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落难京华
第一章落难京华
——动乱的年代，疯狂的岁月，八位女大学生落难京华。
1970年春节刚过，天气还是格外的寒冷，没有一点春天到来的样子，呼啸的北风，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再次袭击了京华大地。户外行人稀少，非出门不可的人们也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就这样还是感觉心头哇凉哇凉的。
在北京音乐学院的大操场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处理反革命分子大会即将召开，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底黑子的会标，“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处理大会”。两边悬挂着白底黑子的标语，左边写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右边写的是“狠狠打击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学院的师生员工按系和单位集中，列队参加。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北京市“文化大革命”领导组负责人、学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住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学院各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大会由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学院最大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原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建国主持。
下午四点，大会在风雪交加中开始，王建国用带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宣布：“北京音乐学院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处理大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任何反动势力就和地上的灰尘笊篱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笊篱不会自己跑掉！’大会进行第二项，把历史反革命分子、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鹏、李静押上台来！话音刚落，台下的红卫兵两个人押一个把一对五花大绑的，胸前挂着大纸牌子的，50多岁中年夫妇跑步押上主席台，在台前跪下，然后在他们的腰里每人踢了几脚，强迫他们跪直，又把他两的头狠狠的摁下去。王建国又下令：“把反革命分子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押上台来！”话音刚落，台下的红卫兵两个人押一个跑步把八个五花大绑的，胸前挂着大纸牌子的女青年押上主席台，先让她们面向与会的革命群众站好，接着，把她们按成90度弯腰让她们“低头认罪”，过了一会又拽住她们的头发把她们拽起来，让她们“抬头示众”最后，在她们每人的腿上狠狠踢了一脚，把她们踢跪下，又踢了她们几脚强迫她们跪直，最后把她们的头狠狠的摁下去。接着王建国又下令：“把郭莹等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带到台前来！”话音刚落，一对红卫兵把三十几个，戴着手铐的男女青年带到主席台下，临时搭起的两排木板上，面向与会的革命群众站好，这些男女青年站好后主动弯腰低头，做出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
所有接受处理的人全部到位后，主席台上一个女红卫兵带领大家高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到野马反革命集团！”两句口号。然后王建国宣布：“大会进行第三项，由区文化大革命领导组副组长，“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案”审查组组长刘胜利同志，宣布“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反革命罪行。
刘胜利讲到：“经过“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案”审查组，长期审查，现已查明“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反革命罪行如下：
“1、在历史反革命分子、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张鹏、李静夫妇的组织领导下，以反革命分子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为骨干，也就是名动京华的“野马八艳”，她们以野马文学社为掩护，组成反革命集团，创办、发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野马》文学周刊，通过发表反动文学作品，恶毒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胜利讲到每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名字时，红卫兵们就把他们拖起来，拽住他们的头发，让她们“抬头示众”。
“2、张鹏、李静夫妇指使，由野马文学社出面，以发表作品为诱尔，在本院先后发展会员二百多人，台下的郭莹等人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3、张鹏、李静夫妇指使，由野马文学社出面组织，通过集会、讲座、作品交流等形式从事反革命活动！”这时红卫兵们把十个反革命分子的头狠狠的摁下去，让他们“低头认罪”。
“4、.经调查证明，张鹏、李静夫妇建国前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中破坏革命，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后，在去苏联访问期间，从事特务活动，是典型的苏修特务，在学院在日常教学中，他们利用所谓的‘学术权威’，拉拢腐蚀革命青年，经常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的反动言论，是典型的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时红卫兵又让张鹏、李静夫妇，“抬头示众”。
“5、张美艳和李灵艳不仅是张鹏、李静夫妇的忠实走狗，还是《野马》文学周刊的主编和副主编，野马文学社的反革命活动就是由她两出面组织的。”“提到张美艳和李灵艳的名字时，红卫兵拽住她两的头发，让她们“抬头示众”。
“6、王文艳和牛晓艳两人不仅积极为《野马》文学周刊撰稿，还分别是《野马》文学周刊的稿件组组长和编辑组组长，更为恶劣的是她们两带头拒绝参加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提到王文艳和牛晓艳的名字时，红卫兵拽住她两的头发，让她们“抬头示众”。
“7、其余四人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分别是《野马》文学周刊的打字校对组、印刷组、用印组和发行组的组长，她们四人也都积极参加野马文学社的反革命活动”，提到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四人的名字时，红卫兵也把她们拽成“抬头示众”的样子。
“9、张美艳和李灵艳等八人平时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所谓‘才华’，看不起革命青年，不服从组织领导，严重脱离群众，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严重，群众意见很大”。这时八个女青年又都由“抬头示众”被摁成“低头认罪”的样子，赵海燕被摁得差点掉下台去，被红卫兵抓住辫子拽住，还一脚把她踢跪下，随后又抓住辫子拽起来，摁成摁成“低头认罪”的样子。
“10、郭莹等三十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野马文学社的反革命活动，但在审查此案时，能主动揭发“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深刻解剖自己，坚决和“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并能反戈一击，主动揭发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认罪态度较好。”讲到这三十名青年学生时他们主动“抬头示众”，不少女学生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刘胜利讲完后，在台上的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带领大家高呼了一阵口号后，王建国宣布：“大会进行第四项，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城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赵政委宣布对“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处理决定.”这时红卫兵们把十个反革命分子的绳子解开，让她们站好，等着宣布后再捆。
赵政委讲到：“根据“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所犯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本着打击和宽大相结合和努力给青年人以出路的原则，经上级研究决定：
1、张鹏、李静二人罪大恶极，决定判处两人有其徒刑各二十年。”话音刚落红卫兵又将两人五花大绑起来，而且这一次绑得特别紧，李静当场晕了过去
“2、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八人，罪恶深重，而且认罪态度不好，只到现在还和人民对抗，但考虑到她们受张鹏、李静毒害太深，又非常年轻，决定从轻处理，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押往农村监督改造，以观后效。”话音刚落红卫兵又将狠狠的五花大绑起来，绑得八人个个大汗淋漓，泪流满面。
“3、郭莹等三十名青年学生虽然曾积极参与野马文学社的反革命活动，但能主动揭发“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坚决和“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并能反戈一击，主动揭发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决定当众释放。”
大会的最后一项当然是呼口号，一阵地动山摇的口号声过后，王建国宣布：“把张鹏、李静两个反革命分子送往秦城监狱服刑！把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八个反革命分子，押回看守所等待押往农村监督改造！散会！”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弄清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可以肯定地告诉您的是，它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大冤案。
张鹏、李静夫妇的“反革命罪行”
时间必须推移到1946年的初夏，在一列北上京华的列车上，一对来自南国西子湖畔的青年男女相遇了，也许是缘分把，两人正好对面相座，女的是典型的杭州美女，一米六二的个子，匀称的身材，秀美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特别惹人喜欢。男的身高在一米七零以上，虽然显得有些清瘦，但浓眉大眼的，浑身上下显露着一股阳刚之气。列车开动了，男的说：“我是来自杭州的张鹏！请问这位女士怎么称呼？”女的看了对面的小伙子一眼，笑着说：“为什么要告诉你？自己猜吧！”张鹏抓耳挠腮猜了半天，憋得满脸通红。女的得意的说：“猜不出来吧？我叫李静，也来自杭州。”“太好了！我们是老乡啊！以后请多多关照。”“好啊！你到北平干什么？”“报考北平艺术学院！”“你报什么专业？”“音乐！”“倒霉了！我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李静假装生气得说。“你也是学习音乐的！太好了！我算遇到同志了！不过你放心，我学得不好，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张鹏赶忙说。“傻小子，你以为我真生气了！告诉你把本小姐长这么大，还真没遇到过对手呢！”李静大笑者说。那时候，火车速度比较慢，从杭州到北平要走一天一夜。这就给两个年轻人提供了足够的交流时间。通过交流他们发现，他们不仅学习共同的专业，而且有着共同理想和爱好，他们都立志报国，都爱好文学，喜欢写作，互相通报笔名后，他们发现彼此不仅读过而且喜欢对方的作品，等到下车时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参加考试时，张鹏和李静由于来得晚排在最后，李静先进去，考完后笑嘻嘻地出来对张鹏说：“看你的啦！”张鹏进去考完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问考官：“我的成绩怎么样？”考官笑着说：“等好消息吧！你的了榜眼！”张鹏脱口就问：“状元是谁？”“刚才出去的小姑娘！叫李静！”张鹏出来见到李静大声说：“你果然厉害，得了状元！”“真得？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你呢？”“我得了第二！”张鹏垂头丧气的说。“没关系，说不定你的文化课比我好！”文化课成绩出来后，张鹏得了第一，李静得了第三，两人被分到同一个班，从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又加深了一步。
1946年冬天，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中共地下党领导了发动了著名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张鹏和李静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关注，党组织派人和他们联系，介绍他们阅读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在斗争中培养和考验他们。到了1947年秋天分专业时，张鹏选择了作曲与指挥，李静选择了美声唱法。这时的北平，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不久又发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张鹏和李静在参加游行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们表现的很勇敢，李静还被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不久，他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8年平津战役开始时，张鹏已经时他们学院党的负责人，李静是他的助手和交通员，长期的共同学习和战斗，使两颗年轻的心永远连在一起，经党组织批准，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他们结成了百年之好。结婚了他们利用家庭做掩护，积极为党工作，他们的家也成了北平地下党的主要联络点之一。刘仁、陆平、彭佩云等北平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仅是他们的老上级，而且经常在他们家开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人首先被打到了，整个北平地下党都成了“叛徒”，张鹏和李静也就在劫难逃了，这就是他们两“历史反革命”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张鹏和李静在专业上不断努力，很快成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曲家、指挥家和著名青年歌唱家。1956年，他们夫妇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和苏联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就有了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到“文化大革命”前50岁的张鹏和48岁的李静已经是全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歌唱家了，张鹏和李静都是博士生导师，因而是当然的“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两人业余时间酷爱写作，经常有“反动言论”出现，1958年就曾受到过批判，所以成为现行反革命也是情理中的事。
