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了……

飞机终于稳稳地降落在了大连周水子机场。下了飞机，还没有从兴奋中清醒过来。临近回国的这段日子，我一直没有睡好，心里想着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几年来，过度的忙碌冲淡了思乡的急切。想到刚到日本的那段日子，想着遥遥无期的回国梦，也不敢真的盘算在日本怎么度过。几年来的风风雨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真的无法回想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好了，这一切终于终于成为了过去。心里常常地舒了一口气。

坐上出租车，来到火车站。先急着买票。尽管日本是异国他乡，但从东京成田机场到大连才只有短短的不到3个小时。可从这里到通化还要足足地要走上将近10个小时。这使我经常羡慕住在大城市的好处，下了飞机，搭辆出租车就可以回家。售票处只有寥寥的7、八个人，可不断地有人加塞，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刚要把钱递过去，忽然冷不防被一个粗壮的男人挤在了一边。我怔怔地看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久违了的情景熟悉又陌生。在国外几年的时光，我早已习惯了秩序，更不适应表达自己的气愤。等到我把钱递过去的时候，却得知开往通化的最后的那趟直达车一个半小时前就出发了。这不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要在大连耽搁一天，或是要在沈阳中途换车，如果运气不好，就只好在到达通化之前的几个小时内要站着熬过这个夜晚。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售票员不耐烦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到底买不买票？如果不买，请你让开，没看见后面的人还要买吗？真是的！”。穿着制服的她和日本电车站的服务人员几乎并无二致，但我奇怪的是这张好看的脸上并没有半分笑容，我赶紧买了一张到沈阳北站的票。转身走进候车室。里面嘈杂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耳鼓。这个杂乱无章的地方充分宣泄着自由。旁边一个小姑娘一边与同伴开心的嬉笑，一边漫不经心地把嗑的瓜子皮随手丢在地上。清扫人员在冷着脸默默地忙碌着。不知道怎的，我头脑里闪过比这个人流还要多数倍的东京新宿站那几乎除了脚步声就听不到任何声音的情景。

火车到了沈阳站已经是深夜11点半了，等到我买了票，再有半个小时，北京开往通化的列车就要进站了。急急地赶往候车室，没想到在成田机场顺利通过，在大连车站也没问题，在这里却被堵住了，原因是我作为礼物买回来的几把陶瓷水果刀被认为是不适合在火车上带的东西，尽管我再三解释这只是稀罕的礼物。但对方似乎并没有耐心来听我解释，那位年纪轻轻的警察还好奇的打开包装，试了试是否锋利并不小心割破了手。他慢条斯理的说：“这玩意既然能割破手，当然也能割破身上的要害部位。你退票吧，如果你坚持的话，就会全部给你没收的。”。我无话可说，半夜了，到通化的长途大客也停止了，看来只好在这里住一夜了。看到我拖着重重的行李徘徊，一位披着破旧军大衣的大约40多岁的女人探出头来问：“住宿吗？”我仓促地应了一声。被领到一间又旧又破的小屋子，我顺口问了一句：“没有再干净一点的了吗？”。她奇怪地望了我一眼“看不起这里吗？你有很钱吗？那去大宾馆不就得了？在这里还挑三拣四什么呀，将就着住吧。”。一夜几乎没有合眼，总担心头顶上的电视机会在我睡着的时候砸下来。好不容易到了天亮。匆匆跑到沈阳开往通化的长途客车站。邻座是一个白山的学生，很快就聊的很亲热。这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人这点真是感到很温馨。据他说，他在河北某技工学校上2年级，因为学校克扣伙食，引起了新生的愤怒，把学校砸了个稀巴烂。他还把手机拍摄的照片给我看。画面上，几辆汽车正在燃着熊熊大火，饮料瓶子杂乱无章丢得满院子都是。为了避开上面的追查，校方就给他们临时放假，至于什么时候复课，要等校方通知。他很无奈而担心地说：“我们都快要毕业了，毕业证恐怕会受影响。”

