有差异，尽管我们此前互不相识，但因为同是宣威人，同是一个派，并有着同一个目标，我们便成了战友，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都结伴而行，就都在他们的带领下进行所谓的“革命行动”。

威宁县林业局长是一个瘦高的老同志，操一口北方话，好像是南下干部，却有些胆小怕事。局长的儿子是省城的大学生，也有一股子红卫兵的冲劲，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和我们发生了冲突，闹得不可开交，害得他当局长的老子一个劲地给我们赔礼道歉。

幺站是威宁的一个区。有一天，我们住幺站的红卫兵接待站，可能是因为伙食的价高还是因为伙食不合口味，第二天我们要走时，硬是把接待站的一个胖子“拎”了出来。被“拎”出来的胖子，低着头站在我们的面前，兜底是一个炊事员的样子，他在我们一个老师大声地斥责下，显得唯唯诺诺，显得极其卑微

——这两件事情虽小，却让我感觉到这大约就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了。我不敢说什么，心里却有些同情那个当局长的瘦高老头，同情那个和炊事员一样的胖子。今天，他们的样子还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他们真的很无辜，他们真的很可怜……

串联是辛苦的。串联的动力来自红军，来自于对毛主席的忠诚，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所经历的艰苦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贵州山高坡陡，冰天雪地，行走极其艰难。为了防滑，我们不得不花两毛钱给当地的老乡买一双草鞋穿在脚上，或者在下坡时干脆坐在地上往山下滑。公路上也有汽车驶过，驾驶员见我们走得辛苦，会停下车来叫我们坐车。但是，学红军怎么能坐车呢？我们不坐车，还要嘲笑坐车的同学是“坐车可耻”……

就这样，我们嘲笑着坐车的同学，坚持走路又到了毕节。

在毕节，天仍然很冷。我记得，我们住在毕节一中，刚一到下，毕节一中的同学们就给我们抱来被褥御寒，第二天，就有人来“串连”我们，请我们参加他们召开的一个什么会。会议地点好像是在毕节地委大礼堂，开会发言的态度有些激烈，并有人站在台上接受批判，而我们却冻得手脚冰凉，让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

几天后，我们离开了毕节。

1967年的元旦，我们是在贵州的黔西县度过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有些特别，它像刀一样在我的心上划了一道口子，所以我就记得。

这一天的上午，我只身一人上街闲逛。走到新华书店门前，只见书店开着一扇小门，门前站着许多人，一打听，才知道是在卖毛主席诗词，就排队买了一本。挤出人群，突然想到父亲。父亲爱读书，爱读戏文唱本，应该买一本送给父亲。这样一想，又转身挤进人群去给父亲买书。书终于买出来了，在清点钱的时候，才发觉钱包已经不在身上，当时就有些头晕。一起买书的人看我的装束打扮、听我的口音，知道我是串联的红卫兵，对我给予了同情，他们忿忿谴责小偷，他们指路要我到派出所去报案。我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当地派出所，除了得到些许安慰之外，其他一无所获。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是这样写的：

“……这种事情我确实想不得会转到我的头上！看样子这种事情是无法挽救的了……”

——十六岁的年纪，文字是简单而稚嫩的。

——十六岁的年纪，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感到十分无助和无奈。

我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因为我想天无绝人之路，因为我知道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还有借粮钱的希望。

于是，我借助身上少许粮钱的支撑，硬着头皮和同学们继续前进……

我们抵达金沙县的时间是1月6日，一到接待站，就有红小兵来给我们表演节目，他们扛着红旗，端着毛主席像，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然后拉着我们要讲红卫兵的故事。我们离开金沙的那天，他们又来送行，还是唱歌，还是跳舞……40年过去了，我除了还记得那个送我相片的小学生叫游永芬外，其他的就都有些茫然了……

1967年1月7日，我们抵达遵义。

我知道遵义是红军长征路上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地方，我知道我们“35.1”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根据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的时间而取的名字。我更记得到遵义的当天晚上，整个遵义城的红卫兵，不论来自哪里，似乎都在执行一个什么命令，似乎都有着统一的行动：大家打好绑带，戴好袖章，背好背包，排队出城，然后又排队进城，说是学习当年红军进遵义城的样，接受遵义人民的欢迎。我不知道整个遵义城的红卫兵到底有多少，但是，整个遵义城的红卫兵集合起来，就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城或者进城，速度极其缓慢。我记得那天晚上，正下着毛毛细雨，本来连续的长途跋涉就被透支了许多体力的我们，在遵义人民的欢迎声中，背着背包，扛着红旗，行行走走，走走停停，又穿街，又过巷，显得疲惫异常。队伍只要有那怕几秒钟的停顿，就有人要打盹，就有人要在别人的推搡下才能醒过来跟上别人的步伐继续前进。