至于张鹏和李静夫妇和野马文学社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张美艳是学作曲的，李灵艳是学美声唱法的，她们两分别是张鹏和李静最得意的弟子，平时也常来家里，因为张鹏和李静夫妇没有孩子，所以把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当亲女儿看待。这两个酷爱文学的姑娘想组织一个文学社团，就请张鹏和李静担任顾问，还清张鹏为她们《野马》文学周刊题写了刊名，张鹏和李静就给她们做了几次讲座，当过她们一次活动的评委，说在他们“组织领导下，以反革命分子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为骨干，以野马文学社为掩护，组成反革命集团，创办、发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野马》文学周刊，通过发表反动文学作品，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完全是必有用心的诬陷。说他们指使野马文学社“从事反革命活动！”更是无中生有。
野马文学社和“野马八艳”
张美艳和李灵艳是在1965年秋天，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音乐学院，出色的专业成绩立即引起张鹏和李静的关注，新生入学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张美艳和李灵艳几乎同时应邀来到张鹏和李静的家里，张美艳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父亲和张鹏、李静是战友，在北平解放前夕牺牲了。张鹏也是在张美艳的入学登记表上发现这一信息的，因而急于找张美艳求证落实。李灵艳是将军的女儿，李静在一次美声唱法比赛中发现了她，因而也想见见她。就这样，张美艳和李灵艳在张鹏和李静的家里认识了，虽然专业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这两个姑娘很快成了好朋友，好姐妹。
张鹏和李静本来就喜欢张美艳和李灵艳，再加上第一次见面时张鹏和李静夫妇确认张美艳就是他们的战友张文生烈士的女儿，所以就更加疼爱她们了。不久，她们就向张鹏和李静提出她们向成立一个业余的文学社团，发行一个文学周刊，以文会友，得到张鹏和李静支持后，张美艳和李灵艳在学院食堂门口贴出一张征友启示，诚邀志同道合的同学和她两联系，共同组织文学社团。启示贴出去不久，就有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六个女生先后和她们联系，表示愿意加盟她们的组织，和她们一道组织文学社团。
张美艳和李灵艳召集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六个女生先后开了几次会，讨论成立文学社团的事很快达成了共识，她们决定：
1、文学社团的宗旨是：团结广大文学爱好者，通过作品交流思想，以文会友，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大家的文学创作水平，引领更多的青年共同进步。
2、文学社团吸收爱好文学创作青年入会，作为会员，条件是提交一篇本人近期作品，体裁为诗歌、散文、随笔等。经审查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会员。
3、出版发行自己的刊物，作为会见交流的阵地。
4、定期组织讲座、笔会等提高会员的文学素养，交流文学创作的心得。
5、成立文学社团筹备小组，由发起人张美艳和李灵艳为正副组长，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六人为成员，负责文学社团的筹备工作。
商议好以后，她们以文学社团筹备小组的名义在学院食堂门口，贴出了，招收会员的启示，不久就收到郭莹等三十名青年学生提交的作品，经过认真审查，大家认为都不错，就把他们作为第一批会员。事情办到这个地步了，张美艳和李灵艳才向张鹏和李静夫妇做了汇报，夫妇两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表示支持她们。
利用一个周末，张美艳和李灵艳她们在李灵艳班的教室召开了，文学社团的成立大会，特别邀请张鹏和李静夫妇参加，会议通过了文学社团的章程，选出了组织领导机构：
社长：张美艳
副社长：李灵艳
常务理事：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
社刊主编：张美艳副主编；李灵艳
稿件组组长：王文艳
打字校对组组长：刘小艳、用印组和发行组的组长
印刷组组长：赵海燕
用印组组长：裴春燕（因为计划社刊时黑百打印，把刊名刻成图章，用红印泥可在封面上）
发行组组长：朱红艳
在讨论社团名称时大家争论的很激烈，最后，郭莹提议叫“野马文学社”，并解释说，我们青年人就应该向野马那样自由发展，大家都赞成，张鹏和李静夫妇当时就觉得不妥，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大家一致举手表决文学社团命名为“野马文学社”，社刊为《野马》周刊。
张鹏还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亲笔为“野马文学社”的社刊为《野马》周刊题写了刊名，李静应邀做了《音乐和文学》的专题讲座。
北京音乐学院本身就是帅哥、美女成群的地方，但是自从“野马文学社”成立后张美艳、李灵艳她们八个女青年经常在一起活动，人们发现这八个女青年，一个比一个漂亮，加之她们的穿装打扮逐渐趋同，上课时喜欢梳两根齐腰的长辫子，外出活动时则是清一色披肩的秀发，个子都在一米六到一米七之间，春秋季节喜欢穿淡颜色的风衣，戴色彩鲜艳的丝巾。夏天喜欢穿连衣裙或者短裙加汗衫。冬天喜欢穿草绿色的军大衣，为鲜红的围巾。总之无论那个季节，无论八个姑娘在学院的什么场合出现，她们得体的服饰，秀美的脸蛋，靓丽的身姿，美丽的秀发，都会立即吸引住人们的眼球，令所有的男人回头张望，更令多情的青年男子心驰神往，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不到半年，几乎所有男同学都知道了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都是“野马文学社”的，名字中又都有一个“燕”或“艳”字，所以有人给她们命名为“野马八艳”，很快这个雅号就在整个学院传开了，八位姑娘也就成了学院的新闻人物。特别是1966年元旦联欢晚会上，她们八位身穿旗袍，联袂演出的京韵大鼓——《我看北京新变化》，那秀美的扮相，宛如天籁之音的表演，令所有在场的人终身难忘。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姑娘的美貌往往就是惹祸的根子。“野马文学社”成立后，一方面是活动搞的不错，更主要是“野马八艳”强大的吸引力，要求参加“野马文学社”的学生，特别是男同学很多，“野马八艳”不得不提高“门槛”，以控制人数，就这样，到1966年初时，会员已经突破200人，那些没有加入“野马文学社”学生，特别是男同学，对“野马八艳”恨之如骨，伺机报复。1966年冬天的“王文艳和牛晓艳带头拒绝参加演出革命样板戏事件.”，就是这些人的阴谋之一。
那是1966年在11月中旬，为了响应江青推广革命现代京剧的号召，北京音乐学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选择李铁梅和常宝的扮演者时，有人提到了“野马文学社”的“野马八艳”，说她们出演这两个角色最合适，当时有人提出“野马八艳”不是学习戏曲的，应该找京剧专业的同学，但是负责这件事的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建国坚持说：“这是政治任务，也是组织考验她们的时候，把她们叫过来！”不一会，“野马八艳”来了，有人向她们介绍说：“这位是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建国同志，组织上决定由他分管这次的革命现代京剧的排练工作！”张美艳抬头一看原来多次给自己送“情书”，死皮赖脸纠缠自己的就是这个人。王建国对张美艳冷冷得笑了笑说：“这次我们学院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组织上认为李铁梅和常宝的扮演者非你们八位莫属！”王建国的话还没有说完，性急的王文艳和牛晓艳就嚷了起来：“我们都不是学习戏曲的，更不懂京剧，我们不能演！学院不是有专门的京剧专业吗？让她们演！”王建国大怒，厉声说：“让谁演，不是你们考虑的事，我现在是问你们演不演？”“不演！不演！就是不演1”“野马八艳”，都坚定得回答。“不演？是吧！这可是对待革命现代京剧的态度问题！对待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后果你们可考虑清楚！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考虑，考虑清楚再回答我！”年轻气盛的“野马八艳”，当时很冲动，她们齐声说：“不用考虑了！我们坚决不演！”王建国送给她们一个字：“滚！”
“野马八艳”出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碰上了李静老师，告诉了她刚才发生的事，李静听后大惊失色，痛苦地告诉她们：“孩子们，你们太不冷静，太不懂事了！现在是什么形势，王建国是何等人物，你们敢得罪他？你们闯祸啦！闯大祸啦！等着吧！以后肯定没你们的好日子过。”说完，流着泪走了。
“野马八艳”听了李静老师的话，也吓傻了！站在那里，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隔离审查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开始，迅速席卷全国，首都各高校更是首当其冲，北京音乐学院也在劫难逃。大字报铺天盖地，学院领导和许多德高望重的教授、讲师，都被打成“走资派”、“反对学术权威”等，遭受残酷的批斗，并被关入“牛棚”，学生们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其中实力最大的是以原学院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建国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许多过去为了追求“野马八艳”而要求加入“野马文学社”的男生都投奔到他的门下。他们先是给“野马文学社”贴大字报，如《“野马文学社”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判》、
《“野马文学社”是典型的反革命集团》、《“野马八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批判》、《“野马八艳”拒绝演出革命现代京剧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同志》、《揪出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等，贴的满校园到处都是，还贴到“野马八艳”的宿舍门上，压得八位姑娘喘不过起来，她们尽量低调生活，收起以前喜欢穿的衣服，换上了当时流行的草绿色仿军服，胸前戴上了毛主席像章，尽量减少集体活动等等。希望能躲过这一劫。
但是，厄运正一步步走向她们，王建国等人通过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太太，把她们的“犯罪材料”送到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一个头头一看到“野马”两个字就说：““野马”就是不戴笼头的马，没有缰绳的马？这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吗？仅仅这一点就能认定反革命集团！”再看到张鹏、李静的名字时又说：“张鹏、李静这两个人，我知道，他们是刘仁、陆平、彭佩云线上的人，刘少奇是他们的黑后台！”接着拿起笔来批示到：“责成公安部命令北京市公安局立即立案处理，先把人抓起来，千万不要让他们跑掉”。
1966年7月的一天晚上十点多钟，“野马八艳”正准备睡觉，突然，几乎同时接到宿舍管理员的通知说：“公寓办有人找她们。”她们八人是分散住的，所以每个人到达公寓办的时间不同，最先到达的是李灵艳，她走到公寓办门口时，发现公寓办的灯亮着，门也开着，她边说：“那位找我！”边走进公寓办，刚进门，从门后闪出两个公安人员，一人抓住她的一只胳膊，狠狠地拧在身后，又用毛巾塞上她的嘴，接着给她戴上背铐，押到里屋，让她跪在墙角，不大一会功夫，公安人员在不同地点用同样的方式抓住了“野马八艳”。然后把她们押到学院公安处，这时张鹏、李静夫妇已经从“牛棚”押到这里，屋里还站着郭莹等三十多人。“犯人”到齐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宣布：“经革命群众举报，现已查明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现决定对张鹏、李静实行逮捕，由公安部门带回审查！对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八人实行隔离审查，交你院井冈山兵团审查，为郭莹等三十多人举办学习班，组织他们揭发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帮助他们和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视他们的认错态度和表现再做处理，这事也由井冈山兵团负责。”他宣布时，公安人员已经打开张鹏、李静和“野马八艳”。的手铐，等到宣布完后，把他们十人五花大绑绑了起来，而且绑得相当紧，绑得李静和“野马八艳”几乎都当场晕了过去。接着又给郭莹等三十多人戴上了背铐。最后，张鹏、李静被公安人员带走，“野马八艳”和郭莹等三十多人被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押往学院3号楼的地下室。
残酷的审查
当天晚上，“野马八艳”和郭莹等三十多人被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押往学院3号楼的地下室后，被押进一间大的体型训练室，命令“野马八艳”跪在第一排，郭莹等十几个女生跪在第二排，剩余的十几个男生跪在第三排，强迫他们一个个直挺挺的跪好后，留下少数几个人看守，其他人就去吃饭了。等到晚上快一点的时候，这些人又回来了，于是残酷的审查开始了。
说是审查，其实就是审讯、严刑逼供和惨无人道的虐待。从第一次审讯开始就是这样。王建国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审讯队伍，其中二十个男的，主要是打手，十个女的，主要负责记录。另外还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学习班“辅导员”主要负责教育郭莹他们。审讯开始时，王建国向审讯人员和“辅导员”交待了政策：“对于‘野马八艳’一不能打死或弄成残疾；二不能废容；三不能强奸，除此而外可以采用任何审讯手段。对于郭莹他们主要一威胁、恐吓和教育感化为主，争取他们早日‘迷途知返，反戈一击。’”
