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生摧残——遭遇“开除”（2）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欣然同意，精神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妇女，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然后是识字教学。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但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如出黑板报，到居民屋顶上去，用土广播筒通知开群众大会或广播台风消息等等。有一次十二级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个青年连夜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基层工作，面对群众，并不容易做好。有一天傍晚，党支书叫我带领二十位居民，赶去城外抢修一段缺口渠道。我们到了那里，已有不少人在忙碌，场面有点乱，好象没人在指挥，大家就散开各自干了起来。劳动了一会儿，有个人竞自作主张对大家喊道：“走了！”我以为是哪位干部要调我们去别的地段抢修，也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公路上才发觉是要回去。我急得直问：“刚才是谁叫大家走的，怎么没有问我？任务还没有完成，回去怎么向支书交代？”可大家都不听我的，欺负我太年轻，嫩了点，不象个干部模样。有一位还“好心”教导我：“回去就对支书说，大家干到十点多（明明才九点）双脚浸在水里受不了，只好收工。”我不能说假话，又不好向支书交差，只能直接回到家中。心里懊悔极了，第一次当“领导”就出丑。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抢险救灾工作，也主持过群众大会，才慢慢成熟起来，渐渐地我成了当地群众心目中的一名街道干部。有些群众遇到困难，甚至直接来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干部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劣习，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一点，又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饭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美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或者是他们对我的作为有点忌妒了。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