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两位大师之间的智慧
管理学课堂感悟
本文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论述有力,通过对提倡概念形成对立的两位管理学大师的思辨开始着入,并引申出了许多可以通过自己的吸收和理解所能表达的感受,并可引经据典加以辩证,实是难得的创想和思维!编者给予郑重推荐,期待读者踊跃评论。
今天管理学课上,针对同一个管理学问题,陈老师引出了两位管理大师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位是当今著名的余世维教授,一位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诸葛亮先生,并启发我们结合自己观点,畅所欲言,发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和联想后,我确实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悟。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管理学问题:是关于领导者首先最应该做的事。两位大师分别将事件分为“重要”和“紧急”这两个维度,余世维倡导一个好的领导者最应该先做“重要而且紧急的事”,而诸葛亮则认为最先应当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
从上述两个观点中,我惊喜的发现,尽管二者的观点不同,但不同之中依然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先做“重要的事”。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下面思考将紧紧围绕这一前提。
那么,何为重要的事?重要之中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其实,“重要”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定量名词,而只是一个定性名词。同为“重要”的事,如果拿来比较,还是有“更重要”一说,也可以说是“没有最重要,只有更重要”。
那么,从两位大师都一致认为最应该先做“重要的事”这一观点上,我就可以大胆猜想和假设——两位管理大师其实说的都不完全对,或者说是都不准确的。
先从余世维教授开始,我认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将所有“重要的事”等同于“同等重要”。那么,按这样一个默认的假设,同样程度重要性的事,当然要做那些“紧迫的事”,所以,这个观点就显得无懈可击,而我之所以斗胆说余老的观点不完全对,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凭空来了这么一个“重要性相同”的假设,而现实的管理之中,即使是两件都很重要的事,也会有一个相对重要性。所以说,余世维教授的观点不完全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诸葛亮的观点,他认为应该最先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他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容器里怎样调整装“石块”、“碎石”、“细沙”和“水”的先后顺序,才能使容器里装的物体体积最大。他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比作“石块”,“重要而且紧急的事”比作“碎石”,“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比作“细沙”,“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比作“水”。按这样的假定,自然是先放石块,再放碎石,再放细沙,最后放水,这样可以使容器内一层层的空隙得到填补,又不会影响到大物块的放入,可谓是一个万全之策。然而,细细想想,他为什么把“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比作“石块”呢,而没有选择“重要而且紧急的事”呢?其实,诸葛亮也犯了一个同样主观的毛病,那就是凭空增大“重要性”的权重,他认为“重要但不紧急的事”都是长远的事,而“重要而且紧急的事”都是当前的事,“长远之事”的重要性往往大于“当前之事”,便顺理成章的推出了最先应当做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所以,诸葛亮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不完全对的。
那么,一个好的领导者到底应当最先做什么事情呢?先别着急,请笔者慢慢说来。
上面已经说过,二位大师之所以不完全对,是因为他们都犯了“想当然”毛病,先从“主观”出发,凭空来一个这样那样的前提(余世维认为“重要事情”的重要性都相同,诸葛亮认为“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重要而且紧急的事”),所以,他们都得出了一个看似正确而且无懈可击的观点,其实,这种正确是建议在“错误前提”上的“正确”。
一件事情的确可以分为“重要性”和“紧急性”这两个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所占的权重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是“重要性”的权重要大于“紧急性”的权重,那么,到底大多少?有没有特殊情况?这就不得而知了。
管理学之所以是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这两个不同的性质,就是基于“管理”这种有定性无定律的特点。管理的论点只能是一种大众性和普遍性的观点,而且是相对性的,没有绝对性的可能,同样一个管理模式,可能适于这个企业,但却不适合那个企业。这一点上,很像我们的“中药”,对同一病症,往往开出不同的药方,因为“病症”只是表现,真正的“病根”却是截然不同的。
同样道理,对于一个特定的企业,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并不应该在“余世维”和“诸葛亮”二人到底谁对谁错之间犹豫不定,而是应该辩证的看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两者兼而有之的思考,看自己所管理的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未来有什么具体的愿景?还应该从自己的企业角度出发,看是不是有能力“追求长远”,还是现在就“资金短缺”?而且,作为一个项目也好,任务也罢,看看到底是“重要性”和“紧急性”二者的权重各占多少,根据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和中层管理者的反馈意见,应该可以分出个差不多来,那么,这样实实际际的分析和判断远远大于照搬哪个“管理大师”要好的多,也受益的多。
说来说去,两位管理大师之所以犯了一定的错误,其实还是缺少“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基本思想做前提,而是犯了主观主义的的错误。
不过,话又说了回来,既然没有一个“实际情况”这个大前提作指导,那么,二者的观点也可以说是都正确的,因为不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
《易经》里强调“阴阳结合”,《老子》强调“中庸”的思想,其实,中国的文化就是一个相互包容、博大精深的文化,那么,中国本土化的管理,也会成为一个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的管理。通过这次小小的课堂思考,我却收获了好多,也感悟了好多,我相信,中国有五千多年灿烂的文化瑰宝,是绝对不会因满清的“百年停滞”而毁掉的,西方管理史也不过才两百来年嘛,中国人民携起手来,向先贤借智慧,问国学找出路,那么,中国的管理定能成为世界的管理,这一天,应该不会远了吧。
(注:文中的诸葛亮出自《水煮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