第一次审讯主要是要“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震慑郭莹他们。”所以非常残酷。他们先让郭莹他们直挺挺的跪成一个缺少一边的长方形，把中间空出来，空下的一边摆上桌椅，王建国等人就坐在那里。然后把“野马八艳”押到中间审讯。第一套刑罚是：铐。打手们把八个姑娘的绳索解开，然后把她们一个个铐成“苏秦背剑”的样子，这是铐刑中最残酷的一种，国家明令禁止对女犯使用，铐得时候，姑娘就疼得尖叫，铐好后又强迫她们直挺挺的面向郭莹他们跪成一排，姑娘们疼得浑身冒汗泪流满面，不一会全都晕过来了。用冷水泼醒后，没容她们喘气就开始第二套刑罚：绑。就是把八个姑娘重新五花大绑起来，这一次比上一次绑的更紧，八个姑娘当场都被绑得晕了过去。第三套刑罚：吊打。就是把八个姑娘的双手绑在一起，然后调起来，再把双脚分开，用绳子固定好，然后打手们解下腰里的皮带，拼命地抽打姑娘们，打得她们遍体鳞伤，不停的哭喊，打晕过去后，接着进行第四套刑罚：倒吊。就是把八个姑娘重新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把她们的两只脚腕绑在一起吊离地面，打手则坐在她们跟前，一人一个不停地拽她们的秀发，摸她们的脸，肆意侮辱。八个姑娘是在昏迷中吊起来的，她们被折磨醒后，从未有过的羞辱和身体的剧痛使得她们很快由晕了过去。四套刑罚下来已经是凌晨五点多钟了，于是他们就把八个姑娘放下来解开捆绑她们的绳索，又给郭莹他们摘去背铐，锁上门走了。他们走后郭莹他们一个个瘫倒在地上失声痛哭，不少女生发现自己的裤子不知什么时候尿湿了。“野马八艳”则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郭莹他们的哭声中慢慢苏醒过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牢门打开了，有人提来两筐冷窝头和一桶凉水，这就是他们的早饭，男生们还多少吃了一点，女生们几乎都没吃。九点多钟，打手们又进来了，命令郭莹他们到楼上会议室开会，说完给他们每个人戴上手铐，押到楼上去了。剩下“野马八艳”，打手们让她们写交待材料，打手们为了折磨她们，不给她们桌子，只搬来两条长凳子，让她们跪着写材料，谁要不小心，或者坐下，就会被打手们一脚踢得跪好，就这样跪着写了一天材料。
郭莹他们站着开了一天的会，王建国的讲话对他们很有“启发”，王建国讲到：“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和态度，昨天你们也看到了，你们是反革命分子集团的积极分子，离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步之遥，是顽抗到底，最终和她们走到一起，还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尽快和她们划清界限，并反戈一击，揭露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就看你们今后在这里的态度和表现了。坦率的讲，是尽快脱掉手铐，还是被绑起来，就看你们的态度和表现了。”
这天晚上，没有审讯，用王建国的话说：“是让反革命分子们恢复体力。以后的审讯隔两三天举行一次。”所以，第二天“野马八艳”，还是跪着写了一天材料。郭莹他们还是戴着手铐，站着开了一天的会。第三天白天还是这样。第二天晚上进行第二次审讯，审讯前，王建国派人到宿舍把“野马八艳”的衣服全都拿过来，以后，每审讯一次逼她们换一身衣服。第二次审讯，“野马八艳”穿的是旗袍、第三次是风衣并让戴上色彩鲜艳的丝巾、第四次是夏天的连衣裙、第五次是短裙和汗衫。第六次是草绿色军大衣并让围上鲜红的围巾。每次审讯前，先让姑娘们先站好照相，审讯过程中还不断照相。每次审讯的程序都是先把她们两天来写好的交待材料斯得粉碎，然后大骂她们，态度恶劣，死不改悔，接着开始用刑。刑罚每次都是先把第一次的四套刑罚过一遍后，再增加一套，比如，做老虎凳、压杠子、往指角缝中定竹签子、灌辣椒水和“电动芭蕾”（就是让姑娘们光着脚站在通电的钢板上）等，每次审讯都让郭莹他们戴着背铐跪着“观刑”，不过自从给郭莹他们开会以后，不少人动摇了，王建国规定凡是认错态度好，主动向组织靠拢，并能反戈一击，揭露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的可以摘去手铐，站着“观刑”，所以从第二次审讯开始，就有人站着“观刑”，以后逐渐增多，到第四次时，跪着的人只剩郭莹和李萍、孔洁三个女生和两个男生。王建国命令在正式开始审讯前，把这两个男生吊起来严刑毒打，可怜堂堂七尺男儿一次就被打屈服了。所以到第五次审讯时跪着的人就剩下郭莹、李萍和孔洁三个“顽固不化”的女生了。王建国命令她们和“野马八艳”一起“陪练”。那天的审讯空前残酷，除了前四套刑罚外，增加了做老虎凳、压杠子、往指角缝中定竹签子和灌辣椒水。在用刑到往指角缝中定竹签子时李萍屈服了，用刑到灌辣椒水时平时一见辣椒就流泪的孔洁被迫屈服了。所以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审讯时，就是对“野马八艳”和“死不改悔”的郭莹用刑，而且重点是郭莹，以前用过的所有刑罚再加上“电动芭蕾”，把九个姑娘整得死去活来，郭莹更是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好几次，这回郭莹彻底崩溃了，屈服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的集体审讯也结束了。
特殊的“展览会”和游斗京华
尽管坚强的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等八位姑娘始终没有说出王建国和他的主子渴望得到的东西，但是郭莹等三十多人的彻底投降，并交待了大量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王建国认为对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扩大自已的影响和向主子表功。王建国决定搞一次“反击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成果展览”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1966年八月中旬，“展览”正式开始。
“展览会”的会场选择在学院最大的排练大厅。“展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请看‘野马八艳’的丑恶嘴脸”，八位姑娘被迫穿上曾给她们带来荣誉和自豪的旗袍，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纸牌子，由红卫兵押着，或站或跪着“示众”；第二部分是“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主要有收缴的《野马》杂志、打印机、油印机、“野马”图章等实物；第三部分是“反击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纪实”，主要时审讯‘野马八艳’的照片；第四部分是“现身说法”，就是让郭莹他们当众揭发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的滔天罪行。“展览”从八月十一日开始，原计划举办一个星期，结果由于要求参观的群众团体和个人太多，不少团体和个人就是为了看“野马八艳”来的，所以展览一再延长，最后搞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十一月初才结束，这可苦了八位姑娘了，因为每天的“展览”从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结束，中午不休息，在此期间，参观的人不断，而且很多，她们又是参观的第一站和重点，为了让革命群众看清“野马八艳”的“反革命真面目”，她们大多数时间是被红卫兵拽着头发“抬头示众”只有这些人累了的时候才让她们“低头认罪”一会，红卫兵让她们站两小时，跪两小时，来回交换。遇到革命群众要求还要临时站起或跪下，“抬头示众”或者“低头认罪”。虽然绑得不太紧，因为一天绑着，绑紧了要出人命的，但是毕竟一天被五花大绑着，还是很难受，要是遇上革命群众提出对反革命分子绑得太松时，就要解开重新狠狠的绑起，有的革命群众还要求亲自动手，这些人更狠。所以两个多月的“展览”下来，姑娘们已经不成人样了。
“展览”还没有结束，就要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提出要游斗“野马八艳”，所以“展览”结束十几天后，姑娘们的体质刚刚恢复了一些，频繁而又残酷的游斗就开始了，有时一天安排一个单位，有时一天安排两个单位，最多的时候一天安排三个单位，因为要求游斗的单位多，所以一直游斗到1967年初，因为上海发生了“一月革命”，各地造反派忙于夺权才结束。每次游斗分游街和批斗两部分，批斗和处理大会的情形差不多，不同的是时间长些。游街就是把她们五花大绑着，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红叉的大纸牌子，由红卫兵押着在各个群众组织的活动区域内转悠，让革命群众看。近两个多月游斗，“野马八艳”可以说游斗遍京华的大街小巷。
更为恶劣的是，就在游斗期间，丧心病狂的王建国他们还对“野马八艳”进行了“个别审查”，只要晚上没有游斗安排，王建国他们就对“野马八艳”进行“个别审查”。所谓“个别审查”其实就是变着花样的折磨和虐待。审查着分别是过去追求过“野马八艳”而被拒绝的人，比如对张美艳进行“个别审查”的就是王建国。审讯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十点多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结束。审讯时“犯人”只准穿短裤或短裙和背心。审讯的方式则由审讯者个人的“爱好”决定。请看王建国对张美艳的审讯。张美艳是被五花大绑着押进来的，身上仅穿着白色的背心和蓝色的短裤。王建国一见到她就走过去用手托着她的下巴说：“张美艳，你也有今天，你神气什么？你现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我的犯人，是我的奴隶！”张美艳愤怒地吐了他一口，大骂他：“畜生！”王建国好像并不生气，冷笑着说：“好！我是畜生！今天我就用畜生的办法对付你！”说完左右开弓，拼命抽打张美艳的脸蛋，打得张美艳的脸蛋很快肿了起来，鼻子口鲜血直流，打累后，命人用冷水把张美艳的脸冲洗干净，让她直挺挺的跪在自己面前的茶几上，命令一个打手从后面拽住她的头发，让她保持“抬头示众”的姿势，然后拿一根小木棍不停地打她的脸、胳膊和胸部，还不时把自己的臭脚丫子伸到张美艳的嘴边，因为张美艳大骂不止，王建国干脆脱下自己臭袜子塞到她的嘴里。就这样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王建国站起来说：“让张美人活动活动！”说完走到张美艳的身后拽住她的头发把她拽起来，拽着在屋子里跑，由于张美艳被五花大绑着，所以没跑几步就跌倒了，王建国不管这些还是拽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很快把张美艳折磨的昏死过去。
单独审讯李灵艳的家伙喜欢把她的双臂拧到身后直直的绑住，然后吊起来，自己坐在她头边拽着她的头发审问；审讯王文艳的家伙喜欢把她直挺挺的固定在墙上审问；审讯牛晓艳的家伙喜欢把她绑在椅子上两只胳膊固定在椅子的扶手上，把两只小手空出来边用棍子边敲打边审问；审讯刘小艳的家伙喜欢把她五花大绑起来，让她背对着自己直挺挺的跪好，自己坐在她身后的椅子上，用双腿夹住她的脑袋，双手拽着她的头发审问、；审讯赵海燕的家伙喜欢把她先五花大绑起来，在倒吊起来审问；审讯裴春燕的家伙则喜欢在她脖子上带上栓狗的铁链，把另一头固定在墙上，然后拿皮鞭打得她满地乱跑；相比之下，朱红艳是最幸运的，因为审讯她的是一个来自农村心地善良的大学生，而且真心爱她，特别喜欢她那瀑布般的美丽的秀发，喜欢注视她美丽的背影，所以在审讯她时，只给她戴上铐子让她面向墙站着，自己默默地注视她那美丽的背影，顶多摸摸她的秀发，时间长了还让她坐下，和她聊天，朱红艳这个饱经磨难的女子，终于对他有好感了。
就这样审讯了两三次后，打手们觉得老审讯一个人没意思，王建国就让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把每个女子再审讯一次，这样可怜的“野马八艳”每人被“个别审查”十次以上，最多的张美艳、李灵艳被“个别审查”十四次以上。
苦难中的“救星”
1967年1月，王洪文在上海发动了“一月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北京音乐学院也不例外。在夺权的斗争中北京音乐学院的各种造反派组织逐渐整合成两大集团，一个是王建国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一个是以马彪为首的“东方红兵团”，这两大造反派组织为了夺取北京音乐学院在最高领导权斗争非常得激烈，最后终于发展成为“武斗”，两派的流血冲突有好几次，最严重的一次造成双方数十人的伤亡，惊动了中央，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团进驻北京音乐学院，对北京音乐学院实行军事管制，收缴两派造反组织的武器，同时接管对“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审查工作，带队的是北京卫戍区某师的副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赵慕龙政委。
赵慕龙原名叫赵二小，参加革命后，一直在贺龙领导的军队中工作，因为敬佩，仰慕贺龙元帅，所以改名字叫赵慕龙。他是李灵艳的父亲李文龙将军的老部下，来接管北京音乐学院前就知道“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事情，而且知道老首长的爱女李灵艳也身陷其中，惨遭折磨，同时知道“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是一起冤案，但是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赵政委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保护好她们。
自从解放军接管“野马文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审查工作以后，“野马八艳”发现自己的处境开始变了，看守换成了一个班的女解放军，所有的审讯都停止了，每天除了当时人人必做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政治学习外，再没有其他事，伙食也改善了，和看守她们的女兵们吃一样的饭，女兵们也开始叫她们的名字了，而且慢慢的连姓也不带了。姑娘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后，女兵们开始组织她们和自己一道上操，以增强她们的体质，“野马八艳”的脸上开始逐渐出现笑容了。
直到1967年5月的一天，赵政委才抽出时间，以“检查”为名来看“野马八艳”，赵政委在楼道里就问负责看守她们的女兵班班长姚彩凤：“姑娘们最近怎么样？”李灵艳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赵叔叔来了，激动的向门口跑去，这时赵政委正好进门，李灵艳也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喊着：“赵叔叔你可来了！”扑到赵政委的怀里，放声痛哭，赵政委紧紧抱住她说：“好孩子，你受苦了！叔叔来晚啦！”接着转过身对其他姑娘们说：“孩子们，你们受哭了！要相信党和政府，你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赵政委的话说的八个姑娘全都痛哭起来，看守她们的女兵也跟着她们流泪。从此，“野马八艳”在赵政委和他的部下的严密监护下，度过了相对平静的近三年时光，直到被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
“野马文学社反革命集团处理大会”，开完后，最不服气的是王建国，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对“野马八艳”的处理会如此的“轻描淡写”，更没有想到“野马八艳”会远离自己，送往农村。他还没有整够她们，他要把她们训练忠于自己的奴隶。自从解放军接管了她们，他就失去了对“野马八艳”控制。连进一下那座楼门还得“可恶”的赵政委批准。王建国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不甘心，于是一项罪恶而又近乎疯狂的计划出台了，就是在“野马八艳”送往农村的路上，武装劫持了她们，然后转移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慢慢的折磨和享用。
