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断章

用两天的时间，断断续续把手头这本刚买到的《上学记》阅读完毕，此书是何兆武口述，文婧撰写的，记录了何兆武这个1921年出生的人在1949年建国之前历次求学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些过程中对那些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自我感知。

当然，引发我思考的最大的环节是其呆了七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保留下文化血脉的一所大学。

根据书中的介绍，在北洋军阀时期在中小学教育上基本没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大学更没有，原因是天天换领袖，铁打的地盘流水的部队，怎么灌输呢？仅仅是到了国民党时期才开始的，从童子军、三青团，跟现在的少先队、共青团一副德行，基本上一脉相承。从国民党的统治开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便开始甚嚣尘上，一直到今天的大陆，也是一种延续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民主义的理论，就跟今天毛邓三一样了，在大学内列为公共课。据，何兆武回忆，当时大学的反应并不怎么好，大家跟闹着玩一样。

1930年代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保护学生的，学生参加运动被逮捕，校长会去保释。梅贻琦，蒋梦麟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不能说他们多么虚伪，只要他们是做过，就是最好的事实。今天呢，我们连运动的权利都没有了，那么校长也不会劳神了。

西南联合大学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但每个老师上课的风格是迥异的，教材也不是指定的，并且除了国语，都是美国教材，那个时代已经这么进步了。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了无数的人才。而当时的环境是相当险恶的，日军天天来轰炸，物价飞涨，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上学不要学费。

除了教材的国际化之外，转系是相当自由的，何兆武先生就先后就读土木系、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在今天看来好像已经天方夜谭了。

尽管在困境中，抗战时期，人们都有普遍的仇日情节，但何兆武先生有过自己的幸福理论，那就是其一相信社会一天比一天向光明和美好的路子上发展；其二相信自己的人生会越来越美好精彩。这样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幸福。这也是当年作者的幸福观点。正是秉持这样的观念，才能够在那个七年里，只能念书，聊天，辩论的环境里，发奋图强。

当然，按照书中的观点，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也都是居高位的高雅者来写得。所以，很多个人的感受历史永远不会在正史中发现。我们只能在这样那样的书籍中寻找，而这些书籍中的描述可能跟正史有很大出入，但往往更加真实可靠些。

书中有一个情节，《高干子弟？》，颇有启发意义，作者讲到在联大的时候有很多今天看来是高干子弟的学生，在学生群体内跟其他学生一样一样，并没有因为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是蒋介石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就高人一等，相反，学习不好还是会受到鄙视。

如今呢，关系要用，老爸是干嘛的很重要，要是高干子弟更不得了，另眼相看是肯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

作者讲到，那是因为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导致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和明哲保身心理造成的，总想向高干看齐，或者能攀上一二，来了运动，也好保全自己。就是这样。

后来，联大解散了，但那些学生身上自由散漫的气息依旧还在，就如同作者一样，并没有专攻的术业。现就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翻译过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名著。

尽管如此，何兆武先生还是淡泊明志，他总是对人讲起济慈的墓志铭：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in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这是参透人生的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