我自己就几次在别人的推搡下醒过来又蹒跚跟上队伍继续前进。

我也几次推搡过瞌睡中的同伴跟上蹒跚前进的队伍……

我们在遵义住下了。没有事，我白天就四处走走看看——看学校的大字报，看满街的标语口号，看当街举行的所谓大批判会……

遵义是一个不错的城市，但城里有茅草房就令我有些惊讶，怎么城里也会有茅草房？

遵义会议纪念址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串联的目的。我参观过遵义会议纪念址，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就盖有鲜红的参观遵义会议纪念址的纪念章。

在遵义，我们一共逗留了十天的时间，1月17日我们到了桐梓县，住县总工会。

19日那天——这是我根据当时零星日记回忆的——我怀揣一张刚要到的乘车证高高兴兴走出接待站，来到桐梓火车站排队准备买票。片刻，有一女生朝我走来，她问我这车是到那儿的，是到遵义还是到重庆。我说是到重庆的，不到遵义……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

这女生个子不太高，圆脸白里透红，黑衣黑裤，显得精神。她告诉我，和她一起串联的同学，有的已经先到了遵义，她和几位同学正准备去遵义和她们会合，她还告诉我她叫傅登华，是四川铜梁县某中学的学生……

因为有事，我放弃了买票的念头。傅登华要到6点才能买去遵义的车票，而此时还是下午一点，时间还早，她就邀我坐到一边去玩。

当天，我和她及她的同学在一家红卫兵食堂一起吃了饭。

晚上七点半钟，是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我去找她，她正在红卫兵食堂里帮忙搞服务。就在食堂里，我们又说了许多话。临别时，她执意要送我，我们就一起来到街上，并肩向我所住的接待站走去。她的步履矫健，走得有些快，我有时还跟不上。快到接待站时，我们都意识到分别在即，我和她都有些依依不舍。

然而，依依不舍终须别。分别时，我送她一本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相互叮嘱串联结束后一定通信联系。

此时已经夜深，我呆呆望着她消失在夜幕之中……

我终于只身一人到了重庆，时间大概是1月21日。

我们这支红卫兵队伍，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变得支离破碎的，我只记得我好不容易爬上了从桐梓开往重庆的火车，蜷身在过道里，透过过道的缝隙看着过道下面飞快流逝的轨道和一根根枕木，哐哐噹噹、心烦叨叨地到了重庆。

到重庆的时间应该是在深夜，我昏头昏脑地下了车，见四周是灰蒙蒙一片，只有一盏橘黄色的“街灯”有气无力地撒下些微弱黄色的光。我们集合在车站的广场上，把背包放在地下坐着，等待安排该去的接待站，既可怜又狼狈……

时间在等待中一分一秒地逝去，天也渐渐有些亮了，我才看清，适才间我眼中的那盏橘黄色的街灯，原来是一个半圆的月亮……

砂坪坝杨家坪长江剧场——这就是我在重庆住了15天的地方。

长江剧场肯定上演过许多生离死别的故事。而此时的长江剧场，却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两根条椅一搭，一张凉席一垫，就是一张可以栖身的床。

长江剧场的过道处，放有一张乒乓球桌，南来北往住长江剧场的红卫兵，无事就可以在这里挥拍玩耍。在重庆的日子里，我有许多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1月27日这天下午，天好像下着小雨，我和许多红卫兵在打乒乓球，见几位红卫兵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从球桌边走过，径直走进住宿的地方……

第二天，这几位红卫兵又出现在球桌边，和我们一起打起乒乓球来……

几天的时间里，球来球往，我们也就熟了。我们熟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不仅打乒乓球时见面，就是在吃饭时抑或早上洗漱时也能见面......