1970年2月初的一天中午，“野马八艳”戴着手铐和脚镣，被押上一辆带棚的军车，三个解放军女战士和两个解放军男战士随车押送，带队的是警卫连的陈连长。车子一路不停，傍晚时分，走到一处偏僻的地方，这里两面是山，中间是一条公路，地势十分险要。汽车正走着，突然对面飞速驶来一辆卡车，走到军车前突然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二十几个蒙面人。端着枪大叫着：“把反革命分子们留下！”冲向军车。陈连长跳下车，大喝一声：“王建国你想感什么？”领头的正是王建国，他一听陈连长喊他的名字，知道事情败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把撕掉头套说：“姓陈得，识相的快把那八个美人放下，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怎么样？我看你是活到头了，敢袭击解放军？你敢再向前一步，老子就打死你！”正说着，两面的山坡上站起无数解放军，王建国的身后又开来一卡车解放军，抬头看时，押送反革命分子的车上都是解放军，车头上的两挺机关枪正对着他们，王建国还想垂死挣扎，被陈连长一枪打中膝盖，跪在地上，其他的蒙面人全都扔下武器，举手投降。这时一辆军用中巴开了过来，赵政委，下车后对陈连长说：“这里交给我们了，你们出发吧！”“野马八艳”在车窗上挥手和大家告别！军车拉着她们向太岳山奔去。
军车走远后，赵政委走到王建国跟前说：“王司令，你得戏演够了！跟我们回去把，送你们去你们该去的地方！”王建国咆哮着：“老子不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想知道吗！老子告诉你，你们内部出叛徒啦！”赵政委冷笑着回答说。接着赵政委命令：“把他们绑起来，扔到车上，押回去！”王建国为此付出了二十年有期徒刑的代价，其他人分别被判处了五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也算恶有恶报吧！
后来指导是审讯朱红艳的那个，来自农村心地善良大学生的报得信，赵政委决定将计就计，一网打尽王建国这伙败类，并在危难中解救了八个可怜的姑娘。
第二章“文革”急先锋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宁静的北京高中校园，打破了他们的大学梦，历史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山雨欲来
1965年11月，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这件事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此，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运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姚文元等人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不久，中央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负责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逐渐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领导地位，这样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开始了，从此中华民族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宁静的高中校园被打破
1965年的冬天，尽管社会的气氛已经逐渐紧张起来，处在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前的前夜，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园还相当安静，尤其是高三师生正在进行紧张的复习备考工作，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
北京京城中学的高三年级师生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教学秩序井然，师生都在紧张的复习备考，刘红雨、刘红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改名为刘红卫）姐妹同在一个班，都是班上的好学生，刘红雨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刘红艳是班上的文艺委员，老师都认为她两都有希望冲击名牌大学，她们对自己也充满信心。“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学校有些师生贴大字报，她们不会所动，认为这些人是不务正业，自废前程。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十几个学生，悄悄地聚集在离他们学校不远的圆明园废墟上，正式宣告“红卫兵”诞生，并发出誓言：“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从此红卫兵运动兴起，但是她们还不为所动，等到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本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她们开始动摇了，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了。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下刘红雨、刘红艳姐妹和其他高三学生一样彻底绝望了，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她们1966年不能考大学，以后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了。她们对毛主席、党中央是绝对信任的，认为国家这样做全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全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被打倒的人们。她们要复仇、要报复，要向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于是她们姐妹终于跳出来了，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红红红战斗队”，一开始，只是本班的学生，逐渐发展到整个高三的大部分学生，到后来，高一、高二的一大部分学生也参加进来，人数达到近千人，刘红雨、刘红艳姐妹还真有一点组织才能，她们把这近千人的队伍分成三个营，每个营下辖三个连，另外组建了一个总队直属连，刘红雨自任“红红红战斗队”政委兼直属连指导员，刘红艳改名为刘红卫，被刘红雨任命为“红红红战斗队”司令兼直属连连长。组建完毕后，刘红雨、刘红卫，带领她们的队伍，打着红旗，举着标语，喊着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开进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毛主席像前举行了“红红红战斗队”成立大会，闻讯赶来祝贺的首都各高校、各中学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把天安门广场挤的满满的，北航“红旗”的韩司令还亲自赶来为“红红红战斗队”授旗，从此“红红红战斗队”开始他们的“革命行动了”！
破四旧运动
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运动最初是从首都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开始的，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1966年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在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红红红战斗队”是“破四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首先从自己的母校开始，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学校教学楼的玻璃被他们砸的粉碎，不仅焚烧了师生的教科书，还冲进学校图书馆，焚烧馆藏的大部分“封、资、修”图书，其中包括学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还砸毁学校的仿古式门楼。“红红红战斗队”对学校的老师进行分类排队，大部分老师受到批斗、殴打和监禁，特别是对学校领导批斗非常残酷，五十多岁的女校长，因为“喷气式”做的不标准，被他们拳打脚踢，女校长骂了他们几句，刘红卫接下腰里的皮带，带头对女校长大打出手，其他男女红卫兵，一拥而上，可怜一辈子从事教育，为国家培养出万千人才的女校长竟惨死在自己的学生手中。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的学生，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红红红战斗队”毫不客气，把他们不论男女，全都抓起来，关进她们私设的“监狱”里，白天批斗，晚上审讯，强迫他们交代问题。刘红雨的同桌张小丽，过去和刘红雨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刘红雨曾经多次和张小丽一起到张小丽家，张小丽的父母把她当亲身女儿一样对待，又是吃又是住的，刘红卫也去过几次。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小丽的父母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张小丽也成了“狗崽子”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红红红战斗队”成立后，立即把张小丽关进她们私设的“监狱”里，为了表示她们和张小丽“划清界限”，对张小丽的斗争特别严厉，多次对他进行审讯，逼她交待父母的问题，并对她进行，罚站、罚跪、捆绑、吊打等，折磨的张小丽死去活来，还强迫她打扫厕所，到食堂的泔水等，对她进行“劳动改造”。刘红雨、刘红卫的所作所为连她们的“战友”都看不过去，不少人在背后骂她们姐妹两：“忘恩负义，猪狗不如”。但是，她们把打人和暴行作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光荣、一种仪式、一种特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此外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红红红战斗队”还强迫全校师生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忠字舞”。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舞曲，表演者胸佩像章（毛主席像章），手执宝书（毛主席语录本），边唱边舞，动作完全是程式化的，凡唱到“毛主席”，必挺胸抬头，做仰望状，同时双手高举；凡唱到“心中”、“心里”，则必双手捧在胸前，做奉献状。跳“忠字舞”，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如果要是不积极参加或者谁唱、做、跳的不好，不规范，她们就给你扣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帽子，轻则谩骂、殴打，重则游街、批斗，甚至关进“监狱”。
在校园内部“破四旧”的同时，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红红红战斗队”还积极参加社会上的“破四旧”运动，比如曾参与了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批斗北京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先生的大会，他们把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额良，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马连良等三十余人押来现场批斗，先让他们做“喷气式”，就是两臂向后高高扬起，两个红卫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头尽可能底下。这些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很快就瘫作烂泥了。然后当场剃他们的阴阳头，墨汁淋在脑袋上，勒令围跪在熊熊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用钢头皮带抽头。三十几名作家、艺术家个个头破血流。作家老舍说了句：“士可杀、不可辱”，被当场打晕死过去……。八月二十四曰，老舍尸体在什刹后海被发现、脖子上仍挂著大黑牌，脑袋开花，死得真惨啊！
全国大串联
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红红红战斗队”，曾三次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有一次，刘红卫为了能和毛主席握手，拼命挤过解放军的警戒线，试图爬上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被警戒部队当场抓了起来，后来经调查确认她是京城中学“红红红战斗队”的“司令”，才放回来。从九月初开始，刘红雨、刘红卫让“红红红战斗队”，以连排为单位，到全国各地各地串联，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日，刘红雨、刘红卫率领“红红红战斗队”直属连从北京火车站挤上火车，开始了他们的全国各地串联运动。他们先沿京广线南下，一路各地串联到广州，又在广州乘船到了海南岛。回来时从郑州开始，西进到新疆的乌鲁木齐。接着挥师去了青岛。大连，然后直达哈尔滨。除了全国著名城市外，他们还去了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
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全国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把他们当作“毛主席的客人”接待，管吃、管住。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红卫兵造反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们做报告，介绍他们在北京的斗争历程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介绍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盛况。煽动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开展了“破四旧”运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青海他们冲击赵司令的军区司令部，被卫兵打死几个“战友”，打伤多人。在南京他们冲击许司令的军区司令部被许司令的卫兵，用木棒打得头破血流，赶了出来。在西安他们和当地红卫兵一起到处破坏文物古迹。在天津他们参与了对著名女评剧表演艺术家，曾主演《秦香莲》、《杜十娘》、《小女婿》、《罗汉钱》、《朱痕记》等以白派唱腔，名扬天下的小白玉霜的批斗、游街、毒打，年仅年四十五岁的小白玉霜被折磨致死。在山东曲阜，她们和当地红卫兵组织一道参加了破坏“三孔”的战斗。总之，他们所到之处，除了破坏，就是破坏，老百姓们私下悄悄说：“日本鬼子扫荡过，红卫兵串联过”。就这样折腾到年底，快过春节时，才回到北京，回来时，“红红红战斗队”直属连一百来号人，连死带伤加上中途逃跑就剩下不到六十人了。
