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忘我的境界

1976年至1980年，彭永富在力大小学戴帽初中班从事了四年初中教学，在这四年教学里，他已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的事业，他的教绩，他的人生，他的精神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

1976年6月，大溪公社党委书记田景荣点名要彭永富到力大小学来教初中，彭永富上任后则高度负责，修危房，制桌凳，请工匠，购材料等整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一分工分没要，一分钱没取。本来彭永富在这假期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虽然吴明尧从队长位置上栽下来了，但他出烂主意还有一定的市场，千方百计想把彭永富拉回生产队，生怕彭永富提升或转为公办教师。彭永富调去教初中后，其妻李金莲一个人在家干农活，好多事情都做不开堂，又要守牛，又要做农活，又要打牛草。在这几件事情当中，吴明尧样样针对彭永富家，其目的就是要与教书人过不去。就说打包谷叶吧，原来都是集体统一打来统一分配到各喂牛户。今年吴明尧看到彭永富到力大教初中去了，就鼓动大家改变了“政策”，自己喂牛的包谷叶自己打，没有包谷叶喂牛自己负全责。明眼人都知道，此举主要是针对彭永富的。

彭永富心想：你有弯弯木，我有翘扁担。他和妻子李金莲拼一个通宵，就备足了喂牛一年的包谷叶。天亮时，全队劳力来到包谷叶最多最好的地方，只能望“拼”兴叹了。吴明尧的心口最痛：怎么也搞不赢他两口子啊！

1976年9月1日，力大小学帽子初中班开张了，彭永富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教学工作。

大溪公社各小学的帽子初中每月一次统考，前5名抽到公社初中。彭永富的尖子生，第一次统考被抽去5名，第二次统考被抽去了3名，这引起了彭永富的高度警觉，因为小学毕业生，县、区两级已把尖子筛选去了，现在又被公社初中班筛选去了8名，剩下的都是基础特差的学生了，要想在他们中出较好的成果，非豁出命来不可。

打铁先要本身硬，1976年秋期寒假，不管过春节还是过十五，彭永富万事皆休，一个劲头的钻教材。彭永富不是做不到“不耻下问”，而是有问无门。

他当年学的数学知识已经淡忘，而他手中的初中数学教材已有很多是高中“下放”的内容，一时难于熟练运算，常常遇到疑难。一次去公社开会，他向一个在公社初中班教书的重庆知青请教，那知青回答一句“只有我们向老教师请教的”一句话就封门了。对其他人也是一样，正儿八经请教，别人不会搭理。只有寓请教于聊天，才得解答。代正奎虽肯回答，但他又调到外校去了，路上偶遇，也所得有限。所以，他才决心把初中一至四册（当时初中实行两年制）数学教材全部钻透。一个寒假钻不透，就向原来教过的学生、此时的高中生吴显科请教；吴显科都无法解答的，就向吴显科当时的高中数学教师石敦哲请教。好在通过一个寒假的自学，他攻克了一至四册初中数学教材，心里有了底。

钻教材、备课，彭永富到了忘我的境界；上下课随时辅导学生，也到了忘我的境界。

早自习，他上了一课，就让学生做题。学生吃早饭去了，他就批改，一看学生错了，就忙把学生叫来。他给一个学生讲，其他的学生端着饭碗也来听。他讲到兴头上，又接着上正课讲。越讲越来劲。这样一来，他很多时间都忘记了吃饭，确实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

单元检测，他把例题放进检测题，发觉做错的学生不少，他们基础太差，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课。彭老师不怕麻烦，再翻豆稿，再讲再练。

他1977年钻教材，并非一劳永逸，遇到新的疑题、习题，还是多方请教。后来，县教育局组织了初中数学教研会，他认真参加每一次教研，不放过每一个难题，业务水平和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由于他和同事们因势利导，率先垂范，给学生带了一个好头，所以同学们都刻苦学习，进步很快。

力大初中班办了四年，送了三届毕业生，辛勤的耕耘有了收获，有了报偿，1978年毕业生37人考入高中13人；1979年毕业40人，考入高中20人；1980年毕业生37人，考入高中19人。

收获的喜悦，不在他的脸上，也不在他的心中，因为他感谢同学们的团结互助，感谢同学们的积极努力，感谢公社党委和广大学生的家长对自己的信任，他把一份份喜悦让给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去分享。而自己呢？只是觉得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教师的本分和责任而已。

为了加强力大小学的领导，公社党委调配了一个校长、四个党员。

为了初中班4个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年纪最大（当时五十上下）的老师江杰给他热水、预备脸帕、毛巾。因他是公办教师，他每餐都拿出一瓷缸酒，全校8人每人一杯，饮酒壮行色，准备新长征，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已在四届人大上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四化的蓝图与目标。

1974年，彭老师左眼的“玉疔”爆炸后，左眼凹陷，此后的岁月中，他半点没有丧志，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用他的行动证明他他身残志坚，在再丰民小入了党，又在力大初中班创造了新的辉煌。

彭永富老师在力大初中班教书时，兼任初中班所在的力大小学总务，由于他全心全意、废寝忘食地工作，所以他的总务工作全是“见缝插针”。有几个民办教师（含他自己在内）的钱粮由力大片区（含原再丰片区）各生产队负担，他利用早晚、周日去收钱粮，速去速回，收到钱后优先满足最急需要的老师。

他与校长白天清拧成一股绳，全校师生一齐动手，勤工俭学，开荒种地，收了5000斤红苕，打了1000斤粉，检散油茶子500斤，打了150斤油，除每个教师按规定自己拿钱称去7斤后，全部由学生食堂付钱，给师生食用。这150斤茶油和苕粉等收入，使学校紧张的资金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买来了国旗、彩旗、板胡、二胡、锣、钹、高音喇叭、篮球、乒乓球、运动装、舞蹈装等学校急需品。由于有相应的设备，接着学校就开展了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同时举行了升旗和播放音乐活动。从此，力大小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彭老师干总务廉洁奉公，然而却有人给他当监督员。这监督员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妻子、共产党员李金莲。

每次彭永富带回家的就是一张“报账单”，李金莲听报账时，与每月9元的民师津贴对照，算一算没有超出，他才放心。他对丈夫说：“永富啊，你现在经手的钱成千上万的，一分一文都不能错呀，别人贪污你把他弄下台了，如果自己贪污，别人会怎么说你呢？廉洁奉公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形象，你一刻也不能忘记。”

彭永富在事业上有了一点成功，一半是妻子支持的结果，可以说是妻子用汗水换来的。不管彭永富教小学，教初中，离家远还是离家近，只要是公事，李金莲绝不拖后腿；家里有天大的事，都由她一人承担。

由于山区很多人对教育的不理解，对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彭永富的所作所为千方百计发难，生产队有人要拆彭永富的台，李金莲挺身而出，向人解释，与人据理力争，随时给彭永富打气壮胆，再苦再累也要支持丈夫的工作。

1968年1月以前，彭永富的母亲李凤英一直在大溪公社机关煮饭，直到1968年2月李金莲生第二个儿子，彭永富要上课，家里实在没有帮手，只好把母亲接回来服侍“月婆子”。

李金莲出月后，只让婆母在家照料两个孩子，一切家务都由于自己做，忙了队上的活路，又忙屋里的家务，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不叫一声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