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边台文化黑土远方
苍凉的东北，遥远的黑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文化，这里的人众在久远的生存岁月中究竟创造了哪些文化，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长久地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直是一个谜。西北的黄土高坡，江南的秀雅翠绿，往往又给人增加了对东北的对比印象，大风大雪，寒冷而遥远，于是一个固定的印象仿佛如磐石一样沉落在人的心头，抹之不去。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写东北，记录东北生活的书实在也是太少了。因此人们也很难达到想从一些文字中去了解这片土地，感悟这片土地的愿望。一天，我的好友著名的民间艺术家也是东北满族文化研究专家关云德来到我家，他送来了这部叫《亲亲柳条边》的书稿让我读读看。
完全没有想到，我一翻开它一股浓郁的东北民俗风情扑面而来，于是便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看山海关外路，白头巅上雪。亿万载，火种刀耕，创建亘古功业。思归处，龙蟠虎踞，男儿纵马西风烈。塑乡魂，铁骨铮铮，豪情激越。”“鹿鼎峰前，饮马河畔，石门堤似铁。浪花涌起望松江……胡笳隐约，映照一轮边台月。”这是书“引子”前的一首《莺啼序》，读来倍感亲切。
这种亲切一是来自于我对书的作者的熟悉，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们多年来往，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写出这样洋洋几十万字的长篇大作；第二个亲切，是他们所写的正是我几十年来不断往来经常魂牵梦绕的地方——九台。
九台是柳条边的“边台”，这是自然的所在，又是历史的痕迹；这是文化的遗存，又是记忆的载体。其实诸多的东北的故事，恰恰就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而《亲亲柳条边》是将一种永恒的文化观念完整地保留下来，记载下来，我们可以用“关东文化”的代表来概括它。而在这里，渔猎文化，农耕文化，矿业文化，江湖文化，山林文化，民族文化等等都存在，同时，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曾经领着吉大77级的徐敬亚、王小妮等高材生，在这块土地上采风，发现了“三江好”等人的大量故事。但是当一以“边台文化”去统领它时，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特征便被很好地总结出来了。
所谓边台，其实就是柳条边和烽火台，卡伦，驿站，驿道，那黑土远方的无尽的生活岁月便由“边台”二字一下子牵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无尽的思绪。“热血”就是故事，就是人的性格，就是一种精神。这使人一下子跟着故事走进了黑土远方，进入那久远的岁月，去感受那种沧桑，去品悟它的深厚历程，去享受东北文化带给人的无尽的丰富和厚重。当年，书中那一群血气方刚的东北汉子“有枪就是草头王”，面对山河破碎的日子，男人们掂量着手里的“家伙”（枪）说：“咱就靠它吃饭了！”（故事中主人公之一李子洋之语）于是，从这儿开始，一系列生动的东北故事便开始了。
无论是胡子绑了将军的千斤，还是惠悟禅师辞退爱徒神秘走掉；无论是土匪被官兵斩首日的奇特，还是土匪的死日却让一个黄花姑娘自尽；无论是草匪的“起局建绺”，还是当地土著人砸日本洋行；无论是老辈人家的祖谱，宗堂，还是东北四合院的奇异风情，这里的一切一切，都由“边台”这个东北文化的“根”把“东北”牵了出来，这一牵，又把人带进故事中，送进传说里，走进从前的岁月深处，是那么的具体又实在。
我愿意看到东北实实在在的故事。这是我多年的渴望。其实我想，别的读者也有这种想法和感受。其实人们需要朴实和直面。大家都不需要那种脱离了一方水土去写一方水土的所谓的文化和手法。接下来，作品就展开了宏大而厚实的东北故事。
《亲亲柳条边》其实是属于一种故事套故事，人物套人物的写法。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铺垫了独特的故事，使得作品具有很吸引人的特色。而讲故事又引出人物出场，这往往会使人物显得更加具体，活态，并且容易让人记住人物的特征和个性。如李子洋的看枪，脱俗心态，他去劫道，反而遇上了比他还大气的张伦，一个曾经生擒土匪“小白龙”的人。而且山货商人冯义的义气、大度，彻底让他改变了初衷。本来想抢钱，却被人感动。这种写法刻划了一个真正的关东。
百姓在李子洋不在家时，共同安葬其父李平安一事，展示了北方人的性格和黑土地气质。做为北方平原雪地，长白山与嫩科尔沁交汇的九台，人的性格和组合与风土人情典型地代表着关东大地上人的特质的统一，这是一种突出点和一种共性。这符合地域性。
如果一部作品，不符合地域性，就是一部失败之作。其实作品的地域性是作品的代表性。我们常常称赞一部作品的成功，其实是表述一部作品对其地域性内涵展示的成功，而地域性内涵首先表现在它的民风性上。所以，准确捕捉一部作品的地域性民风性是表述地域性的重要手法。一人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当时背景下的人心，民心和风土之风。多灾多难的东北，中国人处处受欺压，中国人向着中国人，各村屯百姓的心底是一个心眼互相关照的。从一种倾向上刻划了当时的人心和民心。这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典型性和代表性。
《亲亲柳条边》擅于通过一个个故事，一组组事件去展示人物心理性格的形成，这是它的重要特点和成功之处。李子洋性格的形成和气质特点的鲜明性就是在一个又一个“事件”的连贯展示中去完成对人物的刻划的。师傅弃他而去，劫道遇上恩人，爹死众人相帮，于是，一股决心“闯荡江湖”的信念终于形成。
