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的传奇人生

王真老师，山东济宁人，是1956年，我在青岛第四中学读高一时的班主任，也是我一生最敬佩的老师。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人慨叹。

当时王老师不到三十岁，个子不高；前额宽阔而突出，使得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略显凹陷。他态度和蔼，脸上总带着宽厚的微笑。他的穿着显得很出众，在那个清贫的年代，教师和学生几乎穿着清一色的中山服，他却总是西装革履，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后来才知道他还是独身，没有家庭负担，而且常有不菲的稿费收入，使他有着优于其他老师的经济条件。

我不清楚他的家庭背景，只听说他是一个难得的才子。高中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位于青岛的原山东大学医学系就读。但因文才出众，经常在报刊发表诗文，得到了该校中文系系主任，著名美学家吕莹教授的赏识，中途又转到文学系，成为吕莹的高足。未及毕业，又被调到《青岛日报》任编辑。1955年吕莹被打成“胡风分子”，殊连到王真老师，被下放到青岛第四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

他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那超人的记忆力。入学前经过口试，王老师和每个同学见过一面，并浏览一遍学生的登记材料，他就牢记住每个同学的名字，甚至家长的名字和地址等。入学后不管是课堂上或课间，他决不会喊错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让我们感到万分惊讶。

他靠刻苦地自学和恩师的辅导，精通：英、俄、法、日等四种外语；他博览强志、知识渊博，深得教师和学生的敬佩。记得有一次物理课上，物理老师针对一些准备报考文科，而不重视理科的学生说：“王真老师的文学水平你们是知道的，但他的学生时代却从不偏科，他对数理化也有很深的造诣，至今，我们理化教研组遇到疑难问题还要向他请教……”王老师讲课自然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他的课总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仿佛把知识的海洋化成涓涓细流，流进了我们这些渴望知识的学子的心田。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更是经常得到王老师的课外辅导，所以对王老师分外崇拜和感激。

他在教学之余，仍刻苦攻读，笔耕不缀，常有诗文见诸报刊。他还一直坚持独身，曾有“不成名，不成家”的誓愿。

1956年他参加了国家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考试，每考完一科，他都把考试的情况向我们讲述，语气总是充满快乐和自信。但最后“政审”再次让他受到惨痛地打击。

1957年春，在“大鸣大放”中，他为自已受吕莹牵连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恩师吕莹，当年在全国七百多名文化名人批判胡风的大会上，单枪匹马、仗义执言，为胡风申辩。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但也为此服出了惨重的代价，直至生命。而王真老师不引以为戒，却承继了恩师直言不讳的秉性，最后的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当时我年青无知，也认为“右派”就是反动派，但对王真老师，却总认为他是冤屈的，心中为他痛惜而不平，当然也只能在心里。记得有一次天下着雨，我们三个同学撑着伞在马路上走，见王老师走在前面，没有带雨具，头发衣服全淋湿了。我不顾身边有同学，追上他，把雨伞递给他，但他惊惶失措地连连向我摆手，谢绝了我的好意，匆匆地迎着风雨走去。在不久后开始的“整团”运动中，我的这一送伞举动，被同学揭发，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同情右派，敌我不分。”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最后受了团内“警告”处分，操行被定为“丙级”。在那政治重于生命的年代，这一处分，最终毁了我的理想，改变了我的命运。

“反右”后，王老师调往青岛师范学校监督劳动。1958年春，我们全班同学徒步去崂山旅行，路过该校，见王真老师和其他几个“右派”教师，拉着板车在校园内劳动。他的白衬衫肩膀处剐破了很大一个口子，裸露着一块晒黑的皮肤，他也不缝补，那布条在他肩上随风飘动，让人不敢想象当年西装革履的他，会变得这样令人惨不忍睹。他看到了我们，深深地把头低下。我们没有一个同学敢和他说话，只能默默地擦肩而过，形同路人。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努力克制着不让泪涌出来。也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能体会到见了你所尊敬的人，不敢当面致以问候，反而要故作冷漠的那种凄楚、矛盾的心情吧。

过后我想，王老师之所以他要让那剐破的衣服开裂着，那是一种内心的忿懑情绪的表露：那被剐破的岂只是一件衬衫，剐破的是他完整的人生和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呵！他的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后来我看到报刊上好多有右派经历的人，总说他们当时忍辱负重、毫无怨忿，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试想，一场反右运动，让那五十五万多爱国知识分子，无瑞地祸从天降，毁弃了理想、事业，甚至家庭……能毫无怨言吗？那真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了。我总认为怕是心有余悸，而再也不敢说出实话吧。

1962年春的一个星期日，我在青岛工人文化宫剧院，看苏联电影《奥赛罗》，意外地发现坐在我邻座的竟然是我念念不忘的王真老师。我兴奋地喊了一声：“王老师！”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认出了我，很高兴地和我握手。通过交谈，知道他正在一个什么地方学习、劳动。每周有一天假期，可以回家。他还说，沙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不能不看呵。没想到身处逆境的他，对文学艺术地酷爱依然如故。他的情绪比起上次见到他，已是坦然了许多。散场后，他不无自卑地说：“如果不怕对你有什么影响，到我家坐一会儿吧。”他是多么渴望有个人能说说心里话呀！我欣然从命，跟着王老师踏进了这个只有他一个人的家。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呵？一个不太大的房间，墙上挂着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还有一幅列宾的名画：《伏尔加牵夫》，都已蒙上了蛛网；很大的书架上摆满了文史著作，和好多外文书籍，也都蒙着灰尘；家具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高档的了，同样是好久没有擦拭过了；只有几本已发黄的外文书，好像刚被打开不久，露出了白皙的页面……唯有立在写字台上的一个镜框却擦得很干净，那是一张很漂亮的年青女子的照片，我想问却不好意思开口。面对这个零乱的家，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一周内，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这一天对我太宝贵了，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其它也就顾不得了。”他边说着，边从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从劳动场地带回的干窝窝头，还有一小包干豆豉，说：“我还没吃早饭呢。”他把窝窝头掰碎了放在玻璃杯里，再倒上开水，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看着他，又是一阵鼻子发酸：“王老师，你太艰苦了。他微笑着说：“还可以，每月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一个人足够了。”

