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乡”的那些客家人

我们这里，历来把境壤分为“上乡”和“下乡”。起初并不知原委，以为是以赣江为界，区而分之。后熟悉了整个县境，发现这种解释实在荒谬。“上乡”和“下乡”的区分，原来是按籍贯划分。全县客籍人占近半数，且多集居在境内偏远山区乡镇。据史料，客家人起先多从广州、福建等地迁徙至此，属外地人，由此，把客家人居多的乡镇归称为“上乡”，而通常把客人家叫做“上乡人”，这多少有些心理歧视的成分。只是，日久天长，人们彼此逐渐融洽，心理的那份隔阂已渐消除。“上乡”的称谓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因了地理位置的因素，如今的“上乡”，早已成了“偏远山乡”的代名词。

参加工作之前，我知道有“上乡”这么个词，并没有具体的概念，受旁人影响，一直以为那是个讲客家话的穷人住的区域。80年代，国家重点工程--万安水电大坝竣工，浩瀚的江水淹没了大片的村庄土地，成批的客家人纷纷迁移到我的家乡，这些迁移居民有着黝黑发亮的肤色，讲着浓重的客家语言，看当地人的眼神略显敬畏，这些神态让他们身上的质朴的性格显露无疑。而借居他乡的顾忌也让这些客家人处事十分拘谨，由此而愈加增长了当地人作为“下乡人”的得意情绪。这种情形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现今，在某些乡人的思维空间里还留有后遗症。

其实，与我个人而言，对“上乡人”并没有多少趾高气扬的情绪。这多少和我自己也讲客家话有关。同为客家人，我的祖先迁移到本地的时间久远，生活的历程已经让我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客籍身份。爷爷告诉过我，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从广东迁移至此。几百年的时间，足够彻底改造一个人群部落。事实正是如此，我的客家话已经不那么纯正，和“上乡”的客家人比来，我的客籍质地也和话音一样，变得似是而非。

一个群落的地位总是随着政治经济资本的累积而得到提高。近年来“上乡人”当中，不断涌现出一些在本地政场上身份显赫的人，而长期忍受人们势利眼光压迫的“上乡人”，铸就了一种超强的团结精神和奋进激情。他们竭力互帮互助，逐渐在当地凝聚了一股坚实的力量。“上乡人”开始走出精神的洼地，走向社会的前台。这种变化，是一种冲破蛹体的艰辛。一直以来，这群客家人始终在苦苦寻求一种突破，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理念，催动一代代“上乡”客家人刻苦上进，不懈奋斗。

从没有想到过，我会走进这片曾经在脑海中灰暗过的土地。然而仅仅几个星期，我就将偏远山区工作的悲凉心境一扫而光。这些“上乡”客家人，带给了我温暖的同时，亦震撼着我的心灵。

初到这个最偏远的叫做涧田的山乡，正值年关。整整两个星期，我没在食堂吃一顿工作餐。我并不是个贪杯的人，来新单位之前，我也曾告诫自己，尽量不应允外人的宴请。然而，这些憨厚的山人，用客家人特有的淳朴和诚恳，不消片刻就把我的防线彻底摧毁。醇甜的米酒，特有的腊菜，纯正的乡音......我感受到的，是一份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没有利益驱使，没有金钱诱惑，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那份真情的流淌，人性善与美的交融。我醉了！醉倒在山村的板床上，醉倒在路旁的杂草中，醉倒在真挚的情感里。

身为“上乡人”的客家居民，还有着冲破枷锁的坚毅和韧性。这与酒桌上捧杯卧醉的姿态窘异。饭后我喜欢散散步。偶然一次，我和同事踱步来到老街的小巷，在一间旧破的祠堂厅房门前看到两块竖立的石碑，驻足细看，原来是为两名村里出去的博士生而立的。其中一个博士生导师是我曾熟识的，是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我曾在筹划一个同乡会的事务时，在深圳与其谋过面，他是县内在外知名人士之一。想来，一个山角村落，为出息的两名博士生立碑刻传，这足以证明村人对山外前程的渴望和后代深厚的寄托。这亦是千百来中国农民标本式的思维方式和期待方向。我清晰地记得，在深圳期间，这名博士生导师很不善酒，但其偏矮的个头，不加修饰的衣着，农民式的容貌里，掩饰不住的，是自信的眼神，自强的气质。在醉酒当歌的现场，他的言谈举止带给我的，是一种超然的心态，一份坚韧之外的淡然。这应该是历尽沧桑的平静，当时我曾想，这是不是也属于客家人的特质？

读一个人很难，理解一个群落简直就不可思议。我绝不敢轻易用稚嫩的笔尖去素描一个属于客家人的部落。但我认为，在与一种生活的气息和生存的状态感同深受的过程中，从中抱以学习的姿态加以理解，也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这，或许是我写下这篇《“上乡”的那些客家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