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参军风波

人生在世，许多的愿望得以实现，有的随各种原因破灭，还有的只能通过后天努力才能达到。许多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他不能左右，全靠世间的缘份和机遇。任何事，只要你尽力不放弃，最终会有成果和收获。说到底，人活着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执着和一种追求，这才是人生的滋味。

我的父亲是一个肢体残疾人，也是安福古城有名的篾匠，解放后，受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他关掉了自己的篾匠店，加入到篾器合作社。五十年代中期，大哥在九江当兵，后又转业当职业武警，因为那时的武警中队属地方管理，由县武装部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中挑选，见他一身警服威武神气的样子，让我从小就产生了从军的梦想。但人生的道路不是那么平畅，当我读到初中还未毕业时，由于家庭困难，母亲强行要我休学跟父亲学篾匠。听到这个消息我坚决反对，四处躲藏，毋亲见我不从，就一边骂，一边拿起棍子雨点般的打过来，尽管追过几条街，让左邻右舍看笑话，身上的肌肉几块青肿，但我誓死就是不去。因为那时的篾匠挣不到几个钱，又不受社会遵重，去学就意味着断送自己的前程，一生都沒有出头之日。

“不要打，不要打了，孩子这样犟，再打下去，会把人打死的”，站在门口的父亲大声喊住毋亲，这才让她停住了手中的棍子。

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与猪栏木板隔着的房间，语重心長的说“儿呀，我知道你不愿去学篾匠，这也是没有办法，你姐你弟几个书包担不起呀！就作出一点牺牲，这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听着父亲的话，我全明白了，当场就答应跟他去学，母亲听后高兴的说：“早这样，还省得皮肉苦，你这孩子真是”。但她那里知道，人的屈服和理解是需要一个过程，一种方法，用打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只能是没文化的人。

我放下书包，成了县城谁也瞧不起，被人轻视的小篾匠，从此的参军梦想，更无时不刻的扎根在我心中，这也是改变命运唯一的希望和出路。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对参军的要求是按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糸来决定，政治上保证绝对的可靠，对于年令和身体条件不是那么严格。一九七0年十一月，我刚满十六岁就报名参军。按照初检、政审，复检的程序，我身体和家庭的一切外调、个人的政审材料全部合格，最后一关是等待复检。

篾器社虽是县城的社办企业，但历来有一个很好的规矩，只要有青年参军，就要做酒席欢送。见我有这么高的个子，胖实的身体，师傅们见我就说：“菊仔，你这杯酒，看来是喝定了”。

其实，符合应征条件的还有一个青年叫刘新生，此人二十二周岁，巳检了四五年都因身体打下，这次他虽然报了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无非是跟我一个陪伴而已。听到这么多师傅的夸奖，满以为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真让我乐滋了好几天。但世间的很多事，把握性越大，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在复检时，由于紧张，血压量到89/XX偏高，其他项目全部过关。而同我一起参加复检的刘新生，因腿上有块癣腐烂而被打下，但他经常去医院治疗，认识其中一主检医生，左磨右磨请求复查幸运过关，而我被淘汰，笫一次参军梦就这样破灭了。

很多的人生路程，都有一段难忘或辛酸的往事，特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很多经历也遭受着艰难的磨炼，更让人难以逃避和不能忘记。参军的梦想失败以后，我加入县城的武装基干民兵排，经常协助公安部门查户口、抓坏人、守监狱，最难忘是两次执行守护刑场的任务。笫一次是枪毙现行犯，当宣判大会结束，刑车开到距县城一公里的沙滩上，武警将五花大绑，插着死刑标的罪犯从刑车上推下，两武警拖至划定的执行点强令跪下，由法官和检察官验明正身，法医圈定枪击位置，紧接着一武警端枪刺刀顶背，听令连开几枪罪犯倒下，再由法医和检察官查验否毙命，决定是否要再补枪，最后拍照离开，警戒刑场的任务结束。第二次是镇压几名贪污犯和杀人犯，因枪毙的罪犯较多，所以选择在无人居住的远郊荒岭，执行的程序基本相似，但担任警戒任务的比前次多了很多。那时我年令小，心里尽管有些害怕，但手中握有一支自动步枪，也就不那么紧张。后来，武装基干排还成建制的参加修建井岗山铁路、社上水库等重大工程，由于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受的苦累也就不用说了。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又发生了林彪叛党叛国的“七一三”事件，再加上与苏联的关糸紧张，全国处于高度戒备的战争状态，中央军委决定全国不征兵。这年，我巳经十七岁，正是少年向青年转变的时期，一些人性的生理现象也开始有了感觉。

篾器合作社是个综合性的加工厂，有篾器、纺绳、织草席等行业，工人共有六十多人。纺绳车间有个湖南籍姓刘的单身师傅，个子矮身体胖，又满脸的“麻子”。他人虽丑，但非常的老实厚道，还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长得漂亮的女儿跟他学纺绳。可能是同病相怜的原故，加上爱美之心人有之，让我很是喜欢这个女孩。特别是她那清秀圆圆的脸蛋，一双灯龙似的大眼睛，披肩的头发楚楚动人，让我在梦里也不知“冲动”了多少回。为见到她，我每天打弯从她身边擦过，而相碰后俩人又只是微微一笑，心里想说个爱字又不敢出口，整天闷在心里真是难受极了。这种单相思，让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眠，艺学不进，直到她回湖南和母亲一起生活，整整折磨了我四个多月。

