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了理想（2）

放暑假了，老同学从外地回来了，他们不忘旧情，经常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经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再一次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坦白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

支书这种坦率的态度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他甚至举了不少实例，要我学乖巧一点，不要太老实。应该说支书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才这样对我说。当时我一方面恍然大悟，一方面却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1959年12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要开工了。公社党委决定调我去渠道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贴。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去渠道工地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

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也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关心和爱护我，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都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指导员有时就亲自替我发放工具。

不久据说是渠道工裎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到指挥部去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平时更多时候是所谓“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去了解工程进展的情况。

各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去工作，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当民工，身价就大不一样。要是上级再赋予一定的权力，我想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威风起来，忘了自己是几斤几两。

那些贪腐道德败坏的官员，就是这样被造就起来，缺乏自知之明，反而作威作福要去糟蹋别人的。一个社会，如果具有这种没有平等观念的等级制度，往往就会造成许多危害。照理说职位的大小，只是一种符号，表明他应尽和应负的工作范围。无论高低，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百姓也可以比当官的更加受人尊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