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小学篇）

（一）我的启蒙老师

在许多人的理解里，“启蒙老师”就是指每个人初次跨入学校大门所遇到的第一个对其进行知识教育的人。我以为，这样理解过于狭窄。按词语意义去理解，“启蒙”即“启发蒙昧”、使接受知识。许多时候，儿童的“启蒙”并不是靠一个老师所能完成。在我个人的成长档案中，就记载了四位启蒙老师。

第一位老师叫晓霞，邻村一个叫“灰灶坞”的山沟里走出来的大姑娘。记不清她教的课是语文还是数学，但她该是我所在那个复式班的班主任老师。在朦胧的记忆中，她只有十七八岁年纪，活泼开朗，热情大方，能歌善舞，走起路来连蹦带跳，脑后两条小辫一甩一甩的，特美！我所在村子离大队小学一公里，那年我虚龄六岁，是父亲叫姐姐强制背我入学的。我极不情愿地哭闹不休，是晓霞老师安慰了我，并且引导我慢慢爱上了学校，爱上了学习。在我的心中，晓霞老师的形象永远比拂晓的霞光更美丽！

另外两位老师，一位是我本村的金安，人称“先生”；另一位是邻村的胡灶德老师。我现在已记不清这两位老师到底有没有给我教过课，但当年他们确实在我所就读的大队小学担任低年级启蒙教学，而且都以对学生严厉著称。

金安先生有三大特长：一是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编对联；二是懂得“六十花甲子”，会看地基、拣日子；三是能制作竹凳子、竹躺椅和竹凉床。退休以后，由于年老体弱，他不再编制竹器，但其他两项“绝活”还大有用武之地，不论哪位乡邻有用他之处，他随叫随到，从不推委。不幸，金安先生因患胃癌，已于前年去世，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启蒙老师。

胡灶德老师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手把手地扶持了一批批的年青教师。记得我初到某中学任教时，胡灶德老师十分关心，经常了解我的工作情况，特别叮嘱我对学生一定要“管得严”，他说维持好课堂纪律是搞好教学的前提条件，使我受益匪浅。

第四位老师叫钟义，我的堂兄。他曾是县立高中的高才生，如果不是碰上“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肯定成了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文革”一开始，他就积极参加红卫兵“大串联”活动，到北京天安门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后形势稳定，回乡务农。1969年，村里办起小学，堂兄出任民办教师。我也在这一年回村里就读二年级。

堂兄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年轻，有能力，有魄力。他不仅能抓好纪律，把学校（仅一个复式班）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组织大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因为是堂兄弟的关系，加上我天资聪慧，钟义对我格外用心培养。三年级时，我就成了这个班的一班之长——不，应该叫“一班之王”。记得有一次，堂兄有事外出几天，请了本村的某人代课。由于某人没有经验，没有哄住我这个“一班之王”，结果我就“大闹天宫”，带着一班“弟兄们”把某人四脚朝天放倒在操场上，然后上山“安营扎寨”去了。堂兄回来后，专门把我这个不争气的“野王”调教了几天，使我此后再也没敢做过类似的蠢事。

后来，堂兄离开了教育岗位，走了一段曲折的人生道路。而我，在村小接受他教育的两年（二、三年级）中所受的教益，却使我终生受用！他是最终完成对我启蒙教育的一位老师。

晓霞老师、金安先生、胡灶德老师、钟义兄，轻轻打开我心灵的窗户，让我接纳科学文化知识，引领我由蒙昧走向文明。我终生感谢你们，敬爱的启蒙老师！我将学习你们的榜样，尽心尽力地工作，做个受人敬佩的好园丁！

愿金安先生安息！

祝其他三位启蒙老师健康长寿！

（二）第一班主任

我没上过幼儿园（班），一踏进校门读的就是小学一年级。当时我光知道教我的都是老师，压根儿就不知道有“班主任”这个词。二、三年级时在村（队）里办的教学点就读，只有一个老师全包教，也不存在谁是班主任的问题。升入大队小学读四年级时才知道：原来老师里面还有一位叫“班主任”！而四年级时带我的这位班主任又在我的读书生涯（甚至整个人生中）起了极关重大的影响，因此我称他为我的“第一班主任”。

他叫张宏金，歙县人氏，却能说一口“标准”的绩溪方言。我不知他原在何地任教，那一年调到我们宅坦大队小学任教，正担任我们四年级的班主任。

记得他从一开始就对我们管束得很严厉。但调皮的我们不用几天就识破了他的“纸老虎”面目，敢于和他捣蛋了。毕竟我也当过两年“一班之王”，所以很能和他“斗智斗勇”，一时弄得张老师颇为尴尬。

那一天，张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暑假见闻》。我在上四年级之前从来不知道写作文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到放学时还一字没写，被留下来写完再走。我一看，愁眉苦脸坐在教室里写的原来大有人在，不禁乐了。张老师不在教室里，我就和同学嘻嘻哈哈打诨逗乐：“暑假‘见闻’，‘魂’（绩溪话‘闻’的谐音）都被‘剑’（砍）掉了，还怎么写得出来呀？”但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看见同学一个接一个拿着写好的作文去老师办公室交差，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我才着慌了——要知道我家不在本村，要步行走两三里山路才能到家啊！