我因为在黔西县丢失了粮钱，一点点零散的以及从接待站借的为数不多的粮钱，常常是一分钱当作两分花，一般是不敢乱用的，买菜吃饭就很节省。有一天，水莲、纪平她们见我买的饭菜很少，问了起来，才知道我的情况，几个人就凑了15斤粮票硬要我收下……

2月2日的晚上，是我们分手的日子。因为要分手，我们聚在一起，互相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地址和姓名，互相赠送了相片和《毛主席语录》、笔记本等物。也就是2月2日这个被我称为月双日也双的日子，让我刻骨铭心，让我在以后的四十年间每逢这个日子，都要写一些关于这个日子的话……

她们是陕西省留坝县中学六八级的同学。后来，我为她们写过一篇《难忘人生一段情》的长篇散文，总以为写下这篇散文就可以把她们忘记。然而，我错了，因为直到今天，我还在执着地写着关于她们的文字。我甚至还记得，那个梳着运动头、叫水莲的同学，常常跳进球桌不远处的一个坑里为我捡乒乓球，她明亮而有些忧郁的眼睛今天还扑闪在我的心里；那个叫纪平的同学挥拍时，不小心打在我的脸上；光莉呢？她说她已经收到我寄给她的钱决定要到云南来可是她终究没有来，成了我一辈子难予割舍的挂牵……

应该是1967年2月8日的上午，我乘坐的火车终于停在了宣威火车站，当时东山寺的皑皑白雪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怀着返家的激动心情，走过田间小道，走进我所熟悉的小巷，走进我所熟悉的小天井，首先扑进我眼帘的是母亲勤劳的身影——此时的母亲，正躬着身子在天井里晒着糯米面，被母亲用刀切成片的糯米面，盛在一个大簸箕里。簸箕里白生生的糯米面，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白雪一样夺目的光芒……

邻家大嫂对我说，母亲天天流着泪念着我的名字，因为红卫兵串联常有失踪的事件发生……

我止不住心里一阵发酸。

我在心里呼喊着：母亲，您的儿子回家了！

三

1966年以后的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宣威紧跟“时代”，也作出了些不大不小的动作，在宣威的历史上留下了些组蛛丝马迹：交通门外射向东风旅社、东风食馆的清脆枪声，让人心有余悸；停在榕城三小干缩了的尸体，至今还在眼前晃动；手榴弹炸出来的“6.5”事件，相信有许多人还记忆犹新......

这些恐怖的画面我都见过。

这些恐怖的声音我都听过。

见过、听过之后，我就随表哥悄悄潜到距城五六十里地的乡下姨妈家躲了起来。

因为我害怕。因为有人说派性斗争，最逗人恨的就是派别对方参与搞文艺宣传的人。

姨妈家居住的这个村，像许多村庄一样，也有许多稻谷的拔节和成熟，也有许多树影的婆娑，只是人口太多，饮水困难，遍地的松针覆盖着村间的大路和小道，逢雨天，走在上面，犹如走在松软的地毯上，不过稍不小心，就会有泥水从松针缝中往上窜溅在裤脚上，很烦人。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都不太富裕。我在姨妈家十天半月，很少吃过米饭，吃得最多的是洋芋。每天挨近吃饭时间，姨妈或者表哥、表嫂就会刮出一锅洋芋煮熟，就着酸辣椒或者干酸汤，也吃得津津有味。最奢侈的饭菜，恐怕就是泡一碗红糖水，煮上几根面条，然后把煮好的面条挑在红糖水里吃。

生活的艰苦，在我们这种年龄，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一天到晚，要么和几个侄女、侄儿一起玩，要么我独自一人在村前村后走走看看，抑或独自坐在树下，看树叶的飘落，听小鸟的鸣唱，搜肠刮肚在笔记上写下些给自己散闷的幼稚的文字：

“萧萧落叶响，

秋风吹更凉，

往昔岁月峥嵘稠，

而今更惆怅。

乾坤之宏大，

亲人在何方？

但愿忠魂一处合，

携手诉肝肠。”

……

时间过去了好些天，去城里的表哥回来说，城里没有哪样动静。吃过姨妈家许多洋芋包谷饭、看过农村许多风光的我，又随着表哥的脚步回到城里的家。

回到家的我，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想起我们那个红卫兵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因为自从以后，就像一片淡淡地云烟，那个红卫兵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我时时想起的那个红卫兵组织的宣传队，是由宣威一中、板桥农校、宣威二级批发站的文艺骨干组成的，都是一伙风华正茂、吹拉弹唱各有特长的年轻人，因为派性而走到一起来了。何为派性？派性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肯定是陌生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人来说，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说清楚。比方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党性，党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在那个时代，派性取代了党性，“派性”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除此之外，就是天王老子说的也不听。