参加夺权和武斗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革命”后，全国各地开始了夺权运动。刘红雨、刘红卫率领“红红红战斗队”直属连回到北京后正赶上这场运动，她们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企图夺取京城中学的领导权，当时的京城中学各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已经整合成两大集团，一个是以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红红红战斗队”，另一个是以张文革、张前进两兄弟为首的“斗批改兵团”。为了夺取京城中学的领导权，这两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先是“文斗”就是互相贴大字报，开大会“辩论”等，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后来由于受到江青“文攻武卫”的“启发”和各单位“武斗”的影响，这两派的斗争不断升级，先是肢体冲突，接着发展到用木棒、钢筋棍，转头、石块做武器攻击对方，最后都通过抢劫县级武装部、基层民兵连队武器的方式，获得一部分武器，从而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武斗”
“红红红战斗队”和“斗批改兵团”之间小得武装冲突无法统计，反正天天都有人受伤，隔几天就有“战友”牺牲，几次小冲突后，必然会发生一次大的“战斗”，因为双方都要为死伤的“战友”报仇。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7年2月中旬，当时“红红红战斗队”已经占领了学校教学楼，共有五、六百人，“斗批改兵团”纠集了其他好几所学校的武斗队，总共有两千多人，把教学楼死死围住，并对其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红红红战斗队”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斗批改兵团”打得打败，“斗批改兵团”攻占了教学楼，俘虏了刘红雨、刘红卫等“红红红战斗队”的各级男女领导一百多人，把他们全都五花大绑起来押到学校操场上，让他们跪在地上，准备公审后，用他们的鲜血祭奠“牺牲”的“战友”因为这次战斗，“斗批改兵团”死伤二百多人。
消息传到中央，党中央大为震惊，命令北京卫戍部队出动两个团，包围了京城中学，强行收缴了双方的武器，解救了刘红雨、刘红卫等“红红红战斗队”的各级男女领导一百多人。1967年2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生停止串联，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刘红雨、刘红卫等高三学生已经毕业，上级强制命令他们离开学校，从此“红红红战斗队”土崩瓦解，就剩下刘红雨、刘红卫为首的核心成员一百多人。
闯荡京华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刘红雨、刘红卫等人离开学校后，成了无业游民，成天无事可干，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闲逛。不是抢商店，就是在饭店吃了饭不掏钱，还有就是打群架，成了北京城不安定的因素。她们手下的不少人沦为男女扒手、男女流氓，被有关部门抓取拘留、劳教的大有人在，到1968年底，只剩下二十多人，有关部门把她们和其他流失在社会上的红卫兵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她们学习《毛泽东选集》，写心得体会，并有组织的参加一些活动，比如上街散发传单、贴大字报、张贴标语等，每次出去都有人带领她们。
但是她们并不安分守己，而是等待时机，一有机会就想“造反”，比如有一次，有关人员带她们去东交民巷一带去发传单，带她们去的人临时有事走了一会，她们就乘机大喊大叫着冲向某国驻中国大使馆，门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拼命阻挡她们，还被她们打伤。她们冲进大使馆后，到处贴标语，扔传单，还扬言要大使出来接见她们，要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广“忠”字舞。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出动大批解放军才把她们清理出去。第二天，我国外交部就接到该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这件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最后确认刘红雨、刘红卫两人是主谋和领导者，“红红红战斗队”的二十多人是主要肇事者。有关部门要从重处理她们，但是因为上面有人替她们说情，最后改为刘红雨、刘红卫戴背铐关入单间反思一个月后，罚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次。其他人，罚抄《毛泽东选集》一至二卷一次。罚抄《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一直进行了一年多，直到1969年底才结束，经过这次磨难刘红雨、刘红卫她们是乎长了不少记性，变得听话多了，多次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坚决听从党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红卫兵运动的反思
以大学习生和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为什么会在“文革”初期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工具？为什么会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的盲从、狂热、偏执和狭隘？痛定思痛，进入老年时的刘红雨、刘红卫等一批老红卫兵做出如下的反思。
他们认为他们当时所以那样和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思想教育很有关系。“文革”前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教育。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多种多样的活动，诸如听报告、上团课、参观、忆苦思甜、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等。
他们认为，“文革”前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着“革命崇拜”，那时的青年学生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鄙视人权、人性和个性自由，认为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他们颂扬暴力，鄙视温和雨妥协；他们认为党和毛主席是革命的象征，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他们普遍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和观念。
他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认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因此无情被视为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做革命着应有的勇敢。他们把革命理想看得高于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高于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这种思想市他们在“文革”初期“像吃错药一样疯狂”上演了种种扼杀人性，回归兽性的暴行。“文革”使人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无情地践踏人的自尊、良知、诚信和道义。
他们接受盲从教育，使每个人忘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着首先要求歌颂领袖的绝对正确，同时也要求人们忘掉自我和绝对顺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他们把领袖的话当作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对群体的盲目顺从，又使他们失去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
他们接受的是仇恨教育，满脑子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韩老六，他们认为自己敌人很多，国外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内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对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所以他们“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要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就是因为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使得他们自觉自愿地冲到“文革”最前线，充当了“文革”的急先锋。他们在迫害别人的同时也毁了自己，他们为自己的冲动、盲从、暴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献身”“文革”，有的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这历史悲剧绝对不能重演，这历史教训必须警示后人。
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源于五十年代，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在一篇文章的批语中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哪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在《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也特别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了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又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从而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响应这一号召的知识青年并不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下来，反而因为“红卫兵运动”，重新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北京，首先出现了女知青蔡立坚到贫困的山西杜家山插队，成为文革初期特殊的新知青榜样；接着，由某某长征队派生出一种新的自发状态的组织——到某地集体下乡长征队。曲折等20名北京学生徒步去内蒙插队，以及又有去云南西双版纳或黑龙江等地农场的，他们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继承“五四精神”又成为时尚，政治色彩进一步加强。虽然这些行为的参与者人数不多，但风头强劲，社会轰动效应巨大。再加上《人民日报》的大力推介，使北京再次成为万人瞩目的下乡上山运动示范区。1969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这样，以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为主体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当时中央的目的是缓解城镇的就业压力，解散红卫兵组织。
因为在当时来讲，红卫兵组织已经成为全国各地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所以解散红卫兵组织，组织他们上山下乡成为当时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加上全社会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们普遍反感红卫兵运动，所以参加过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发出后，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马上行动起来，登记摸底，开会动员，先后组织、欢送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当时还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罚抄《毛泽东选集》刘红雨、刘红卫她们，认为自己出头的机会到了，马上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坚决要求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她们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就是，不要把她们二十几人分开，让她们以“红红红战斗队”的名义，集体去农村插队落户。申请交上去以后，上面迟迟不给答复，原因有二，一是她们提出以“红红红战斗队”的名义，集体去农村插队落户，的要求与上面解散红卫兵组织的政策不符，二是有关部门想再整整她们，以免她们到农村后继续捣乱。所以一直拖着不批，这一拖就是就拖到了1970年1月。
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在人们的欢送下奔赴广阔天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的人也越来越少，每天都有“战友”和她们告别加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最后就剩下刘红雨、刘红卫她们二十个男女“战友”。急得刘红雨、刘红卫她们欲哭无泪，她们天天写申请，一有机会就向领导表决心，可是上面就是不答应。后来刘红雨、刘红卫她们咬破手指给领导写了一封长长的血书，表示要“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坚决服从党的安排，时刻听从党召唤。”等等。血书交上去以后，上面领导好像被感动了，答应研究研究。紧接着，刘红雨、刘红卫她们又上交了第二封血书，表示要向革命前辈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徒步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7年2月初，刘红雨、刘红卫她们的上山下乡申请终于批下来了，上级批准她们二十人以“红红红战斗队”的名义，集体到太岳山区的农村刘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并批准她们徒步前往的要求，称她们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要求她们的母校京城中学出面为她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令刘红雨、刘红卫她们哭笑不得的是在欢送仪式为她们授旗的竟然是“斗批改兵团”的司令，当时的京城中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文革。
