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生活的外面

那天，当月亮娘娘在欣赏她薄雾般缥缈的辉光时，我却同诸多的下岗人一样，在不安宁的夜里睁着双眼。

那天是1996年11月4日，上午我还在鞍钢电修厂采访一位青年典型，下午已是下岗队伍中的一员了。

那些日子，尽管我硬将自己的心装饰得堂皇、富丽，可腮边上的泪痕仍逃不过那些斜视而轻蔑的眼神。生活中的闪电与黑夜，剥失了一个人的雅量，只留下贴身的卑微在呵护自己。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卓越的记录：

望着床上那一摞由国家、省、市等有关部门颁发的获奖证书和一堆曾发表的诸多作品，我徘徊在自信的边缘。

其实，我就是改革的“产物”——从工人岗位一下子提拔到编辑部的一名记者。与此同时，编辑部有6位采编人员被精简下岗。

在欢迎我的晚宴上，部主任说我是突破6项规定破格被录用的：没有文凭、工人职称、年龄大，还是女同志，又是在减员的情况下……还有一条我记不清了。

而我这次被简下岗是因为我没有文凭。

没有文凭不等于没有知识，没有文凭更不等于没有工作能力呀！从调入编辑部我就是工作主力，每月的稿费也是在前几名……

诸多的疑问没人给我解答，只能用悄悄流下的泪水来洗刷心中的不平。

年愈不惑的我，离婚在独身宿舍住了十年。多么美好的十年啊！十年中唯一属于我的天地却是身下这张不到2平米的木板床。多少个日日夜夜，这张木板床既是我的书桌，又是我的课堂。我在这里自学了中文的整个课程。伏在这张床上我写下多少篇文章，画过多少张版样，木板床是最清楚不过了。冬天，宿舍四壁漏风，我全副武装还要裹上毛毯；夏天，蚊子像微型轰炸机，我只能躲到蚊帐里写呀，画呀……

琢磨不尽的费思量，像心底卸不尽的重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沮丧中仍有精神在：

1997年元月24日，前国家总理李鹏同夫人来鞍山走访特困户，一种本能的新闻意识让我马上行动起来。我找到了其中一位在鞍山化纺厂工作的老工人。这位师傅收入不高，爱人还生病，可家里两个儿子都先后考上大学。

那是下着大雪的隆冬，我从市区往返化纺厂和他们大西街的家，他家的四口人我都做了详细的采访。路滑，车挤，回宿舍晚了都吃不上饭。有时公共汽车都没有了，只能打车回来。宿舍的冬夜好冷、好静，我伏在床上，只有我写字的声音。在唰唰的字里行间，下岗的一系列烦恼都悄悄的溜走了。

三天后，我把这篇三千字的专访寄到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陈云题写刊头的《中国火炬》杂志社。不长时间，作品便作为头题发表了。

写完这篇稿子，我突然顿悟了，我不是凌越了我的痛苦吗？我不再将头埋在被子里哭泣，而是逍遥自在地顶着我这颗被赋予智慧和高傲的头，坦然地走在喧嚣的马路上。

这之后，我又在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青年一代》、《解放日报》、《中国冶金报》及一些杂志上发表文章。稿费和约稿涵陆续飞到我手中，不啻是给我飞来了希望。尤其是重庆《现代足球》杂志社主办的有奖征文，我荣获了唯一的一等奖。《现代足球》杂志社的编辑还附信夸我说：看得出来，你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创作实践……《青年一代》杂志社的编辑鼓励我说：千万不要放下手中的笔，本事在自己身上，谁也拿不去。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

是啊！生命需要一种神圣的肯定，生活更是靠情绪来帮助的。这之前，我还到北京电视台《文化潮》栏目应聘，他们可不看你文凭年龄什么的，只用作品说话。我写了两期的画面串联词，因某些原因又不得不回来了。然而，我的自信却积攒得越来越多了。

如今，我已有两份职业，都是我喜欢又符合我的专长的，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特邀稿子，每天既紧张又充实。

一位哲人说得好：生活像一块用幸福和痛苦纺织的毯子，经线为幸福，纬线为痛苦。没有经线或没有纬线都不能称其为毯子；没有幸福和痛苦也不叫生活。我便是在幸福和痛苦的交织中，生命得以提纯！

人生中会遇到数不尽的痛苦和烦恼，面对它们的重围，你不要惊慌，先把它们归到一块丢到口袋里，然后全身心地找到一种你能驾驭得了的事投入进去。你可能不知道，在你的思想和感觉的背后有一个大的主宰，那就是你自己。也许你从来没发现过自己，这些信心和勇气灌注于内心深处，会渐渐变成你的美德和欢乐。

挺起你的胸膛，把担当一切的精神重荷都背负起来，不论是遇上荒漠和困苦，你都疾驰而去，前面那道七彩霞光在为你架起幸福之桥。

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低估了你自己，拼搏中不光有失败，还有欢乐，而且还有许多你没发现的智慧和勇气，它们都属于你。一个创力、有意志、有价值的“自我”在等待着你。

我了解你们，惆怅和迷茫让你走不多远，去勇敢地拥抱生命所给予你的一切经历，那是你的财富啊！

让我们站到生活的外面，这样，你会清楚地看到，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前面奇妙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