当时的宣威，红卫兵组织名目繁多，什么“35.1”、什么“东方红”、什么“大西南”，尽管五花八门，其实就像刀切豆腐一分两半：八二三和炮兵团，简称“八派”和“炮派”，而且各有“派歌”：八派唱的是“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炮派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一个铿锵激昂，一个委婉情深，都自诩捍卫毛泽东思想，却又水火不相容。

我在学校加入的是八二三，我所在的宣传队当然就是八二三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宣传队的活动是脱产的：学生不上课，职工不上班，整天集中在宣威一中的一间空房里排练，歌唱的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舞跳的是“五好红花寄回家”，笛子独奏吹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样板戏演的是《沙家浜》刁小三抢民女的片断，有趣，好玩，根本顾不了上下堡街雪花飞舞般的传单和街两边白花花的大字报。

上山下乡演出，是我们的任务，因为这是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绝好机会，我们演出的足迹也因此刻写在西泽、文兴、灰洞等地的山水之间，我的脑海里也因此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彩色记忆。

有一次，我们去灰洞演出，吃饭是在一个姓高的老乡家里，盛饭时，主人家总是不让我们自己盛，主人家年纪和我们差不多的女儿，总是在我们碗里的饭快完时为我们先盛上白米饭，而他们碗里的却是包谷饭，我们觉得有些奇怪，便坚持自己盛饭。我们走到甑子边，才知道甑子里的饭有两层：上层是包谷饭，底层是为数不多的白米饭，盛给我们的就是底层的米饭，是对我们这些城里人的特殊照顾。因为在当时，吃米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主人家为了我们，大概是把留在过年时才吃的大米给我们吃了。我们心灵受到了某种震撼，感到十分不安。我们当时肯定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离开这家人家的，但是却记不住是否给这家人付了足够的饭金。今天，我实在忘不了这家人待人的厚道，忘不了为我们盛饭的姑娘的面容，更希望这厚道的人家，待客再没有捉襟见肘的尴尬……

西泽，是距宣威城六十来里的一个区（即现在的一个乡）。那天，我们背着行李，带上乐器家私，徒步向西泽进发。傍晚，我们来到当时还属于榕城区的靖外村，在村里歇脚时，村里的负责人盛情款待我们，要我们当晚就在他们村里演出。搞文艺宣传，有演出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匆匆忙忙画好妆，叽叽嘎嘎调好弦，呼呼哧哧打亮汽灯，红舞绿唱地演了起来……

演出结束，我们没有在靖外住宿，而是踏着浓浓地夜色继续前进……

有一件小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我们住在西泽区政府，有一天在办公室画演出用的国民党军服上的领章和帽徽，离开时，把画有领章帽徽的报纸丢在办公室。只一会，区武装部的同志就来根究，害得我们费了不少口舌才解释清楚。这种觉悟，现在想起来，还是令人佩服。

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对西泽的山水都有着明晰的印象，都有着特殊的好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时候的我们，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反而还要倒贴饭钱粮票，凭着一腔热情，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一种单纯的信仰，宿露餐风，串寨走乡，苦也有，乐也有，把我们十多岁的花季人生，调和得有滋有味，装点得色彩斑斓。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份当时在西泽巡回演出时的里程表，觉得有必要把它抄录下来：

“……

四月份

1日、新店公社红石崖2队（7.5公里）

2日、新店公社大梁子1队（3公里）

……

8日、务德（4公里）

9日、庶乐公社驻地（7公里）

10日、11日庶乐公社大坪子（4公里）桂花箐（5公里）

……”

这份记于1968年的里程表，是我们用青春的汗水书写的，是我们用火热的激情书写的，因此，西泽的山水就注定要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注定要时时出现在我的文字中……

我再一次想起在文兴区的演出，时间是1968年的5月份。

这天下午，我们到某公社（即现在的村委会）演出。吃饭前的时间，夕阳晚照，风光无限，我在公社门前的一个草堆上玩，这时有两个女生走出公社的大门。这两位女生都是宣威一中的学生，稍高一点的钟姓同学，身穿白色衬衣，脚蹬一双白色塑料凉鞋，另一位刘姓同学，身穿草绿色的宣传队服装，她们正说着笑着朝我走来。这时，刘姓同学站住了，只有钟姓同学走近我的身边，她喊我的名字，并递给我一样用纸包着的东西给我便走开了。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红糖，我知道她是给我滋补身体的，但我不好意思收，我想把红糖还给她。我喊着她的名字朝她跑去，她却回头给我一个微笑，然后跑下前面不远的一个山坡下，不见了……

