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那次“整团”（6）

一连几个晚上，还是有人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贱踏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会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

我前前后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来。我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呼喊着：“何海生！你为何还要生呀！”“你为何还要生呀！”

当时在原本是充满友爱平等的班级里，竟被搞得象个集中营。个别人成为奴役别人的打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中，尤其几位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个别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无形中他竟被当成是我的“天然盟友”，“整团”一开始，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

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其实他的出身也不简单，父亲在乡下开小卖店，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并非是贫下中农子女。在当时解放初期，真正的穷苦孩子恐怕还没办法读到高中，而个别从农村来的中富农子弟，尤其是年龄较大，较“成熟”的几位，凭着政治嗅觉灵敏，便自封是站在贫下中农立场，为了他个人的“进步”，却要去整那些原是跟他一样的同学。其投机的目的，昭然若揭。那位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更是如此，其实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了。想来这种人当时也是以“极左”的面目企图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当然，现在我已完全释然了，当年同学们都想进步嘛！这也难怪，在那种政治氛围下，很难有清醒的人，换成我，说不定也会跟着“冲锋陷阵”。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是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个别人认定的那种人。

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度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那次“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不要说什么个性发展了，那简直是天方夜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也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持不同政见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