转眼又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十月，这是我学徒滿三年出师，也是刚跨入十八岁的日子，同我一起学徒的几个小篾匠都在欢欢喜喜做出师洒，定级二十八块钱一个月。而我是跟父亲学，加上学而不进，出师定级考核，技术未达标而不能出师，继续按学徒最高标准，每月领二十二块钱，为这事我心里难过极了。

这年的十一月，还未进入冬季就似乎有点寒意，一天夜里，外面呼呼刮着东北风，父亲把我喊到他的房里，望着我不高兴的样子深沉的说：“菊儿，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篾匠活，人各有志，不原做的事，要你干到头发白也学不会。今天，听说要动员青年人去报名参军，就和罗主任说了，还替你报了名。我看你身体壮实，准能行。”

听完了父亲的话，我滿脸通红，心情特别激动而难以平静，无论什么时候，在我受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残疾的父亲总是出来帮我“圆场”，他那宽大的肩膀，似海的胸怀永远是我的靠山。两天后，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军委的征兵命令，由于隔了一年没有征兵，这年的兵员征集特别多，达七百多人，比前几年足足翻了一番，兵种有广西空军地勤，厦门警备区，福州军区政治部，前线广播电台等。由于怕完不成任务，县武装部要求积极动员应征青年报名参军，篾器社按照要求，将近几年招进来的学徒全部上报，通过初检和政审，最后剩下五个学徒工符合复检条件。为接受量血压时紧张致血压偏高的教训，在复检前我先用凉水洗了头，又将冰冷的水弄到胸口上，让自已清凉镇静了再去量血压。也不知是心理还是冰凉冷水的作用，这招果然很灵，血压刚好83/110合标准，使我激动得直流眼泪，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五个参加复检的学徒竞全部身体合格，都领到了应征入伍通知书。篾器社按传统习惯买了一头大肥猪，做了十来桌酒席，让全社的师傅们酒足饭饱，敲锣打鼓送我们到人武部集中。

一个小小的篾器社，这么多青年应征入伍，在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县城真成了大新闻，特别在手工业联社糸统内，有铁器、木器、篾器、缝衣、五金、弹棉花、制伞等八大行业，除缝衣社和木器社各有一名学徒工入伍外，就数篾器社最多，而且从五十年代实行兵役制以来，巳送走了十多名学徒参军，有当兵的摇篮之美誉。究其原因是在八大行业中，篾器社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最低，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行业。而到篾器社学徒的都是无钱读书，又身体素质相当好的孩子，从他们进入篾器社的第一天起，都想逃离这个“没出息”的地方，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兵。在我们五个应征入伍的学徒中，我和朱建国、孙银苟是城镇户口，李树光和叶圣如是农村户口，按照各批次出发的时间，去福建的新兵要三天后才能走，武装部特意放假二天，交待不准走远更不能去喝酒。

为打消时间，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到几个亲戚家吃辞行饭，谁知夜晚刚进家门，朱建国就骑着自行车急勿勿来找我，“菊仔，不好啦，出事了，出事了。”

“什么事呀，看你急成这样，慢些讲”，我一边推自行车，一边对他说。

“告诉你啊，县人武部到孙银苟家里，将入伍通知书，新军装、棉被、背包等都收回去了，说是有人举报，篾器社将不满十八岁的公民送去入伍，还告到吉安军分区去呢。这下好哇，孙银苟穿着新军服，到好几家亲戚那里吃了鸡，让人看笑话喽。”

“这有什么笑话看，去不成不就算了。”

见我无所谓的样子，朱建国又说：“你满了十八岁没有，没有就赶快去改户口啊！听说李树光连夜叫家里把他的出生年月改大了一岁”。

“我们的户口是城镇户口，由派出所管着，人家到派出所一查就清楚，谁也改不了。李树光他们是农村的户口，由村里的文书管着，想咋改就咋样改，姓孙的遭人举报，定是他们自家人的鬼，换了别人，怎么知道他详细的出生年月，这算他倒霉。”

“反正我刚满了十八岁，我不怕”。朱建国见我胸有成竹的样子接着说。

“我也满了，放心吧，没事。”

“没事就好，我是怕你也出问题，那我走啦”。说完，跨上自行车飞快的走了。事后打听，是孙银苟家一个亲戚写的举报信，究其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天很快过去，那天清晨，城关、横龙、赤谷等六个公社的新兵，准时集中在武装部的广场上，由参谋喊名字出列站到另一边，连人带挡案移交给接兵部队。我和李树光被姓刘的、姓康的首长接收，他们俩人共接收了六十名新兵。移交完毕，编成十个一班，还指定了临时班长，然后登上五辆大客车，同其他部队的新兵一起，上新余市乘火车。我坐在客车的窗边上，欢送的人群熙熙攘攘，广播、边爆、锣鼓声掺杂一起，让我一句也没听清母亲和大姐对我的叮嘱。

就这样，带着对亲人的敬恋和远大的理想，我终于丢掉了跟随多年的篾刀，如愿以偿的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从军梦想，这一步来得太晚，更是多么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