我没办法，一回头，却见刘姓同学站在公社大门前发笑。我向她走去，拦住她，请她把红糖还给钟姓同学，她不肯，笑着朝钟姓同学跑的方向跑去……

我拿着糖，呆呆地站着。良久我抬头，又见钟姓同学和刘姓同学出现在前面的山坡上，我感觉得到她们在朝我望着、笑着……

这一天我永远记得，时间是1968年5月26日。

还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村里演出，途中遇到了大雨，就又回到区上我们住的一个四和院的小楼。此时，我们的衣裤都湿了，脚上满是泥浆，我们坐在小楼的屋檐下，把脚伸出让滴滴答答的檐水洗涤脚上的污泥。时间在滴滴答答的檐水声中一分一秒地流逝，同学们也渐渐回到宿舍，屋檐下只有我一人，虽然脚已洗净，但是我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因为我没有换脚的鞋子，只好坐檐下听檐水而思忖……

有人悄悄喊我的名字。

有人把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放在我的脚边。

是她——我回头，见身穿白色衬衣的钟姓同学，正站在我的身后，笑了笑，然后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到此刻的时间多么温馨，感到此时的檐水多么温柔。因为，是她在灰洞演出时曾经把半碗豆浆稀饭倒在我的碗里，是她几天前曾经给过我一块红糖要我滋补身体……

十多岁年纪的我，此时止不住心猿意马起来，觉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美妙的时刻，害得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写过许多文字记录过这段往事，记录的文字中我把她称作“白莲花”……

后来，“6.5”事件一颗手榴弹，“炸得”我们烟消云散，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的照片，这个八二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成为我记忆中时时回忆的往年往事……

说说我记忆中的“6.5”事件。

1967年6月5日的一天下午，我在家门口不远处的一家旅社看热闹。旅社本来不大的门，蜂一样挤着许多人，随着你推我搡的人群，从旅社的门里传来一声声嘶哑的争吵声——这就是八派和炮派的大辩论……

大辩论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也是文革时期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大辩论是不分时间地点，不分亲朋好友的。只要观点不合，别说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或者说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在街头路尾撞见了，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就会点燃一场辩论的大火，就是一家人也会在饭桌上争论起来，根本忘记了夫妻和睦、长幼有序的古训。因此，师生反目、夫妻离散的事，在那时并不少见。

旅社门里高一声低一声传出的辩论声，勾魂一样引得我也一个劲地往人群里钻，因为我想趁火打劫喊上几声，似乎只有这样才不白当一个八二三战士。这时，父亲喊我吃饭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我只好悻悻挤出人群往家走，还没有进小巷，就听一声闷响，回头一看，原先挤在旅社门口的人已作鸟兽散，有人背着伤员就往医院跑……

后来，就有人说，有人拉响了一颗手榴弹，拉响的结果就是有一人炸飞了一条腿，有一人炸破了肚子……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6.5”事件。

四

文革时期，有许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十分认真严肃地事情，比如跳忠字舞，比如书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满街的大字报……

那时候开会，时兴的是万人大会，因为要造声势。每逢开会，全城倾城而动，上下堡街就成了人的海洋，人们以单位、生产队为单位，组队“浩浩荡荡”向胜利广场走去，男男女女们，有的拎着小板凳，有的则双手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随着“敬爱地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声，跳起了忠字舞。跳舞者谁？竟然大多是些小脚妇女！看她们左一下，右一下，转身再转身，一招一式，显得十分的认真。当时，这种现象的出现，给人的感觉是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现在想想，是有些滑稽而可笑。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写过、读过、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本来，写过、读过、背诵过毛主席语录，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因为方法的不同，就具备了些回味咀嚼的价值。

还在板桥农校读书时，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生方设法找来些红色的塑料布，剪成两三寸大小的方块，用黄油漆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别在胸前，并以此为荣。

学校如此，单位如此，家庭也是如此。

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在生产队任记分员，一生与世无争，而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记得，那时候的父亲，就很有兴致地把我们家门面的板壁用油漆涂抹成红色，再一笔一划地书写上毛主席语录，以示对毛主席的忠诚。