刘红雨、刘红卫她们二十个男女青年从小生长在北京市区，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步行走过长路。所以一开始还雄赳赳气昂昂的，打着“红红红战斗队”的大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喊着革命口号，一路走过来。但是时间一长不少人就不行了，走不动了，好不容易走出北京城，就全都瘫倒在地上。当时天气还很冷，寒风呼啸，不久又下起雪来，二十个男女青年只好就近找地方住下，等天气好了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十几天也没有走多远。后来他们干脆放下架子，见车就堵，只要停下就死皮赖脸的往上爬，就这样一段一段往前挪。有一次他们截住一辆拖拉机，走到半路拖拉机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二十几个人被困在荒郊野外，又冻又饿，大家不分男女抱在一起取暖。不少女生冻得直哭。
刘红雨、刘红卫她们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第二天就跑到县城，向有关部门求援，有关部门先安排他们住下，给他们改善生活，恢复体力。后来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同意，给他们派了一辆大卡车，并给他们加盖了车棚，在车里放上凳子，给他们带足干粮了和水，送他们上路，一直把他们送到古城县境内，交给当地有关部门，去时已经是1970年农历1月底。有关部门安排他们住下恢复体力，等待县上统一安排他们到红旗公社红星大队的刘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
第三章山村炼狱
——一方是饱经磨难的八个女反革命，一方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充当急先锋的“红卫兵”，两支队伍，殊途同归，开始了他们终身难忘的山村炼狱。
下面讲得这些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地点是在太岳山区的一个不到一百多人的小山村，它是古城县红旗公社红星大队下属的一个生产队，叫刘家山生产队，是当时全县闻名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是一个地多人少的小山村，不通汽车，和外界联系的只有平车路，村里缺水，只有一口水井，勉强能维持全村人的生活用水，天旱的时候就要到近十里以外的另一个山村去担水，所以条件比较艰苦，以下的故事是因为村里忽然同时来了两批人引起得。
一天开了两个大会
那是1970年农历2月初的一天，刘家山生产队的队长李保田接到公社革委会王主任的电话通知说：“今天公社要在你们村召开两个重要会议，上午开的是“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大会”，会后有二十多名知识青年要安排到你们村插队落户。下午开的是“接收反革命分子到农村监督改造大会”，会后有八名反革命分子要安排在你们村监督改造。你们必须在上午十点以前做好准备，搭好台子，会标和标语我们带。”
李保田接到通知不敢怠慢，赶紧先通知了大队干部和民兵连长，然后组织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打麦场搭台子，好在村里经常开大会，搭台子的东西是现成的，所以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台子就搭好了。这时大队干部带着三十多个基干民兵也赶到了，不久公社派来打前站的人就到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人到了以后顾不上喘气，马上贴会标和标语，布置会场，宣传队的队员们则在村口，排成两行，准备夹道欢迎。这时全大队其他几个村的男女老少也赶到了，学校的学生手里还拿着花环，所有的人都紧挨着宣传队站好后，宣传队的锣鼓就敲起来了，人们开始高呼欢迎口号，不久一队穿着草绿色服装，背着背包，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的知识青年在县社领导的陪同下，走了过来，队伍前面打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红红红战斗队”几个金字，这些知识青年不停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等口号。进入会场后，知识青年们在主席台前预先准备好的凳子上坐好，喝了红小兵们送来的开水，会议就开始了。
先是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接着是各级领导的欢迎讲话。在他们讲话时，我看了一下主席台，正中上方挂着“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大会”，的红底金字会标，左面挂着的标语上写着“扎根农村干革命”，右面挂着的标语上写着“广阔天地练红心”。大会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青年代表刘红卫的表态发言，这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人长得很精干，上台后先向毛主席像敬礼，然后向台下的所有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敬礼，接着用纯正的普通话大声讲到：“我们二十名热血青年，在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毛主席的身边，从祖国的心脏，来到这里就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一定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她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会后公社宣传队还表演了文艺节目，知识青年们还集体表演了“忠”字舞。然后知识青年们被乡亲们领回家吃饭去了。
下午的大会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主席台上方换上了“接收反革命分子到农村监督改造大会”的白底黑字的会标，左右两面也换上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努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白底黑字标语。气氛一下就紧张恐怖起来了。下午三时，民兵们开始整顿会场秩序，把全体参会人员安排在会场两边坐好，中间空出一条很宽的走道。
不一会大会正式开始，主持人大声宣布：“‘红星大队接收反革命分子到农村监督改造大会’现在开始。把反革命分子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牛晓艳、刘小艳、赵海燕、裴春燕、朱红艳押上台来！”话音刚落，台下的民兵两个人押一个，把八个五花大绑的女青年押上主席台，面向与会的革命群众站好，然后，把她们按成90度弯腰“低头认罪”，过了一会又拽住她们的头发把她们拽起来，让她们“抬头示众”。第二项是由送她们来的军代表宣布她们的犯罪事实，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她们八个都是北京某高校学习音乐的学生，年龄最大的张美艳二十二岁，最小的朱红艳只有十九岁，她们的主要罪行是，在她们的两个老师，历史反革命分子、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张鹏、李静夫妇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野马文学社”，还创办了《野马》文学周刊，并以此为阵地，发表反动文学作品，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被定性为“野马反革命集团”。两名主犯已经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二十年有期徒刑。她们八个是集团的骨干分子，也就是京城有名的“野马八艳”。组织上考虑到她们还年轻，所以送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以观后效。她们个人还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拒绝参加演出革命样板戏等重大问题，她们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她们所犯罪行的程度决定的，其中张美艳和李灵艳是《野马》文学周刊的主编和副主编，王文艳和牛晓艳两人不仅积极为《野马》文学周刊撰稿，而且带头拒绝参加演出革命样板戏，其他四人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其中朱红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严重，成天娇滴滴的，动不动就爱哭等。为了打击她们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显示贫下中农的巨大力量，大会第三项就是把捆绑她们的绳索解开，又狠狠得重新捆上，捆的八个女子全都满眼是泪，然后让她们跪在主席台前，继续接受批判。
大会结束时宣布成立了以公社人武部李改英干事为组长，大队团支部书记马红红、“红红红战斗队”指导员刘红雨和大队民兵连长武卫国为副组长的“监督改造领导组”并派十名民兵和“红红红战斗队”的八名女知青为监督改造组成员，规定民兵主要负责外围，防止她们逃跑，女知青主要负责监督改造。最后生产队长李保田给她们安排了任务：一、负责全村的掏茅粪工作。二、负责村养猪场的工作。三、冬天下雪后要负责清理村里道路上的积雪，保证道路畅通。然后安排她们在养猪场的一孔窑洞中住下，给她们送去了玉米面窝窝头和开水。
刘红卫事件
人武部李改英干事是本地人，快三十岁了，因为她的叔叔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县委副书记，所以她当了几年兵，退伍后到公社人武部当了干事，原本打算依靠她叔叔的关系有所作为，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叔叔就被打成“走资派”，李改英马上主动出来揭发她叔叔的罪行，并表示和她叔叔彻底划清界限，所以她本人到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三结合”的时候，她叔叔作为改造好的“走资派”，被结合进县领导班子，当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下李干事就又神气起来了，这个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嫉妒心特强，不能允许别人比她强。表面上看人长得秀秀气气的，也很文静，但内心很恶毒，周围的人都说她，心里做事不好惹。宣布她当了“监督改造领导组”组长以后，李干事认为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到了，心里很激动，准备大干一场。散会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仔细研究八个反革命分子的档案，研究了整整一下午和一晚上，基本上了解了她们每个人的情况，并制定出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她就召集“监督改造领导组”的三位副组长开会，刘红雨因为起的晚，迟到了一会，受到她的严厉批评，刘红雨不服气，和她顶了几句，她认为刘红雨看不起她，不服从她的领导，就决定先整刘红雨以树立自己在领导组的威信。她命令刘红雨在一小时之内写出深刻的检查，并准备在十点钟召开的“监督改造组”全体大会上做检讨。刘红雨是什么人物，那是在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闯荡出来的人物，岂能任她摆布，但考虑到自己初来咋到，还是就答应了。
上午十点钟，“监督改造组”全体大会在村小学办公室准时召开，李干事宣布开会后，首先让刘红雨站在毛主席像前，90度弯腰向毛主席请罪，然后做检讨，刘红雨都含泪做到了。但是李干事还是不依不饶，要送刘红雨到养猪场和八个反革命分子一起监督改造一个月，这下可惹恼了参加会议的七个女知青，为首一个刘红卫，跳起来，一把抓住李干事的衣领，叫到：“你他妈的欺人太甚了！你是什么东西，刘红雨可是我们的指导员，是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她又什么错，那算错误吗？你要敢动她，老子揍扁你！”另外几个知青也嚷道：“走！到县上说理去！”马红红和武卫国一看事情闹大了，赶紧把她们拉开，并打电话，向公社汇报了这件事，公社领导也认为事情严重，又向县里汇报，不一会县里来了电话，指示马红红和武卫国把当事人控制起来，说县社两级联合调查组马上就到。
下午3点由县革委会李副主任（就是李干事的叔叔）带队的联合调查组赶到，吸收村党支部书记牛仁亮参加，组成“刘红卫事件三级联合调查组”，开展工作。李主任一上手就摆出公事公办，大义灭亲的样子，命令把李干事考起来跪在墙角反思，然后将其他所有当事人“隔离审查”，要她们写材料，交待问题。其实事情的经过很清楚，所以三天以后，结论就下来了，结论认为：“刘红雨迟到在先，李干事处理问题过激，态度不好，无限上纲上线，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刘红卫等知青，聚众闹事，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考虑到刘红卫保护自己姐姐心切，其他知青保护战友心切，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提出如下处理意见：第一：李干事、刘红雨保留原职务，分别向组织写出深刻的检查，公开向对方道歉，以后要搞好关系，共同搞好工作。第二：刘红卫给以团内记大过处分，在全大队群众大会上公开检查。第三：其他参与此事的知青分别向组织写出深刻检查。第四：以上处分全部装入个人档案。”对于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袒护李干事的处理决定，最义愤填膺的是全体知青，但他们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接受了，但李干事和全体知青的仇算是结下了。
痛苦的改造生活
“刘红卫事件”前后折腾了六七天，这为八个反革命分子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她们利用这段时间，清理了个人卫生，整理好她们居住的窑洞。生产队长李保田也给她们配齐了必须的生活实施和劳动工具，在劳动工具的配备上李保田的确费尽了心思，他特意派人到城里买了八担较小的水桶，估计挑满粪也超不过五六十斤，而当时农村用的水桶一般都在八九十斤以上。又让村里的木匠专门做了八根小巧好用的扁担，还买了八个好用的粪勺。他还悄悄告诉村里人，姑娘们要是去掏茅粪，你们招呼一下，头两回你们给掏一下，记住不要掏满，半担就行，给送到大路上，再让她们挑。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李保田还专门派了一个老大娘以“贫下中农代表”的名义经常到养猪场，帮助她们做饭和熬猪食喂猪。所有这一切李保田都不动声色地完成，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淳朴和善良。
“刘红卫事件”处理完后的当天晚上，李干事就在养猪场的空地上召开了“对敌斗争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家山生产队的全体社员、“红红红战斗队”的全体知青和参加监督改造组的民兵。会议由马红红主持，第一项就是把八个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押到台前，跪在地上接受批判。当八个姑娘被押进来是，人们顿时眼前一亮，经过几天休整，换了干净衣服，梳好头发的八个姑娘虽然被捆得很狼狈，但一个赛一个的漂亮，用村里人的话说那就要眉眼有眉眼，要身材有身材，这又勾起了李干事的强烈的嫉妒心，她心里想，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个比我漂亮，你们神气什么，看我如何收拾你们。于是第二项李干事改变了议程，增加了让反革命分子们逐个交待自己问题的议程。她让民兵从学校抬来两支课桌，并住放在参加会议的人群中，然后让反革命分子们一个接一个跪在上面交待自己的问题，她自己解下腰中的皮带，站在课桌后面监督。第一个跪上去的是张美艳，刚上去，李干事就用皮带不停地抽打她，说她跪的不直，张美艳挪动着身体，艰难地跪直，刚开始交待问题，还没说几句，李干事又说她不老实，跳上桌子，抓住张美艳的秀发，左右开弓，扇她的耳光，打得张美艳鼻子口流血，才住手，继续让她交待问题，就这样，一个张美艳就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剩下的七个每个上来都这样，等八个反革命都交待完时已经凌晨两点多钟了。原来安排的发言也全都取消了。最后一项就是由李干事宣布对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和违规处理办法。大致内容是，每天早上六点“早请示”六点半到九点，两个人做饭，两个人喂猪，其余四个人掏粪。九点到十点吃饭。吃完饭后全体去割猪草。下午两点回来做饭吃饭，下午三点开始，出猪粪，垫猪圈。晚上七点回来做饭吃饭。八点“晚汇报”，每周开一次思想总结会。
