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年前的一次出差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被单位派往四川带一位患精神病的同事到万县市（现重庆万州区）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同事张子寿四川乐县人，因受失恋打击而精神失常，在单位疯疯癫癲，乱毁公私财物，无法工作，曾在万县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病情转后回家休养。这次是旧病复发，他在乐至县城闯入当时已被军管的县广播站捣乱，被抓后查明是青海省农林厅干部，便来电让厅里去领人，我就这样被派出差四川。

从西宁坐火车到兰州，转从兰州开往成都快车。到成都车站住宿介绍所出具差旅证明工作证后，被安排到某宾馆住宿，住同一房间的是一位从北京到成都出差的干部。

宾馆有代购车票服务，还有组织参观“收租院”的活动。所谓“收租院”就是成都郊区大邑县解放前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刘文彩在五十年代初土改时是全国典型的恶霸地主。他不仅盘剥农民，还在收租院落内设置很多刑罚，对交不起、还不起债或所谓“刁民”施以酷刑，院落里设一水牢，把人关进水牢，水淹勃颈，不几天就会把人“泡”死！不知有多少人在刘文彩的“收租院落”被子折磨至死。

所以“收租院”被国家辟为阶级斗争教育基地，长年开放供人参观。记得当时是每人一元六角钱包车往返，中午还有一餐午饭，早晨六点出发，下午五点返回。

住宿安顿好，就到服务台定购第二天去乐至的汽车票。服务员就劝我先到“收租院”参观，推迟一天去乐县。当时心里真想参观“收租院”，看看刘文彩是怎样残害人民的！但又一想自己是出差办事的又不是来参观的。最后还是定了第二天早上往乐至的车票。

晚上，在同房北京同志的相邀下，一同出去逛街，看成都的夜景，记得宾馆地处近郊，出门坐一角钱公共汽车才到市中心，下车时我随手把公共汽车票丢掉，同伴就说为什么把车票丢了，拿回去可以报销。我说，又不是因为公差需要而坐车，我们是上街玩的，车票怎好报销，同伴也只好笑笑了事。

第二天到乐至县城，登记旅社后就打算去县广播站，还未曾找到广播站，却在街上碰到我要找的人——张子寿。原来他已被他姨父带回家去（他姨家就在县城）。我和他打招呼，他还是认得我的，就带我到他姨父。原来他是从姨父家偷偷跑出去的，也许是因为县城不大，也是碰巧，这就省得我到广播站去了！

从厅里出发时，领导交代说，找到张子寿后看情况是否需要再次住院，如果确实需要，一个人送去是不行的，可以发电报让厅里再派一人前往一同护送。

在他姨父家，他姨父也无法管住他，每天到处乱跑，当时社会上还是比较乱，真怕他再出事。要送他回家（他家在乐至于乡下）他又不干。在县城又住了一天，根据他姨父介绍的情况和我一天的观察，还是送他到医院治疗为好。经过了解他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弟弟，在家务农。我想就让他弟帮我送到万至县医院。这样免得单位再从青海派人来，我也不用再等很多天，可以节省不少开支。经过电报请示同意后，第三天就和张子寿一起到乡下他的老家。

顺便说一下，自从两天前见到我以后，他不但认识我还很听我的话，他姨父都觉得奇怪，说从广播站领回来后那几天他很暴燥，不听话，管不住他。也许因为我是代表组织，代表领导来看他的缘故吧！

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又走一段丘陵山区的小路才到他的家。和他母亲和弟弟商量，他们都同意。吃中午饭后就和他们兄弟两人返回县城了。

第二天我们就从乐至坐车到重庆市，晚上住解放碑宾馆。晚饭后我去洗澡，交代他弟注意看着他，当我洗澡出来，他弟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他哥不见了，把我也紧张坏了，要知道这是大城市，不是乐至小县城或乡下，没那么好找。他弟弟哭丧着脸说他上了一趟厕所，出来就不见了！再埋怨也没用，赶紧找啊！两人从宾馆内找到外，找了附近街道，真好找了一会，当我们着急得不行时，忽然看见他在解放碑附近徘徊，赶紧过去把他带回宾馆。被我好训了一顿，他只是傻笑！

在重庆住了一夜，次日即乘长江轮东下，在轮船上我和他弟更是紧张，一直跟在张子寿身边，不让他上甲板。时间一久，他耐不住，闹着要到甲板上“透气”，没办法，我们只好一前一后“押”着他到甲板上行走。

好在是顺水船走得快，当晚九点多到达万县。上岸后由于天晚，旅店不好找，不知是码头上没有住宿介绍所还是我们没找到，我们只好沿街寻找旅社，找了两三家都是客满，行走了有一段路，又饥又渴，张子寿烦躁起来，大喊大叫发脾气。

那天晚上到十多点才找到住处。次日上午赶快找到精神病院，在医院门外的接待室（医院四周地高墙围住），我拿出介绍信，然后在医院的有关表格上填写签名后，医院方对张子寿进行简单检查并登记其携带物品后，就把张子寿带进去。我们未能进入医院大门，手续非常简单，也可能因为他是二次住院，没有对他进行精神病方面的测试。

到这时我心上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护送路上的提心吊胆终于可以放松了！当天就乘船返重庆，隔日暮途穷抵达重庆后，即买了汽车票让张子寿弟弟返回乐至。

我在重庆住下来，并没有马上买火车票回成都，因为任务完成了，心里负担没有了，就在重庆住两天，休息放松，并参观“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和曾家岩周恩来及代表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故居，以及“新华日报社”旧址等。

两天后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即转车经兰州回西宁。稍休息后就向领导汇报交差。在财务处报销差旅费时，会计问到返程里在重庆多逗留两天是因为买不到车票或身体不适，还是什么原因。我说既不是买不到车票，也没生病，而是想任务完成了，心里轻松了，想利用这次出差机会顺便参观重庆的革命纪念馆等。会计说这两天的住宿费和出差补助（出省每天六角）要扣除。我认为这是对的，就由她扣除了。

不久，我又背起行李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