我很为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我学着父亲的样，在我家的大门上，写上一个大大的忠字，还用方格放大法，画过毛主席的像，用白纸“狂草”过毛主席的《沁园春》贴在墙上……

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难得理解的是，出门上街，冷不防会有一个臂戴红袖套、手握红缨枪的红小兵出现在你的面前，先向你敬个礼，然后要你背上一条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一般是不会放你走的。在那个时候，背不来毛主席语录是很丢人的事，所以我们总要背熟一二条毛主席语录，作到胸有成竹，方才敢出门上街。

至于在作文里写一段毛主席语录，借以表示自己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态度，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记得在板桥农校读书时，就因为在作文里引用了毛主席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分子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样的话，不仅作文成了学校教授语文的范文，我还被推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上台宣讲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也算是出过了风头。

大字报与大辩论一样，都是文革的产物。当时宣威城最热闹的就是上下堡街，这也是大字报最具宣传力的地方。当街的单位，造反派往往把自己单位所谓的当权派的种种隐私抑或工作中鸡毛算皮的事兜根兜底用大字报的形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的造反派组织，也往往把攻击另一派的文字用大字报的形式书写出来，供人们阅读。也许这还不解气，就有单位或组织在当街的两边用木料搭建起了大字报专栏，共张贴大字报用。有时，今天这一派刚贴的大字报，第二天就又让另一派的大字报所覆盖，这必然又要引来一番大字报的战争，要么你“砸烂他的狗头”，要么他把你“踩翻在地，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那时候，我总喜欢在饭前饭后在街上溜达，总喜欢挤在大字报专栏前的人群中，读过许多的大字报，领略过许多大字报的别样风采……

我也写过大字报。

文革时期，我所就读的板桥农校，不大的校园，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贴满了大字报，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也搞得紧紧张张；很欣赏我的作文的陈姓老师投井自杀，很有才气的董姓老师被揪了出来，因为他生活腐化——背地里煎过荷包鸡蛋吃，还因为他在抄写革命的大字报时，把“毛泽东思想”写成“毛泽思想”，被戴上了污辱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而什么“燕山夜话”、什么“三家村黑店”、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什么“海瑞罢官”，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和名词，此时也渐渐为我们所熟悉……

就这样，大字报铺天盖地，写大字报代替了写作业。

就这样，“造反有理”的口号震耳欲聋，口号声代替了读书声。

就这样，原本简陋的校舍门窗被拆得更加简陋。

就这样，我们用汗水种出来的玉米，连棒带籽被投进火堆里起暖……

我生性有些懦弱，不敢作太出格的事，却自恃有点才气，在两派的论战中，喜欢舞文弄墨，追波逐流写过一些类似大字报的文字：

“山穷水已尽，

身困楚歌中，

举首无言真慌恐，

四面起悲风。

昔日威凛凛，

甘当小爬虫，

黔驴计穷谁料到，

捉鳖于瓮中。

——这是所谓的《卜算子》。

小丑跳梁不自量，

乌云岂能遮太阳。

革命战士唱葵花，

狂飙送你上天堂。

梦里还把豪杰充，

醒来却在床上头。

撕去破旗假面具，

鸡蛋壳里充英雄。

——这是所谓的七言绝句。

这些以诗词的形式出现的大字报，淡淡的才气中透出的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天真与无知……

五

1968年底，我回乡了，怀揣一本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毕业证书，成了中国千千万万回乡知青中的一员。

1969年的3月2日，我在参加生产队的第一天劳动后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今天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虽然心里极不情愿，但为了今后的生活，我只有低着头，忍受着……”

对前途的渺茫和对前途的渴望，又像一片云彩笼罩在我的心头。

在生产队，我薅秧割谷搂松毛，全然一个农民，不过多了一顶回乡知青的帽子，除了劳动，还发挥特长为生产队书写墙报标语，在劳动的间隙为社员读报纸、带头喊口号，让社员对我这个回乡知青刮目相看。

在生产队早出晚归地劳动，总觉得没有多大意思。1969年的5月，我有幸和生产队的一些人外出去作小工，又出了一次远门。当年的外出作小工，跟今天的外出打工，意义上有同有异。都是打工挣钱或工分，这是同；现在打工凭心所愿，而当年打工要靠关系，这是异。我能外出打工，实在是靠了父亲是生产队记分员的特殊关系，因为外出打工不仅能挣工分，还能分点零花钱，外出打工在当时就成了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

