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转折（7）

暴雨过去，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经过一场热雨的冲洗，大地变得更加清新，但没有迹象表明天将完全放晴，而这短暂的明亮，其实正预告着将有一场更可怕的雷雨到来。

1月30日班级曾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首先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子疑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激情地写着：

“一个人要善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也许厌恶不满。一旦发现它的奥秘，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它，爱护它。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走不出个人的圈子，一心只想成名成家，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离开国家、集体和人民，就谈不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只有和国家、社会溶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

以上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

那一年寒假，我还特地向团支书报名，要求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人生观。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第一天挑着一担破畚箕，从家里出来，我还怕不雅观，让人笑话。到了建筑工地，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硬着头皮，勉强支撑着，很快感到不行，腿酸肩疼，我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觉得时钟走得慢。第二天还得去，挑着一付空畚箕，肩膀就开始感到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不会有人来安慰我，鼓励我。后来不知是麻木了，还是无可奈何了，来来往往，一担又一担，成了机械般运动，什么也不去想它，总算挺住了。此后几天慢慢习惯了，反而感到有点轻松，心里无比高兴，这不仅仅是有了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

回到家里我也勤快起来，有空就跑到厨房去帮妈妈做家务，学会怎样切猪肉。妈妈教我怎样看肉的纹理，怎样切成条，再切成片，要从侧面皮和肉一起切。学会这些不是一朝一夕，拿惯一把菜刀也不是轻易的事，但是只要我想学，就没有不可能的。祖母在背后对邻居评论我说：“政府真英明，教育现在的孩子都爱劳动了，以前他连地板也懒得扫，自己的夜壶还让小弟替他倒。”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不是夸我，是在鞭策。但是有时劳动回来，见妈妈还没煮好饭，我又发脾气不高兴，好象自己真了不起了。

又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全县兴修水利劳动，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各机关工厂的干部职工都来参加。想到自己也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列中，我特别高兴。一位女民工看我穿着一身整齐的学生装还笑着说：“你也会挑呀？”后来见我挑得满利索，还特地给我多装一些土。我也觉得这不是要做给领导看，要对群众有影响，改变过去大家认为学生不会劳动的看法。休息时，有人还在打夯，我跑过去好奇地看，想试一试，又怕弄不好，后来她们也停下了，我壮着胆子，要求学一学，其中一位把夯绳交给我，操夯柄的立即喊声：“开始。”我后退一步，手里的绳子已被牵动起来，连忙一拉，放下，又一拉，放下。她们都笑了，我知道和大家不合拍，打不稳，又费力气。她们并不责怪，教了一会，又继续打。我也领会到，无论干什么都要大胆，不要顾面子，就什么事都可以学好的。

经过这些天劳动的锻炼和洗礼，我又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会。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

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曾专门组织几位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又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位侥幸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因为后来被发现有所谓“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辫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