第二天早上，八个反革命分子按照李干事的安排，开始了她们艰难的劳动改造生活。劳动的时候，李干事一般不去，马红红是个善良的农村青年，从不为难姑娘们，刘红雨的知青因为和李干事有矛盾，也只是远远得看着，不多管事，再加上乡亲们的暗中帮助，所以在劳动中虽然艰难，也还没有多大问题，很快就习惯了。最难熬的是“早请示”、“晚汇报”和一周一次的思想总结会。因为这三项活动李干事一般都亲自参加，而且变着花样，折腾姑娘们，李干事的歹毒之处就在于既不伤筋动骨，又能让你难受得生不如死。比如让你立正站在一块砖上，两只胳膊向左右伸直与肩膀平了，头上再顶上一小碗水，浑身不能动，水不让流出来，这样的姿势，一般人能坚持十几二十分钟就不错了，她会让你站一到两小时，直到晕过去为止。还有就是让你跪在一推石子上，跪得直直的，然后用双手高高举起一根长长的麦杆，麦杆必须举平，头上再顶上一碗水，这种刑罚也让你坚持一到两小时，直到晕过去为止。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另外遇到公社、大队和其他生产队开“对敌斗争大会”。或者批斗会，姑娘们还要被绑去“陪斗”，有时都去，有时去几个人，要是人家要一个人肯定就是张美艳，两个人就是张美艳和李灵艳、三个人就是张美艳、李灵艳和王文艳，四个人就是张美艳、李灵艳、王文艳和牛晓艳。……后来不知怎么有人发现朱红艳的确爱哭，就点名要斗朱红艳，就这样平时被批斗的最多的就是张美艳，其次是李灵艳、王文艳和朱红艳。每次回来都被整的披头散发遍体鳞伤得。好在李保田让人偷偷送来的创伤药很管用，搽上很快就好了，减轻了姑娘们的好多痛苦。
刘红雨的报复
刘红雨一直在等待机会报复李干事，等到“9。13事件”后，全国开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天早上做“早请示”时，李干事带着大家喊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后又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句：“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刘红雨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马上报告了上级有关部门，倒霉的是这时李干事的叔叔又“靠边站”了，所以第二天，上级就派来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核实的确有此时，李干事自己也供认不讳。所以不久就上级来了处理决定：“李改英犯的是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开除党籍公职，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和另外八名反革命分子一道就地监督改造。决定同时任命刘红雨为监督改造组组长。”
刘红雨一但大权在握，就开始疯狂的报复了，其他八个反革命分子每次都只是跪着“观刑”，她们变着花样整治李改英，把以前李改英对付八个姑娘的办法都用完后，开始采用她们在北京学到的各种整人的办法，每次都整的李改英奄奄一息的，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李改英已经不成人样了，精神接近崩溃。有一天，她们在整完李改英后，刘红卫突然想到要给李改英剃“阴阳头”，这是她们在学校对付女老师的最毒辣的办法。这回李改英可不干了，拼命反抗，但是还是被她们绑在椅子上把一头美丽的秀发，剃去一半，剩下一半。
李改英疯狂了，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拿了一把杀猪刀，趁看守的民兵睡着的时候，偷偷溜出养猪场，直奔知青大院，闯进一间女知青宿舍，杀死了熟睡中的三个女知青，因为李改英走错了窑洞，整他的刘红雨她们，毫发未损，死得是另外三个无辜的女知青。这是当时轰动全省的大案。李改英自然很快被枪决了，看守民兵也被判了刑，刘红雨她们也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地监督改造。马红红被任命为监督改造组组长，从此这里平静多了。
南山坡上出现了四个青年女子坟墓，仿佛在不停地哭泣，不停地控诉这疯狂的岁月，疯狂的社会。
集体逃亡事件
李改英案件之后，知青队死了三个，被送去监督改造五个，就剩下十二个人了，五个女的，七个男的，她们实在不敢在这里呆了，就在一个风雨交加夜晚，在一个叫吴大勇的男知青的带领下，悄悄离开小山村，集体逃亡了。当村里人发现他们不在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李保田马上报告了有关领导，县军管组出动上千解放军和民兵在全县范围内搜捕他们，还通知了车站并在出入县境的各个路口设了卡子。几天以后，抓回来十一个，其中一个男知青，因为拒捕，被解放军开枪打死了，南山坡上又多了一座知青的坟墓。
逃亡的知青们被抓回来的当天下午，县军管组，县革委会在刘家山生产队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大会”，为首的吴大勇被逮捕法办，其他十个男女知青全都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地监督改造。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刘红雨他们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过去了，她们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事，可怜的张小丽、老舍先生死时的惨状、被她们活活打死的女校长、全国各地串联运动时的疯狂、学习班里的委屈、上山下乡路上的凄凉……一幕幕浮现在她们眼前，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真傻，被人当枪使了以后，就像一件没用的东西，仍在着荒凉的山上。经过血的教训和痛定思痛的反思，他们开始成长起来了，也成熟起来了，他们开始积极配合马红红的工作，主动和其他成员搞好关系，马红红对他们的管理是外紧内松，主要应付上面的人，再加上村里乡亲们的保护和李保田、武卫国他们的积极配合，这个特殊的群体逐渐变得和谐起来了，最后变得向亲姊妹一样了。
雪中红梅
集体逃亡事件后不久，监督改造的“犯人”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外，还开始为乡亲们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王文艳懂得一些医道，女知青马佩佩学过护士，他们开始为乡亲们看病治病，不管什么时候随叫随到，这对于缺医少药的小山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马红红很支持她们。其他的知青也利用自己的特长，积极为乡亲们服务，慢慢的乡亲们看他们向自己的子女一样了。
转眼进入冬季，太岳山区的冬天北风刺骨，寒气逼人，不久就下起了大雪，那年冬天的雪下得真大啊，封门闭户的，除了喂猪，其他的生产活动都停下来了。根据规定，“犯人”们要负责清理村里道路上的积雪，保证道路畅通。一天早上，“犯人”要去清理积雪了，但是外面实在太冷了，姑娘们不约而同地拿出了藏在提包里面的红围巾，但是拿在手里，谁也不敢戴，特别是“野马八艳”，更是心有余悸，她们当初就是因为这红围巾落下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名的啊！马红红进来看见她们这样，也没有说什么，转身回到自己屋里，戴上一条鲜艳的红围巾走了进来，姑娘一看会心地笑了，也都戴上自己的红围巾，跟着马红红清理积雪去了。
雪还在下着，而且越下越大，满山遍野，银装素裹。大雪中，姑娘们头上的红围巾随风飘动，格外耀眼，宛如一朵朵绽放的红梅，在着冰天雪地里傲然开放，这令人不由的想起一段歌词：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乡亲们看着孩子们在大雪中身影，太心疼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加入到清理积雪的行列中，乡亲们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姑娘们鲜艳的红围巾交织在一起，在这大雪纷飞的巍巍群山中，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画卷，令这偏僻的山村充满了盎然生机。是的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他们早就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自己最亲最爱的女儿，祖国值得骄傲的一代。
姑娘们清理完积雪，回到驻地时，迎接她们的是一碗碗热腾腾的姜汤，原来李保田早有安排。姑娘们喝着这暖暖的姜汤，热泪盈眶，这暖暖的姜汤不仅温暖了她们寒冷的身子，更温暖了她们那一颗颗饱经创伤几乎冰冷的心，她们在这远离亲人的千里之外，终于又有了家的感觉，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工农兵大学生”的风波
“工农兵大学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它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各级学校“复课闹革命”以后，国家的一种高等院校的招生方式，具体办法是，不经过统一的招生考试，由国家制定并下达招生计划，把指标分配到公社，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由工人、贫下中农推荐先进青年上大学。推荐条件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被推荐者必须“根正苗红”，具体的讲，“根正”就是要求推荐者的出身必须好，必须是贫下中农，此外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不能有任何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苗红”就是被推荐者的个人表现必须好，是当时公认的积极分子，并且要在工作中取得过一定的成绩，在领导心目中有好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推荐者的文化程度没有硬性要求，高中、初中毕业都行，还有小学毕业或者小学没毕业的也都能参加推荐，这项工作一开始搞得还算公正，到了后来指标就大部分被有权有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占了。
这一年“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招生工作又开始了，公社给红星大队下达了一个指标，大队考虑到刘家山生产队是多年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马红红和武卫国两个年轻人表现都不错，就把这个指标下拨给刘家山生产队，据说这也是公社领导的意思。上大学是当时乃至现在许多人的梦想，也是当时离开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山村的唯一途径和希望，马红红和武卫国都想上大学，但是从各方面比较下来，马红红占绝对优势，武卫国要想上大学就必须想办法把马红红挤掉。但是他们两个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两个人和两家的关系都不错，为此事武卫国心里很矛盾，脑海里斗争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挤掉马红红，自己去上大学。但是想来想去马红红没有什么不好的把柄落在自己手里，要想挤掉她就必须从她现在从事的工作上下手，于是武卫国开始整理马红红的黑材料，主要说她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部坚定，同情，庇护和纵容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在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材料送上去后，上级派人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武卫国反映的有关马红红的问题有是有，但并不向武卫国说得那么严重，这当然是全体“反革命分子”的证明材料和乡亲们的证明材料起的作用，李保田对调查组的同志“如果说马红红那叫同情、庇护和纵容反革命分子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马红红绝对是个好姑娘、好同志！”最后上级决定马红红要向组织写出深刻的检查，以后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但这件事最严重的后果是马红红上大学的事肯定没戏了。正当武卫国兴高采烈地等大学通知的时候，上级来了通知说刘家山生产队这几年出的事太多了，马红红和武卫国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上级决定把指标收回去了。为此事李保田还到公社找过有关领导，他们都推托说，这是上级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李保田临出门时一位老同志把他送出来，走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他说：“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那个指标早被县上某副书记的女儿占了！”“原来如此啊！”李保田长叹了一声。
事后不久的一天，马红红在路上碰上武卫国，武卫国一见马红红就想溜。马红红叫住他，笑着说：“你跑什么？还在想那件事啊！我本来就不想和你争，我自动放弃的申请都写好了，因为你是男的，上了大学肯定比我有出息！唉！我们就是这受苦的命！别生气了，农村不也挺好，我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羞得武卫国满脸通红，简直无地自容。乡亲们听说这件事后，都夸马红红是个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好姑娘。
爱的代价