我记得，我和邻居的一个伙伴从宣威乘火车到昆明，几经辗转（当时交通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到了楚雄，最后来到远离楚雄的云南燃料二厂，开始了艰苦的作沙浆、挑沙浆、搬砖，抬瓦、挖土方的工作。作小工，不仅工作繁重，而且生活艰苦，经常吃的是米汤泡饭，偶尔有点肉，真的很馋人。

我们工地上，常有几个孩子来玩，她们是燃料二厂职工的孩子，天真活泼，操一口北方话唠唠叨叨地给我们讲她们家乡的好来。河北的安素霞讲河北如何如何好，山西的孟爱香讲山西如何如何好。当我们问她们云南好不好时，她们都说云南山大，还有豺狼……为了要我们的毛主席纪念章，她们为我们跳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今天，她们的名字还收藏在我的笔记本里，而她们的相貌却经不住岁月之水的洗涤，早已模糊不清了……

因为所承包的工程不理想，入不敷出，等不得工程竣工，我们就匆匆返回昆明。因为我是第一次到昆明，对昆明的一切就感到新鲜。在游览过翠湖，游过大观楼和昆明动物园后，我在笔记本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走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绕过绿树红花，蹬上假山，啊！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湖风吹来，带走了一身的疲乏；极目远处，湖水无垠，随风摇摆的柳絮好像是在湖面上起舞。现在我才知道古人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含义了。

下了山，又看了花，望了景，亦觉疲乏，躺在凉亭中更觉舒服，此时应该有诗：

湖面风舞柳，

足下镇此楼，

吾欲醉其中，

长醉不知愁。

……

好不容易坐上了小船。

我们努力划着小船，小船不时穿过桥底，不时又沿着湖岸缓行，在后面留下一圈圈波纹。岸柳、石桥的倒影不时被我们搅碎。其实，我们不是在水上划行，而是在一块碧玉上航行，看——这蓝天的倒影不就是一块无沿的碧玉吗？

船上的游客不时的朝我们善意的笑着，浅滩的地方，几个女孩在那里捞水草，我高兴地帮她们捞了几下，也很有味。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就会想到‘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句来……”

——这就是我最早关于昆明的文字，也是至今我关于昆明的唯一文字。

六

现在的宣威市体育中心广场，曾经有过一个很“革命”的名称——胜利广场。

早些时候，胜利广场只是宣威城老北门外一片肥沃的土地，春种秋熟的玉米和大豆，簇拥着三三两两的孤坟野冢，多少有些阴森恐怖。后来——也就是20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为了修建贵昆铁路，这里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的停车场。早早晚晚，这里都有车出车进的热闹，汽车声在充满气油味的空气中飘来荡去……

贵昆铁路修通了，铁道兵部队也走了——“背起了那个行装扛起了那个枪，铁道兵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到哪里去呀？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踏着铿锵的节奏，追随悠扬的旋律，铁道兵部队离开宣威渐去渐远，陡然之间留下了一个空旷的广场，给宣威人民一种“人去楼空”的惆怅与无尽的思念……

后来，这里就再也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后来，这里就成了“人防指挥部”的所在地，几间简陋的小平房，毫无怨言地驻守在广场的四周，空旷的广场倒成了我们饭后闲逛的地方，成了我们看露天电影的好场所。

再后来，广场坐东朝西耸立起一座颇为壮观的建筑物，两边墙上鲜红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字赫然醒目，一个“胜利广场”的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

“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胜利广场也算“生逢其时”，从此就成了宣威举行重大活动的重要场所。

从胜利广场到体育广场名称的更替的过程中，这里曾经轰轰烈烈上演过一悲一喜两出让人刻骨铭心的大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胜利广场举行。上午11时许，参加追悼大会的人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抬着花圈，排成长队，在沉重的哀乐声中，迈着沉重的步履，陆续来到胜利广场。

庄严肃穆地胜利广场，主席台上中央数十丈宽大的白色幕帐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大幅遗像，主席像上面的横幅黑底白字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一排大字，主席像两边的墙上用黑布缠裹着，上面挂着白色的绣球，台前放满了花圈，一排排青松上缀满白色的纸花……