包括打洋人（日本人），这几乎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理念。李子洋就是东北沦陷时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典型心态。这是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解剖了当时诸多人的心境，也真实地面对着当时的九台，当时的东北和当时的中国。
另外，《亲亲柳条边》又擅于将观众的线索逐渐地融入进各章节的段落在开启和结束的节奏里去展开，这使得读者能很好地顺应故事的情节走下去。并且，此书的重要在于它开启了一种独特的写法，既让如今的人（也就是现代人）参与进情节中，使得书的故事情节更加的逼真，也把一些当时当地的“老故事”“老说法”插进去，使得故事和人物更厚重，更大众化。这是一种“小说”的“纪实”的写法，意在增加其真实性，加大其可读性。其中重要的典型人物张伦（人称伦四爷）这个人物，就是作者之一关云德等人一块到九台亲眼所见的日后书中人物的墓碑。试想，在故事或小说的情节之中展示和披露当代人的行为，这将对故事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该书力在突破一种写法，同时构成一种形态。该书让自己的风格定格在真实与故事描述之间，力图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本形式。故事出于真实的人物，历史事件，同时又不拘泥于这些因素；它把人物的心理同地域的典故、乡土的传闻，口述和地方上的说法综合在一起，让故事中的人物同作者的经历也掺在一起，这成为书的重要的基础和理念。
同时，《亲亲柳条边》以庞大的东北生存历程的全景故事展开一组多边的多头又多元的套故事。是大线索中的众故事，这样使得本书极其丰厚。单一化是作品的大讳，只有让作品丰富化，人物的诸多性格组合化，故事的种种头绪奇特化，这才能本能的构成一部成功的作品。这说明了作者对东北的原色生活有很强的驾驭能力。而且，作品敢于面对东北的众生相和复杂的人物构成故事去展示线索，这也表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思考能力和情节组织能力，另外，它成功地完成了对东北“土匪”“胡子”的描写和展示。这是该作的一大重要贡献。
东北的土匪、胡子、响马、马贼、草寇等等人物应该也必须是当年这一地域的重要人物和形象。但以往的诸多作品往往只是表面化地去对待这一阶层。仿佛他们已经定型或者只是一个面孔，一种形态。其实这是错误的。就东北这个人众集团的形成，发展和结局而言，我曾经在诸多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和记载过，其实他们的成因有复杂的社会性和地理性。东北，没有胡子，就不是东北。它已形成一种文化。
在北方，当千百年前的万里长城挡住了东北这片土地，当各方列强大模大样地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耀武扬威地走着、抢着、杀着朴实的东北人时，其实“土匪”“胡子”已经在历史的时空孕酿而成了。土匪是东北的天时地造。他们也是人，为什么偏偏成为“匪”，本书给予了较好的历史分析和地域分析，并以生动的故事和情节充分地展示了这个帮伙的形成性和他们的厄运结局等等，都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因此，在这一点上说，《亲亲柳条边》是写作东北民间人物的较好的一部重要之作，也是较成功之作。
我们常常在一个人成功时去精心地分析他的成果和贡献，却往往不去很好地思考创造这种成果和贡献的人的历程。实际上，任何一种成败不是孤立的。该书的重要成功和贡献完全在于作者多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爱这片土地，并且不间断地去熟悉这片土地。用心去认识它，爱它。我所知道的这三位作者都是勤奋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一边生活在东北，却一边关注着身边的生活。他们愿意走进他们熟悉的乡间，把现实和历史久远的文化一并收入怀中，也才成就了这样的收获。而关云德更是一位痴迷的文化人。他生在九台，从小和额娘学剪纸，竟然把这种独特古老的族人手艺，从母亲和老姨那里继承过来，终于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手艺。也积累了他独特的生活历程。
孟晓冬、刘琦和关云德在酷爱自己的故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进故土的文化，这才有了这部长篇，其实文化是一种结构。不单单是村屯、乡社的文化形态，它又是一种思想积累。走进这种积累和文化形态，使得他们有了对家乡的更深的认识。于是《亲亲柳条边》才能问世。我想这才是一种文化的合理构成，也是一部作品诞生的重要因素。
《亲亲柳条边》庞大的历史线索，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铺阵使得该作品具有了一种史诗般的作用和力量。沙俄哥萨克人，日本商人，将军女人，伯爵孙女，劫道歹徒，胡子土匪，大户枪手，平民百姓，庄户之妇，到祖上的老爷子，《亲亲柳条边》通过一个个生活的对象把一个庞大的东北人的历程纷纷组合进故事里，使得这部书的结构和框架粗厚和丰满起来。它又把各种“行当”写进去，这又是北方土地的特色。该书又具有很丰富的信息性，把北方土地上的种种生存习惯，穿衣戴帽的种种细节，处世交人的各种礼节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使得该书成为东北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有了真正的价值。一部书有了一些综合的价值，它的本身的价值也就会被历史和社会认定下来。
在这里，让我们衷心的感谢作者给我们写了一部重要的书，好看的书，当然也是一部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书。希望它能永久地留住昨天。也留给今天和未来。
写下以上的话，是为序。
2009年8月8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