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中风

那年，我才36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段，我却无论如何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之旅会在坦荡行进中突然受挫，并且是那样的始料不及……

阳春三月，为了筹划还有两天就要召开的职代会，我在办公室里起草文件，做会前的各种准备。进来几位同事商量工作，她们看看我，笑了，起身走出办公室，在楼道里像在说着什么，有人转身又回到办公室说：“XXX，你照照镜子，这是怎么了？”我一看，本来端端正正的五官是有些比例失调。但也没多想，更没往心上放，“怎么样？”同事问。“没事。”也确实没事，我照样忙着手头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中风的前兆。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第二天清早起床，没有太异样的感觉，直到要说话了，发出的声音却是直直的、怪怪的腔调，就像干嚎。对着镜子我呆了，口、眼、鼻子令人厌恶地斜向左侧，使劲伸出的舌头不听话地歪在嘴角，已然不会打弯。歪着头塞到嘴里的馒头已无法下咽，倒在嘴里的稀饭顺着嘴角往外流。

我在北京是单身职工，家人不在身边。同事见我这副模样，没有一点客气：“你这模样会上能干什么，甭废话，去医院！”于是，一夜之间的厄运，使我这个绝少和医院打交道并且反感医院的人，开始走上了就医之路。

我拿出从来没用过的医疗证，乘公交车来到北京铁路总医院。我想，既然病在头部，那就去脑系科吧。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副主任医师，姓邵。“自己来的？”“嗯！”“这样的病怎么能自己来？”“大夫，没事，我自己能来。”她抓起电话，“喂，病房嘛，现有床位嘛？”“有一个。”“收一位进去。”1988年3月18日，我糊里糊涂的住进了医院。

我对工作向来热情，闲上一天都觉得好像对不起谁似的。现在住进了医院，想干的事情干不了，尤其是撂下手头半截子的活，心里非常着急。

脑系科病房有6张床位，病人来自山西、河北、北京等地。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患什么病，我不清楚，但看着都像半身不遂，一动不动的躺在病床上，输着白、黄颜色不一的液体。我是4号病床，同来自北京朝阳区的病友为伴。护士来到病房，送来3粒药片，分别是芦丁、B1、B12。告诉我，明天早晨不能吃饭喝水，化验血、尿。

第二天上班后，病房来了七、八位医生、护士，这是在查房。一位医生拿着橡胶做的小锤子走到我的床前，敲了敲我的膝关节，让我伸伸胳膊，蹬蹬腿，我活动自如，医生什么也没说走了。

每天3粒药片，这样维持了三、四天。医生查房，天天如此。到了第四天，医生告诉我说，疑似桥外脑小矫占位。但必须经过CT捡查和生物化验才能确诊。什么是桥外脑小矫占位，这医学上的名词整的我一头雾水。

好在有一位老乡在医院工作，我向他进行咨询。他说：“就是大脑里长了个东西，压迫了神经，这病好治。”“怎么治？”我问他。他说：“就是把头发剃光，把肉皮割开，用电钻在头颅上打几个眼，用钢丝锯把头颅锯开，头盖骨一侧与肉皮相连，取出占位病灶，扣上头盖骨，用聚子把上，再把肉皮缝合就算手术做完了。”他说的那样轻松，就像摔坏了个坛坛罐罐，打个眼，聚上再用。可我听了简直有点发毛，这不就是开颅嘛。

住院第五天，医生通知我要做穿刺，就是在脊柱抽取脊髓。护士来了，首先注射了麻药，然后用粗的针头插进我脊柱的骨缝，我趴着听到后背叮铛的响，20分钟后，粘度很大的脊髓吸进了针管。护士告诉我平趴着，不能垫枕头，6个小时静卧，不能动。

我不懂医学，实在不相信这芦丁、B1、B12营养神经的药能治好我的病。听说针灸效果好，我瞒着主治医师，每天查完房，偷着到针灸科去扎针灸。中午，到附近的饭馆喝上一瓶啤酒。回来，同陪床的家属聊聊天。这可惹恼了护士长，受到了批评。我指着其他5位病友轻声地说“护士长，你看看他们5位，哪个会乱走乱动，哪个又会大声喧哗呢！”幽默的对话，引起病房陪床家属久违的笑声。

同我并排的是5号病床，住着一位家居北京的57岁中年人，入院两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老伴和女儿在轮流陪床。住院时间长了，家人也疲了，到了晚上，陪床的老伴就坐在医院配备的方凳上，趴在病床上眯着。病人不会说话，可喉咙不断发出无节奏的呼噜声。清晨5点多，天刚放亮，我就起床了。看了看邻床的病友，陪床的老伴睡的正香。病人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日夜不停的呼噜没有了声音。“大嫂，今早怎么听不到老爷子的呼噜呢？”我叫醒了陪床的病人老伴。她推了推病人的身体，摸了摸手，身体已经僵硬，没有了体温。病人到底什么时候死的，谁也说不清，估计已去世三、四个小时拉。人们常说，虎怕活的，人怕死的。我和死人并排睡了半夜，如要知道，肯定也得吓个半死。病人去了天堂，我感到人的生命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好在我这人比较豁达，名誉、地位、功利，都能看成是身外之物。我认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人物、动物、作物都是如此，人吃五谷杂粮那有不得病的。现在得了病就得配合医生治疗，健康就是福气，活着就是效益。但对手术后的结果实在担忧，是好，是呆，是傻，谁也说不清楚。我不得不在明白的时候，给家人做个交代。那时，信息传输没有现在方便，家里没有电话，自己没有手机，从北京到我们老家357公里，写封信寄回去需要5、6天的时间。我趴在病床上，开始给家人写信。信写好了，从头到尾看了一边，该说的说了。说是封家信，但看着到像个遗书。我写完塞到抽屉里，实在不忍心寄回去，让家人为我担心。

消息很快传遍了机关，党、政、工、团领导来了，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来了，所属各单位的领导也从外地赶来了，党、群口的同事们更是来了一拨又一拨。领导来看我说，要安心养病，工作的事不要着急，不要考虑公费还是自费，能治病的药就用！缺少钱物，说话！同事们都在打问哪天做手术，约好来陪床。他们带来的慰问品堆了一大堆，患难见人心，我打心眼里感谢组织的关怀和同事的关照。

从住院开始，已过18天，不知是那3粒药片的作用，还是针灸的效果，我的病日渐好转。眼睛、鼻子、嘴角逐步回到原来的位置。吃饭、说话已恢复正常。单位的工作还需要我去处理，我向主管医师提出出院要求。

出院时，医师在病历本上写道：经常规捡查，生物化验，CT扫描均未发现任何异常，桥外脑小矫占位除外。诊断：面神经麻痹。自己要求出院，院方同意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