望着面前的一张白纸，我“怒从心底起，恶向胆边生”，溜出教室捡了一个小石块，猛地砸进张老师虚掩的房间门。但我还没来得及跑回自己的座位，就被张老师抓住衣领拎进了他的房间。

张老师把其他同学全放回家，专门来收拾我这“调皮大王”。我哪见过这个阵势？望着变成“真老虎”的张老师，闯了祸的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野王”的“威风”荡然无存。张老师抓住机会对我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使我口服心服。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戴过那顶“王冠”了。

我的学习成绩迅速提高。我不仅很快学会了写作文，而且还写得相当出色，语文成绩跃居全班之首。那年放寒假前，我第一次背着书包和算盘，步行到十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去考试（其实就是中心小学组织的会考）。一张语文试卷我用比较短的时间就做完了。监考老师见我坐着不动，以为我不会做，就走到我身边去关照，看了我的答卷后频频颔首。结果我以95分的成绩拿下了全公社第一名。数学考了79分，张老师不由分说，狠狠地批了我一顿，尽管这分数已相当不错。回校以后，张老师帮我分析了试卷，又另出了一份卷子让我补考一次才罢休。正是在张老师的这种严格要求下，我养成了谦虚、刻苦的治学精神，在此后的学习生涯中获益匪浅。

用不着多举例，仅这两件事就足以让我对这位“第一班主任”感戴终生了。遗憾的是，张老师后来又调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何方，想来也早已退休了。衷心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三）汪老师

在我们楼坛村（原名宅坦大队），如果你说“汪老师”而不指名的话，人们都自然地认为是汪永成老师；如果不是他，则非得说出“汪某某老师”才不致引起误认。

说来也不怪，汪老师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在家乡楼坛（宅坦）任教，直到退休。从一个严厉的私塾先生，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老教师，四十载讲坛春秋，桃李满天下，谁人不敬畏？

他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教育以政治思想领先，大批所谓“智育第一”。汪老师也带我们读过“敢于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的日记，但更多的则是让我们“向陈庆年姐姐学习，百分之百地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

有些好的内容，汪老师一面读，一面让我们听写下来。我清晰地记得，有一节课上，汪老师让我们听写“铁人”王进喜的诗，我们都深深被王进喜同志那种精神所感动。“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多么豪迈的气魄！我们一下子背下来了，至今不忘。

汪老师很注意抓住时机，让我们参加社会实践——当时叫“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锻炼。当时，我们大队有一个叫汪富贵的人，是一个“劳改释放分子”，不好好改造，仍然好逸恶劳，小偷小摸，干了许多坏事。贫下中农把他揪出来，开大会批判。汪老师指导我写了一篇批判稿，在大会上发言。我还记得稿子的内容，是批判汪富贵虐待儿子汪利益的，其中写道：“大家看汪利益，黄皮骨瘦，三根骨头挂着——两根筋；而汪富贵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给儿子吃，不给儿子穿，企图把儿子饿死、冻死。汪利益是新中国的主人，决不允许汪富贵这样虐待！……”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发言，心慌胆怯，声音小得像个蚊子在叫。事后，汪老师既严厉又和蔼地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

有一次，汪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位老贫农》。我用了本村社员胡彬的真实姓名，虚构了他冒雨下到没腰深的水库中拔涵管放水等故事。没想到汪老师用红笔密密麻麻地给我修改了一遍，然后当作范文在班上读给同学听。我当时脸臊得通红。汪老师却不在意我对写作内容的杜撰，只告诉我说：“胡彬的家庭成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不要搞错了。我把你的作文题目改成《一位好社员》，这样就合适了。”我当时感激得快流泪了。

还有一次，我们在念书。汪老师在讲台上改作业，忽然起身下来把我拉到讲台边去了。我正惶惑，汪老师把我的作业本塞过来，让我自己看。我看到汪老师用红笔圈起来的地方，竟然是把“毛主席”的“主”字写漏了，变成了“毛席”！这在当时可是“犯罪”的行为呀！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管站着流泪。看我站够了，汪老师接过作业本，“嚓”地撕去那一页，对我说：“拿回去重做。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粗心了！”

汪老师因为从私塾时代就开始教书，很少参加、也不习惯从事体力劳动。一次劳动课带同学挑大粪浇菜地，桶底的残粪舀不出来，干着急没办法。恰好一位社员路过看见，便上前用手托住桶底把残粪倒在粪勺里。汪老师非常感动，便在班上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同学向劳动人民学习，做个有文化又有道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接班人。

汪老师为人很热心，乐于为别人排忧解难。他看到当时学生理发有困难，就自费买了一副理发工具，为学生义务理发。开始，他理一次发收五分钱手续费（在理发店是一角三分钱）；等到购买理发工具的钱收回后，他就连一分钱也不收了。

关于汪老师的事情，还有很多可以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像张老师那样严厉，但不怒自威，每个学生都对他很敬重。他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也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我有很长时间没见到汪老师了，不知耋耄之年的他老人家身体可好？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