他听说我也是语文教师，很高兴地说：“我们是同行了。”说着拿出了很厚的一叠手稿，说是他近期翻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他说大部分已交“山大”他的老师某教授校勘，并写序言。只等解决了“问题”（指摘掉“右派帽子”）。就可以送审出版了，他的语气依然充满自信。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大数学家欧几立德的故事：当入侵者的屠刀架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在说：“不要动我的圆呵！”虽然王老师的形势远没有那样严峻，但我总觉得他对前途有点太过于乐观了。但他那种身处逆境，依然执着地追求理想的顽强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却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并成为我在后来的坎坷人生路上的动力和榜样。最后他还让我看看他的译文提些意见。我那点俄语和文学水平，在王老师面前，哪里敢班门弄斧？

我知道他的时间宝贵，不顾他的挽留，匆匆告别。在我临行的时候，才不好意思地问起写字台上那张女子倩影。他说：“她是我的学生，已经等我几年了，现在还只能是朋友吧。”呵，是王老师逆境中的红颜知己，是什么样的爱情力量，让她不惜一切地等待呀？这是一位多么令人敬佩的女性啊！这是王老师不幸中之大幸，我为王老师由衷地高兴。我想王老师的毅力和乐观大概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有关吧？伟大的爱情！

迈出他的家门，心中感到无限悲怆：王老师就像挂在墙上的那些，弯腰拉牵的伏尔加牵夫，背负着命运的重轭，挣扎在这坎坷的人生路上，何时才是尽头呢？他送我到路口，我走得很远了他还在向我挥手。后来我又去过两次，邻居说，他好久没回来了。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再后来邂逅王老师的一位大学同学，他说他曾在1965年和王真老师相遇。说王老师很兴奋地对他说，他是双喜临门：一、“摘帽”；二、结婚。并调到青岛第五中学任外语老师。当时位于青岛崂山的青岛第五中学，有两个应届高中毕业班，一学英语、一学俄语。而高中外语教师师资紧缺，要派去两个高中外语教师更是不可能的。让市里的教师代课又交通不便，于是可以一肩双挑的王真老师便成了最佳人选。

兴奋之余，我又想到从未谋面的师母，定然是那位站立在冰冷的玻璃板上，肩负着超常人的精神重负，苦苦地等待了八个寒暑的倩女吧？我为这位坚贞而崇高的师母祝福。

文革其间，我也落难了，离开了青岛，自此再也无缘见到王老师。不知王老师在文革中又有怎样的遭遇？我想一个“摘帽右派”，肯定是在劫难逃的。

1979年落实中央政策，右派彻底平反。于是王老师终于吐出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一口冤气，只可惜那黄金年华一去不复返了。

后不久，听说因事同学校领导发生争执，领导出言不逊：“王真，别忘了你是“摘帽右派！”王真勃然动怒、拍案而起、愤然离职。在当时人口流动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敢于视前途于不顾，为了人格尊严，挺而走险的知识分子，在全国怕只有王真一人吧。王老师从此走上打工之路，开知识分子跳槽之先河。先是由同学介绍，到青岛“海洋大学”资料室，负责四种外语的文字翻译。安字数付酬金。虽然是一个临时工，也算有了用武之地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听说王老师又去了南方某旅游胜地，干起了外宾导游工作。凭他渊博的文史知识和几种流利的外语，为说着不同语言的国外友人指点江山、纵论古今，真是如鱼得水，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这样水平的外宾导游，大概又是一个全国的唯一吧。我想王真老师干导游，决不单单是为了那丰厚的收入，而是为了实现他那久远的目标的权宜之机。因为只有当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去从事他终生热爱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知王老师还能发出多少光和热？

最后一次，听在四中任教的同学对我说，大约是1992年春季，他在四中见到了王老师，说王老师有事找他在四中的另一个学生。他头戴黑礼帽、身披黑斗篷、持黑手杖，高视阔步、气宇轩昂，俨然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在校园里频频引起老师和学生的瞩目。这又使我想起了王老师曾给我们讲过的屈原的《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王老师从西装革履的编辑、老师；到裸肩露臂的“右派”；再到奇装异服的导游，那种总是于众不同的服饰和奇特的性格，正体现了他那刚直而倨傲的知识分子的超尘拔俗的胆识和气概。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下，碰壁是必然的。“性格决定命运”，王老师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好在俱往矣，现在王国老师总可以随心所欲了。

和王真老师不相见已整整四十多个年头了，王老师迄今已近八十岁了。他那百折不挠地，追求了四十余年的事业和理想，不知是否结下丰硕成果？而现在，也许他正把那白发覆盖的饱满的前额伏在写字台上，奋笔疾书吧？而我的那位贤淑的师母正在旁边为他端上一杯热茶……

啊，王真老师你在哪里？你的学生的生命之舟，也早已驶过了华甲的航标。也像你一样经历了人生坎坷，才迎来了幸福的晚年。我多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到你呵！让白发的学生为白发的老师敬一杯醇酒，为老师和师母身体健康和晚年的幸福干杯。然后开怀大笑，“会笑的人笑在最后。”

（多么希望王老师能见到此文，同时希望了解王老师的同学或知情的朋友们，能纠正此文中的不实之处。能告诉我关于王老师的消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