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于记者敏感的职业天性，我一直都在关注着稻香村发生的命案，一个香艳的女人被铁石心肠的扼杀了。美丽女人的横死往往都会被有意无意的注入一种神秘感，况且这女人的死亡之地对普通的媒体受众来说，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窥视的私密性。稻香村是省城最高级的富翁会所，案子被小报宣扬出来以后，大大激发了媒体受众对为富不仁的声讨。也许还有些仇富的情节在作祟，小报们也乐意居心叵测的往这方面去引导。通过这香残的事件，深刻挖掘一番富翁们的糜烂生活，假如有机会，他们是乐意争当一回正义的喉舌的。而更让他们有资本去臆测的，是这件命案所牵扯出来的另一宗神秘的失踪案。

失踪的人叫倪烈，常泰集团老总，年轻的亿万富翁，省政协委员，民企创业标兵，稻香村同属于他的产业。在他的头上有着许多让人眩目的光环。就是这个让人惊羡的风流人物，在稻香村命案发生的那天夜里也神秘的失踪了。而通过各种渠道证实，死者是他的情人。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推起了一波舆论的汹涌波涛。喧哗之中，舆论认同了两种臆测：一、倪烈杀死情人后潜逃了。二、倪烈遭绑架，死者遭灭口。对仇富的人来说，第二种状况是活该。我更相信受众们更愿意接受第一种猜测。情杀，可比绑架来的香艳多了。

因为失踪者的特殊身份，正规渠道的采访都被封锁了。刑侦部门以会影响破案为由拒绝通报，正规媒体部门也都得到上头的口头关照：案件未明了前，不做无谓的报道。在我所在的省报的报社里，社长也特别给我们做了交待：

“只许关注，不做采访，静观其变。”

这么一旁观，就去了将近一年时间。这天社长从省委宣传部开完会回来，把我叫去了。

“可以去采访了。”他习惯性的抬手模了一下半秃的脑门。

“你是说稻香村吗？”我一时间没有思想准备。

他点点头，说：“抓了，判了，判了个死缓。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我和他是资深的上下级，明白他说话的那莫名其妙的简洁。他的意思是说命案的凶手已经归案并被审判了，有关部门已经准许采访了，并且已经给我安排好采访事宜了。他没把命案和失踪案分开说，还有一层意思：凶手就是倪烈。

在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在后面交待了一句：“记住，采访要理性，客观，公正。”

我想也是，舆论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沸沸扬扬，是得给它一个理性的总结了。但做为省报的一个资深记者，几十年的从业经验，我早已厌倦了采访过程中的那种理性的直白，那种走过场的世俗客套。每当采访成稿后，在稿子外面，我会习惯的陷入一种自我营造的深思中。有种说法认为感性是回归年轻，鬼都知道那只是一种更年期情节，虽然我是一个男人。

也许在这事态的背后，真的藏着一段香艳的情事呢。我想。我得承认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冷处理是成功的，凶手归案不通报，审判不公开，任你们上窜下跳，我自巍然不动。在市拘留所会见室等待的时候，我在猜想我将会看到的是怎样的一张面孔。是跋扈？是绝望？是温顺？还是那种死撑着的自负？我记得两年前我采访过倪烈一次，就是在他被推选为创业标兵的那次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踌躇满志，健谈又温文尔雅。但事态可以改变心态，天堂和地狱都可以轮换，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改变呢？

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着实感到有点意外了。我看到一张很平和的脸，他的表情像弘一大师那“无上清凉”的手迹一般的归朴通透。他施施然的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和蔼的望着我，在我还在酝酿着采访的切入点的时候，他便用那平实的语言，像跟一个知己交心一般，娓娓的说起了那段逃亡的经历。一座山上，一幢寨子，一个女人，一伙逃犯。其中有着一些淡淡的感伤，忧伤的情欲，暴烈的摩擦，哀怨的轮回，在一根诡秘的红线的牵扯下，生生不息的传承着。我得承认我听得入迷了，我忘记了记者的本份，忽略了采访的出发点，忘了去引导他说出杀人的本质。在我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的变成了聆听者。在我还深陷在他的讲述中的时候，他在我的恍然若失之间已经站起来和我道别，平和的走了。

当我在家里又一次打开录音的时候，我发觉我的心思已经全然不在命案这件事上了，我的神智已深深的被他的那段奇特的经历所吸引。我想我得把它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是一个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渎》，所不同的是，安迪的监狱在里面，他逃出来了；倪烈的监狱在外面，他，也逃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