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省委书记借钱

上世纪六十年代，青海省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第一书记是《王若飞在狱中》的作者和王若飞一起蹲过国民党监狱的杨植霖，第二书记高克亭，第三书记兼省长王昭。在六十年代前期，青海省的经济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年青海人民对“三驾马车”的评价是：杨植霖的水平（政治水平高）；高克亭的民主作风（深入基层，虚心听取下级和普通干部意见），和王昭的干劲（他跑遍全省州县，下农村和农民“三同”，吃苦耐劳，干劲十足，很有魄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书记受冲击，靠边站一段时间后就调外省工作；省长王昭被重点批斗，打倒，冤死狱中（后被彻底平反，并为其召开隆重追悼会）；高书记被认为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据说是在敌伪档案中看到“高克亭”的名字），被审查，并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专案组内查外调几年也查不出问题。1971年9月13日以后，就让他到省人民医院养病。他说没病，但是没病也要去，并派一名干部陪同。

一段时间后，就通知他可以回家，在这以后我就常往高书记家走动。

高书记的爱人于晶清曾是我们农林厅人事处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家付闲一些日子后被调省图书馆任馆长。厅人事处一名干部张某原来与我同在农枝处工作，关系较好，他常去看于处长和高书记，也常约我同去，因此我有多次见到高书记。不过在这之前我和于处长就有过交往，1970年夏我出差新疆，于处长托我买过一个煤油炉（当时物资紧缺，在西宁没买到），1971年初我回广东探亲，于处长对我说，听说在广东能买到进口手表，让我回家时有可能帮她买一块。

探亲期间，刚好碰上我堂兄从美国回来探亲，带来一块瑞士梅花表（海关只允许携带一块），要送给他侄儿，而他有两个侄儿，不好分，农民也不想戴手表，就把它变卖了。记得当时是240元买下的，这在当时农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一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也没有这么多啊！）堂兄的俩侄儿每人高高兴兴地拿到120元钱！

假期结束，回西宁时顺便带了两个家乡工艺品竹盘子（竹篾编织后热压成型并绘以花鸟山水漆上亮漆，很是轻巧好看。不知何故，现在在老家已很少看到），送给高书记。于处长给我250（多给了10元），我也没多推辞就收下了！

高克亭书记、平易近人很幽默诙谐，也很健谈，谈起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人家都不让他干重活，他还是积极争取多干些力气活，说他不觉的累，而且几年下来他身体更健壮了，所以让他到医院看病他才说我没病。他“发牢骚”说，现在给我自由（不作结论，“挂起来”）还不如在医院有人看管（指陪护干部）舒服，住专设病房，吃饭有人送（高干专灶，陪护干部只能在大灶打饭吃，高书记经常把他叫到一起吃饭），买东西（如零食，水果和日用品等）有人可使唤。陪护干部也很乐意跑腿，因为买来的零食，水果都是共同享用的。监管人员也就成了“勤务兵”：而现在回到家里，自由了。却每天要自己上街买菜（于处长还得上班，儿女在外地工作）还得做饭，烧水，掏炉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高书记家人就搬出省委大院，住在外面普通筒子楼里，即没有暖气，也无专用厨房，就靠铁皮炉子烧煤取暖，做饭，烧水）当起家庭“主男”，好在他有一副好身材。

1974年初一我要回家探亲时，因经济紧张（我那时月工资为56.38元家中妻儿五人还有老母亲），就跟张透露，想向高书记家借一百元钱作路费。张便把我的意思告诉于处长，于处长即对张说，叫他来拿好了！高书记听后便说：“人家不好意思来当面说，就不要叫他来拿了，明天给他送去”。第二天中午，于处长就亲自把钱送到我宿舍来给我，使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由于工资低，负担重，又经常出差花销大，入不敷出。我多次向领导提出调动，要求调往高工资地区果洛州班玛县进内厅属玛可河林场（后改为林业局）工作，久拖不决。为此很与张辉厅长好吵了一阵。从七三年拖到七五年才被批准。所借高书记家的100元钱，我到林业局工作两年后才寄还。

到林业局后，还是常有机会去西宁出差。只要到西宁，我都会抽空去高书记家看望，有时是送去于处长托买的酥油等。

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高可亭书记终于被彻底平反，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便调往山东省任省委书记。

搬家时正逢我在西宁，因此我也去帮忙搬家。原以为这样大的领导，搬的该是高档东西，然而那天搬的都是我们平常见到的普普通通木制家具，炊具和日常用品，连已很破旧的铁皮炉子和烟筒，小板登和煤砖也照样搬走，原来高级干部也这样简朴和“小气”，不浪费一点一滴细小能用的东西，令人敬佩！

以后就再也没有和高书记、于处长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