一路无事，顺利到了通化。自然妻女高兴异常。

回家下午，理所当然地去看望住在姐姐家的妈妈。几年不见了自然很亲密。妈妈的头上又添了很多白发，显得更加老态，看到后心理酸酸的。第一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晚餐。晚饭后，妹妹悄悄对我说：“哥哥，你妹夫不好意思对你说，你看我们租的房子每个月都要交很贵的房租，也不是一个长远的办法。他看好了一栋房子，快竣工了。位置不错，就是贵点。我们这几年也没有攒下什么钱。你可以资助我们一点吗？不用多，8万块钱就够。”。我的天！我当时无语了。在日本这几年，我能混过来就不错了。如果说我除了只是装了一肚子的学问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不会相信。我耐心地和她解释，但妹夫只是不信任地笑笑，什么也没说。姐姐也委婉地暗示我，外甥快30了，处了几个对象，都因为家里没有房子，人家都不同意。要是咱家像邻居家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帮助就好了。我听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听着。

过了几天，我又去姐姐家。这次姐姐他们没在家。当时有几个老太太在和妈妈一起聊天。她们看到我，都齐声夸赞我妈妈有福气，生出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她们七嘴八舌：“老太太，你这回可不用愁了，你儿子留洋回来，你很快就会住上通化市最好的洋楼了。对了，先让你儿子给你买一串金项链和戒指、耳环。这个很时髦的。都这么大岁数了，享受一点也是应该的嘛！唉，不过我们可连想都不敢想呀。还是你有福气呀！”很显然，妈妈经不住这些人的怂恿和羡慕，再说妈妈以后似乎也很难以招架她们的继续盘问。话又说回来了，妈妈也并不太相信我在外面是多么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办法，为了起码的面子，再说，妈妈都是70多岁的人了，操劳了一辈子。我领她到了最好的珠宝金店，满足了她，也满足了别人的羡慕与嫉妒。

回来的第5天，我到单位报到，新老朋友皆大欢喜。院长亲自为我设宴接风。这在等级森严的日本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感觉到中国人人情的可贵。祖国永远是祖国，回到了祖国就回到了温暖的家。与新老朋友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人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日本发大财了吧，挣了多少钱？有100万了吧。”凭这几天的经验，千万不能哭穷，否则就会引来一片讪笑：“你紧张什么？我也不会向你狮子大开口的。哈哈。”。我们学院是一所不大的大学。先富起来的只能是一少部分。一位率先成为有车一族的领导就曾认真的对我说：“小李呀，你要买车一定要买一辆比我这个好的车，我的这台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好车可是太多了”。为了让对方认为我不虚伪，我就问“现在的车什么牌子的最好？”、“20万？还不贵嘛。不用太好的”。这样的回答能比较容易赢得对方的认可。

尽管我们专业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是留洋的“海归”，但人们似乎还是普遍看好我，这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专业唯一一个男性，似乎应该是一支有潜力的绩优股票的缘故吧。很多朋友，一见到我就会常问“你是不是不打算在这里一直干下去吧？想到哪里去？”。如果我表示不走了，他们一定认为是没出息的，或是不肯和他们说真话。很多好心人就给我出谋划策“你前途远大，应该和领导搞好关系。不要不舍得，送一笔大礼，划得来的”。我听了很犯愁，在日本这几年把我人都呆木了。我不敢想象我怎么送这个礼？我想我会什么也说不出来。在日本，凭自己的本分做事、按年头升迁是天经地义的，我已经习惯接受这种观念。但正如好心的朋友所说的那样，也许我这个年龄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我该怎么办？可真要做，我还真的学不来。况且在出国之前，我就真的难以“与潮流合拍”。

姐姐、妹妹们是从农村来的，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时候我托人给他们找点事做，可都做不常。她们只好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回来后，就不断地接到电话：“我的秤和卖菜车被城管没收了，你找找人给我要回来吧”、“发廊里今天来了工商局的，他们说我执照有问题，要罚款，怎么办？”、“他们说卫生有问题，你赶紧给找个熟人通融通融呀。”等等。我头都大了。这个国家怎么了？没有法制了吗？怎么每个人都说了算了？到底应该是谁说了算呀？

要上课了，忽然接到姐姐的紧急电话：“你姐夫和人家打起来了，把收破烂的老栾的头打破了，110把他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呀？你快找人想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