下午3点整，追悼大会开始，电台和电视台转播了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随着喇叭里传出的哀乐声，胜利广场就响起起一片哭声。哭声，不知是由远而近，还是由近及远；不知是此起彼伏，还是彼伏此起，陡然之间，就又汇成哭声的海洋。追悼大会结束，哭声似乎更烈，有的人穿着一身白色的素服，或坐在地上，或跪在地上，口里连声呼喊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泣不成声……

偌大的胜利广场，竟然盛不下因一位伟人离去后的巨大悲痛……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翻看当年追悼会的照片，那种悲痛还针尖一样刺痛为的心……

时光如水十八年。

十八年后的1994年8月18日，宣威大地点燃了撤县设市的串串鞭爆，擂响了撤县设市的隆隆鼓声，早已由胜利广场更名为体育广场的这片热土，竟然成了花的海洋，荡起阵阵欢乐的波浪。彩车气派，缓缓而行；方队整齐，步伐稳健。德德玛、蒋大为在这里放声高歌，杨丽萍在这里翩翩起舞……久久期待与久久盼望的情感，犹如火山喷发，在这里得到了毫无节制、毫无掩饰的渲泄……

偌大的体育广场，同样难以盛下人们撤县设市而引起的喜悦与兴奋。

先前的胜利广场与此时的体育广场，在有过大悲的大喜的经历后，自然就具有了人们对其进行仰望的价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20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聚集在胜利广场开“万人大会”，就曾经是宣威的一种时尚。不论是传达重要会议的精神，还是公审宣判，只要一声令下，县城所有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乃至学生和城郊的社员群众，便有组织、有纪律，浩浩荡荡地涌向胜利广场……

其实，这种开会的方式，效果并不理想。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营造出来的嘈杂，常常使得喇叭里领导们的讲话声若游丝，偶尔随风送进耳朵里的断章残句，也转化为一种“嗡嗡嘤嘤”之声而不知其所云……

我因为风华正茂在那个年代，有幸参加过许多这样的会议。其中有一次让我至今难忘，想起来就感到有些浪漫，有些温馨。

那是1976年（？）一天的下午，那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会，太阳热呼呼地照着胜利广场，人们聚集一起，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免不了要压低声音叽叽喳喳。我们的单位正好被安排在广场的最后边，那里坐东朝西、从南往北有一排低矮的小平房，有凳可坐，有凉可乘，有水可喝——因为同在一起开会的另一家单位，有人既和我们的人相识，又和居住小平房的人相识，也就有了许多的方便。为我们倒开水的是一位姑娘，她端庄大方而又热情，提着水壶在我们跟前走来走去为我们续水，还伴有一串串铜铃般的笑声。

我不知道姑娘是哪个单位的。

我不知道姑娘姓甚名谁。

姑娘的热情与大方，让我忍不住偷偷地对她多看了几眼……

那时候的宣威城，最热闹的街也就是上堡街和下堡街了，闲时在街上走走，总要碰上几个熟人朋友。那天，我走出上堡街的一家商店，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感觉到眼前总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仔细一看，竟然是在胜利广场开会时为我们续开水的姑娘，心里一阵窃喜，惴惴不安中朝前紧走了几步，大胆与姑娘搭上了话。十字路口，仅仅几句话后，又不得不匆匆分手。

我仍然不知姑娘所在单位、姓甚名谁。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念念不忘好像是上天故意赐给的一次机缘——那也是一天下午，我刚走出家门，就在街上碰到一位朋友，他生拉活扯要我陪他去一家医务室取药。

医务室坐落在下堡街的街尾处，是一个临街的庭院。进门，就发现穿着白大褂、负责打针拿药的居然又是在胜利广场开会时为我们倒开水、让我忍不住多望几眼的那位姑娘……

从此，我知道了姑娘的工作单位和芳名。1977年7月31日下午四点多钟，天下着霏霏细雨，我走出单位的大门，见街对面屋檐下一避雨姑娘的身影是那么的熟悉——是她，是那位我与她相识在胜利广场、工作在某单位医务室的姑娘。

怀着多少有点激动的心情，我鼓足勇气，请她到宿舍小坐，即可避雨，又可说话。

片刻，雨住了，她走了，带走了我送给她的两张电影票……

在爱情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我，隐隐感到这姑娘就是令我牵挂的一朵“巫山云”。

后来，我就买一些医药的书籍给她。

后来，我就频频地请她看电影看演出。

后来，我就为她写一些朦朦胧胧的诗。

后来，她就成了我现在的妻子。

再后来的许多日子里，一想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就会想到在胜利广场开会的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