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1）

1964年7月16日，正当我醉心于为自己的新理想设计蓝图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下学期把我调到本县沿海一间偏远的小学任教。原因很清楚，县文教科人事股长说我“自恃才高，几次闹着考大学，不安心工作”，因此要把我发配到“边疆”去“充军”。

事实是，我虽积极准备参加“高考”，并没有因此耽误工作。就在这一学期我还被评为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我担任的班级被评为县“少先队优秀中队”，队员们的先进事迹，还由团县委拍照送到省里展览。这不就是有力的证明吗？

只因为我想考大学，竟被看成是一个“另类”。听说人事股还放出话来：如果我不去报到，就叫我“滚蛋”。

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但我不在乎工作地点，这不会影响我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别人也许会风言冷语，说长道短，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困难、挫折、讥笑、侮辱都可能使一个人更坚强起来，更坚定地去追寻既定的目标。改变一下环境说不定还会有新的生路，我是个喜欢不断变革的人，对这种不公正的现实，心理上能平静地接受，因为地点不会左右我想要做的事。

学生们得知我被调走，纷纷向校长提出请求，有的急得哭出来，天真地说要跟我一道走。我只得反过来安慰他们，讲了一套服从分配的大道理。当然，我何倘愿意离开，我的人生虽经历许多曲折，我在人生岔道口也几经徘徊，但几年教师生涯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每当忆起跟学生在一起活动交谈的情景，都会哑然失笑给自己增添几分年青。

刚到东街小学接任三年级乙班班主任的时候，班上五十八位学生就像五十八枚美丽的邮票，各有各的模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漂亮，收集他们就同欣赏邮票一样有趣：

钱多芬是个外表看起来文静的女孩子，有着高高的前额，显得过早失去稚气，据前班主任介绍她是班上的优等生，朗诵能力很强。可开学不久她的母亲就来投诉，说是跟多芬同桌的男同学经常会欺侮多芬，有时在放学路上还拦住不让她回家，甚至打过她。多芬几次向母亲啼哭，要求转到别的学校。

我找来跟她同桌的王国强了解情况，这是个头发乱蓬蓬，走路两边摇，凡事满不在乎的学生，平时做作业就不耐烦，同学做了三张，他只用一张就打发了老师的问题，还唯恐纸张太大，每字都像他走路那样跨出横线。其他老师告诉我，这学生一贯表现不好，上学期好几次被同学轰回家，没人愿意跟他同桌，原班主任简直拿他没办法。我问他为什么还不争取入队。他竟伤心地哭了，说是班上的同学都岐视他，只有村生跟他要好。

村生却被同学叫做“肮脏人”，他的作业同他的睑一样糊涂，经常无故迟到，有一次因偷邻居老阿婆的钱被告到学校，偷来的钱被用去购买学用品。原来他的母亲不肯拿钱给他买学用品，他又欣慕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拥有一把小刀和一根尺子，于是萌生偷钱的念头。

那些在班上学习好的学生，也并不是都让人放心。曾珍珍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是个惹人喜欢的女孩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她银铃般爽朗的笑声，可性格又十分脆弱，稍不顺心就哭出来。同学告诉我，她家里有个刻薄的养母，经常打骂他，有时不让她吃饭，甚至不让她来上学。

陈钦泉是个不引人注意，守规矩的孩子，认识他是因为小组长向我诉苦，说钦泉每天早读时间都不想读书。有一次我故意让他背诵课文，出乎意料，他背得十分流利，过后他便沾沾自喜地对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都不复习。总之，每位学生都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整个班级就象一本邮集，让人赏心悦目。

当一名教师不光要教学生获取知识，还要教他们如何做人，不能只满足于学生在学校的学业成绩和遵守纪律的好坏，更应该了解他们在课堂外的活动和在家里的表现。我对家访十分重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途径，一年多来，尽管我忙于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还是一有空就到学生家里去，与家长沟通，取得共识。在家访中我能了解到真实的学生，掌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细微变化，然后才能“因材施教”。想让学生健康地学习、成长，教师的确要认真地花一番功夫。我大胆地说，我做到了。国强已经不再欺侮同学，他和村生也都在“六一节”参加了少先队；珍珍的养母态度改变了，还感谢老师的帮助；钦泉当了学习股长以后，对功课更专心……

可以说，我跟学生的感情正在与日俱增，那时却眼看要被生生拆散。而更重要的，我刚刚理出头绪，对今后的工作已有一肚子的打算，却要中途交给别人，我心里真有点不放心。

几位同事也深表同情，个个露出惋惜的样子，好象要调动的已是他们，而不是我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