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家

有好事者想编辑一本老知青文集，约我写一点东西。我觉得四十九年恍恍惚惚的，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写，想来想去，就写写这四十年搬过多少次家吧。

细细数来，这四十年竟搬了13次家，平均三年一次。江西民间说“火拨乌（灭），人搬穷”，可我这大半辈子却好像是越搬越好呢。

第一次搬家是插队时，从小学校搬到大祠堂里。

刚到生产队时，估计“贫下中农”们没有想到我们会长期“赖”着不走吧，将队里的小学校腾出来给我们住，那是一栋砖墙瓦顶的平房，比起“老俵”们住的土坯房来，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后来学校要开学了，没办法，只得“请”我们搬到一座祠堂里栖身。

这祠堂建于清朝，我们是它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房客”。

祠堂的屋顶很高，进深很长，有点阴森森的感觉。祠堂中间开了个天井，天井下的集雨坑里铺着青砖，承接雨水。据说这叫“四水向内”，大约是“肥水不外流”的寓意吧。站在阴森森的祠堂中间，从天井往上看，白天可以看到一方蓝蓝的天，晚上可以看到几颗稀疏的星，有时凑巧了，还可以看到一钩弯弯的月。最热闹的是下雨的时候，哗哗的雨声不绝于耳，可奇怪的是无论下多大的雨，这集雨坑永远不会漫溢。祠堂的两厢用木板隔成若干间房间，我住的房间在中间，大约6平方米左右吧，刚够放一张床和一张用箱子搭起来的桌子。没有窗子，黑乎乎的。于是在墙上掏洞开窗，在顶上铺晒簟档灰，在墙上贴报纸，在地上打木桩铺床搭桌子……。就这么着一住就是八年。还别说，这阴森森黑乎乎的祠堂，因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入住，着实热闹了几年，有一度甚至成为村庄上的“青年俱乐部”了，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喜欢来玩。

前不久有机会故地重游，我特地去看了看那个祠堂，祠堂还在，不过已经破败了。

1976年当公社农技员，要到病虫测报点上居住，于是第二次搬家。那时搬家容易，借一辆独轮车，全部家当可以一次性“处理”完毕。就这么着，在吱呀吱呀声中搬到测报点附近的一户农民家安身。房东是个老实人，我在他家住了半年多，相处的很好。两口子勤勤俭俭建了一栋一厅四房的土坯房，我被安顿在西面的后厢里借住，前面是房东家三个淘气的男孩住着，中间一扇板壁。白天我在稻田里查虫，晚上点着油灯读书，三个小男孩总喜欢到我房中“捣乱”，那个最小的往往还要赖在我床上和我一起睡，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我房间里的灯亮！是啊，那时的农民要点一盏亮亮的煤油灯也是要掂量掂量的啊。

76年底，公社成立农科所，病虫测报点搬家，我也只好告别三个小男孩，跟着搬家。后来，随着工作调动，先后在三个公社的农科所住过，也就是先后又搬了三次家，印象中好像东西越来越多，搬家也越来越烦，开始是借拖拉机，后来是请汽车了。

84年调到县病虫测报站。那测报站在县农科所里，于是又搬了一次。记得刚到任时我夸了一句口，说要在这县测报站踏踏实实的干十年。谁知话音未落，又要搬第八次家了，这次是调县科委，“土八路”进城了。

八十年代中期，在小城里住房子主要靠单位解决。房产公司的房子不仅破破烂烂，没有一定关系还住不到呢。那时科委没有房子，我一个刚刚调到县城的普通技术人员，也没有能耐去疏通房产公司的头头脑脑，没办法只好到近郊向农民租住。在农民家租住了半年后，一个朋友搬入自己单位建的宿舍楼去了，好心将原来住的房产公司的房子倒腾给我。就一间12平米的房间，是一披水的，高的地方有三米多高，低的地方不足两米，窗子象碉堡的射击口，采光主要靠屋顶上的明瓦。因为年久，那明瓦上灰蒙蒙的，房间里也就昏暗的很。烧饭在走廊上，厕所在离住处30多米的地方。最闹心的是刮风，床上得罩一张塑料布，不然一床的黑灰，掸都掸不掉；最烦人的是下雨，需要拿出所有的坛坛罐罐来接水；最担心的是失火，一栋平房中，用板壁隔成12个12平米的空间，住了12户人家，12户人家都在不到二米宽的走廊里做饭，烧的是木柴和蜂窝煤（那时还没有煤气一说呢），任何一家的不慎都会引起火灾，那可是不敢想像的事啊；最讨厌的是吵闹，12户人家，隔三岔五的有人吵架，一吵就是震耳欲聋的噪音，就是不吵不闹，也是叽叽嘎嘎的说三道四，不到夜深人静，就没办法静心读书。

可在那时候，就这房子已经很满意了。记得当时一位在省民政厅担任处长的知青朋友来看我，看见我的住房条件，边落泪边说，“这就是一个‘贫民窟’啊！”我却笑呵呵的说，“不要紧，科技大楼已经动工了，那里规划了八套宿舍……。”

在那个平民窟中，我获得了第一张高等教育文凭，也经受了人生第一次巨大的打击。

真正搬进单位宿舍已经是87年初了。

那以后又搬了四次家，那可真正是越搬越好了。从单位分房到集资建房再到购买商品房；从一楼到二楼，最后到采光通风都很好的四楼；从二室一厅到三室一厅到三室两厅；从鸽子笼式的宿舍楼到花园式的公寓楼……。

假如现在要我回头，再去住那祠堂或者那贫民窟的话，我想我可能会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