随着“反革命分子”之间关系的好转，这群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探求自己的未来生活，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反革命分子”中间只有五个男性，这就给众多女性们提供很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开始由眉目传情到情书交流，再到偷偷幽会，割草时的青纱帐里、养猪场的饲料窑洞中都成了他们幽会的场所，对于这些事马红红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也不去限制他们。男知青中有个帅哥叫刘小兵，成了姑娘追求的对象，有好几个姑娘都在追他，刘小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同时秘密接受了两个姑娘的爱，一个是女知青韩笑，另一个是也是女知青叫罗晓丽，这两个姑娘都比较单纯，善良，把自己全部的爱都放在刘小兵身上，刘小兵利用了这两个姑娘的单纯，善良，先玩了韩笑，又玩了罗晓丽，而这两个苦命的姑娘还都蒙在鼓里，都坚定地认为刘小兵就爱自己一个，后来韩笑发现罗晓丽和刘小兵的事，认为罗晓丽和自己抢男人，于是这两个女子有一天在养猪场院里大打出手，许多人都拉不开，马红红也管不住她们，正在这时公社汪主任来村里检查工作，正好路过这里，看到两姑娘打的这么凶，恼羞成怒，马上命令把两个姑娘绑起来，吊在院里的枣树上，吊到她们奄奄一息时，才放下来审问，但两个姑娘都咬紧牙关，始终没有说出刘小兵，后来汪主任有急事走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几乎与此同时，美丽、大方的刘红卫，开始进攻武卫国了，武卫国一开始，拼命拒绝，但经不住刘红卫的频繁进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终于有一天，他们走进了青纱帐，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对方，不久刘红卫怀孕了，武卫国勇敢地和刘红卫举行了结婚仪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去登记，组织上肯定不允许，所以就没去登记，刘红玉苦劝无效后，只有祝福他们，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妹妹永远回不了北京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村里人千方百计地为他们保密，但是革命干部和反革命分子结婚的消息上级还是知道了，他们认定这是刘红卫勾引革命干部的结果，所以就在刘红卫生下小孩没过几天的时候，上级派人来抓刘红卫了，人已经绑好了，正准备带走时，李保田进来了，看到被绑的刘红卫，愤怒地说：“你们还是人吗？那有这样对待坐月子的女人的，斗死了你们谁负责？谁负责？”就这样把那些人骂走了。后来武卫国为此付出了被开除党籍，撤销民兵连长的职务，还住了一个多月“学习班”的代价。后来知青返城时，只有刘红卫没回去。
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他们毕竟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最惨得还是前面那三个人。后来刘小兵有和另一个女子好上了，是女知青马佩佩。不在理她们两个了，这两个女子因爱生恨，想到自己为他贡献出了女人最珍贵的东西，这个家伙，竟然背叛了自己，这肯定又是马佩佩抢了她们的男人。于是两个疯狂的女人准备报复。当一天晚上刘小兵和马佩佩正亲热得忘乎所以时，这两个疯狂的女人冲了进去，用杀猪刀捅死了两人。最后的结果是南山坡上又多了四个青年的坟墓，马红红也被抓去住了一个多月“学习班”。
孽债啊！
文艺宣传队的故事
那次血案以后，“反革命分子”们消沉了好一段时间，一直等到马红红从“学习班”回来以后才慢慢缓过劲来。这时“反革命分子”们除了“野马八艳”以外，知青们只剩下三个男的和刘红雨等七个女的，因为刘红卫结婚后，一般都在武卫国家住，只有风声紧时才回养猪场住，所以常驻养猪场得共有十四个女青年和三个男青年，加上马红红一共十八个人。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冬天了，这时上级来了通知，要求每个大队必须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说春节期间要会演，没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队，到时候大队干部要去“亮相”并接受批斗。这可难坏了红星大队的干部们，小山村那有这方面的人才啊！就这样开了几次干部会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次干部会上，马红红说：“我管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倒是现成的人才，就看你们敢用不敢用？”大家先是沉默，然后开始讨论，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最后，党支部书记牛仁亮说“不行就用他们把，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大家一齐说：“那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责任，我们一起来承担！”接着会议决定成立“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马红红兼任队长，把各村能拿起乐器的人组织起来，组成小乐队给宣传队伴奏大队购买必需的乐器和化妆品，争取春节前排练好。
就这样马红红把任务领回来了，“反革命分子”们不敢怠慢，赶紧日夜排练，这回“野马八艳”可有了用武之地，既是导演，又是主要演员，毕竟是学习过音乐专业的人，所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居然搞出了一台有摸有样的节目，还真比公社宣传队的强，春节那天的首场演出就轰动了，“野马八艳”的表演唱《姐妹们喜晒战备粮》、集体舞《红色娘子军》，王文艳的独舞《毛主席诗词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刘红雨和另一个男知青的对口词《大干快上学大寨》、小乐队的民乐合奏《扬鞭催马运粮忙》等节目个个精彩，再加上刘红卫那动听的报幕，真是珠联璧合，看得乡亲们如痴如醉。过年后正月初六，在全公社的会演比赛中又得了第一名，公社领导当场决定由“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代表红旗公社参加县里组织的会演。
会演的荣誉和耻辱
为了会演的成功，宣传队日夜苦练，公社也大力支持，又购买了不少服装和道具，还专门请县文化馆的专业人士前来指导，这些人看了演出后，真诚地说：“应该他们指导我们！”县上会演的那一天，公社李书记亲自带队，还雇了大轿子车接宣传队。“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果然不负众望，他们的节目个个精彩，他们的演出博得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把整个会演活动推向了高潮，最后毫无悬念地得了第一名。得到了红彤彤的锦旗，县上的领导还为每个演职员戴上了大红花，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正当队员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时，上面来人说：“其他人可以回去，女演员们都留下，县里领导要和大家会餐！”姑娘的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会餐的时候终于到了，当姑娘们被带进餐厅时，里面已经做好了“领导”，但每个人跟前都空着一个位子，姑娘们被安排坐好后，宴会开始了，这些领导们也开始行动了，一个个像十足的流氓，搂住姑娘们的脖子，往嘴里灌酒，紧接着又动手动脚的，，又是强迫姑娘们和他们接吻，又是摸姑娘们的胸部，还有的把手伸进了姑娘们的下部，有几个姑娘的上衣已经被剥去了，姑娘考虑到自己的“反革命分子”身份，也不敢拼命反抗，只是无助的忍受和流泪。马红红一看急了，赶紧示意姑娘们给“领导”，们敬酒，劝酒，这一招果然见效，不一会儿，这些“领导”们都被灌倒了，躺在地上和死猪一样。马红红乘机带着姑娘们逃离虎口，连夜走小路返回村里。事后知道这些“领导”原来都是些造反派头头，现在是各部门的领导。这伙人醒来后，要去追，结果被新上任的县委马书记制止了！
在水库工地上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后期，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而大寨就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毛主席要求我们地区的各个县尽快建成“农业县”，并提出了“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要求。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教导，以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的要求和殷切希望，全地区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刘家山生产队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决定在村里山脚下的大圆沟修建水库，以便引水上山，发展水浇地。工程上马后，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就把养猪场暂时交给村里的几个老年人，把全体“反革命分子”都调到水库工地上参加劳动。
参加修水库的人们都吃住在工地上，工地上搭起了好几个工棚，“反革命分子”中的女青年单独住一个工棚，男的和其他社员住在一起。修水库需要大量的石头，需要开山取石，而当时炸药非常难买，必须自己做，这个活倒是不太累，就是比较危险，一般人不愿意干。于是，工程指挥部就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女“反革命分子”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危险就危险在要用火炒炸药，火候不到不能用，炒的时间一长有容易引起爆炸。好在姑娘们都有文化，她们认真阅读了相关资料，有反复请教有经验的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掌握了这门技术，所以开始一段时间还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水库工地上出现了“哑炮”，在排除“哑炮”时炸伤了人，人们以为是炸药受潮了，所以出现“哑炮”，要姑娘们把炒好的炸药再重新炒一下，这个活危险性更大，所以，炒得时候，张美艳把其他伙伴们都赶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在工棚里炒，正炒着突然听到马红红在外面叫她，张美艳怕马红红进来，赶忙跑出去，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就在听到响声那一刹那，张美艳猛然扑到在马红红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护住张美艳。当人们赶过来时，马红红安然无恙，张美艳却被炸得遍体鳞伤，人们赶紧用担架把她送到医院，马红红一路哭喊着张美艳的名字。住进医院后，马红红寸步不离地守在张美艳的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第四天早上，张美艳终于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问马红红：“你没事吧！”马红红含着热泪不住地点头，守在窗外的伙伴们和乡亲们一下子冲进病房，抱住张美艳放声痛哭，李保田望着张美艳满身的绷带，老泪纵横。
两个月以后，张美艳终于出院了，原来美得像天仙一样的姑娘变得伤痕累累，乡亲们向迎接英雄那样把她接回村里，马红红的父母说什么也要把张美艳接回自己家里调养，后来张美艳和马红红结为异姓姐妹，张美艳这个可敬、可爱、可怜的姑娘，终于又有了一个家，一个好妹妹。
最后的疯狂
时间到了1976年，1月份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全国人民沉寝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反革命分子”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因为他们非常爱戴敬爱的周总理，她们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人民的好总理。4月份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全国的政治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了，阶级斗争的绷得更紧了，县里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决定把全县的反革命分子集中到县城召开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大会”。乡亲们只好含泪把“反革命分子”们送到县城接受批斗，那天的“对敌斗争大会”可残忍了，姑娘被绑了几个小时，好多姑娘都不止一次晕过去了，每次晕过去都被拽着头发打醒。“对敌斗争大会”，结束后，还被绑着游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快要结束时，可怜的姑娘们被“领导”认出来是上次逃跑的那群姑娘，于是“领导”命令红旗公社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这些“反革命分子”。
红旗公社是个山区公社，共有二十个大队，四十多个生产队，而且多数不通公路，这可苦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每天被绑着走上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山路，到达目的地，晚上再接受批斗，村里的一些赖小子乘机往死里整姑娘们，每次批斗会下来，姑娘们都被整的奄奄一息，伤痕累累的。就这样，游斗了近两个月后，当姑娘们被送回刘家山时，一个个都变了人样，向大病了一场一样，乡亲们顾不上其他了，分头把孩子们接回家中呵护，调养。直到毛主席逝世前不久姑娘们才缓过劲来！
造孽啊！那些禽兽不如的“领导”们！
纪念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当人们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全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没人敢想毛主席也会死这件事。消息传到刘家山时，人们立即陷入一种悲痛和恐惧当中，许多人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人们不知所措，担心今后中国怎么办？根据上级安排，人们开始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反革命分子”自然是没有资格和革命群众一起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经过几天的筹备，“反革命分子”分子们用树枝和野花做好了花圈，用卫生纸做了每个人戴的小白花，李灵艳拿出自己的一条崭新的黑裤子，把它拆了，给每个人做了黑纱。准备好后，他们在一天深夜偷偷举行了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活动，在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们都失声痛哭，刘红雨哭得最厉害，她边哭便叙述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可是响应您的伟大号召，诚心诚意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啊！现在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原来指望您老人家派人来解救我们，现在您不在了，谁来解救我们啊！”她的话说出了所有“反革命分子”们的心声，大家哭得更厉害了，有的人都哭得晕过去了。
哭声惊动了全村的乡亲们，他们以为又出来什么事，赶紧跑过来，看到这种情况，连解劝的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只能向抱自己孩子一样，紧紧搂住这些苦命的孩子们，和他们一起哭。
哭声震动了沉睡的山野，这哭声道出了人们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头的痛苦和迷茫，这哭声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
1976年10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息传来，举国同庆。郭兰英的的一首《欢呼领袖华主席》，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当时的政治形势。
“春雷一声震天地，
五洲四海齐欢喜，
八亿人民庆胜利，
欢呼领袖华主席。
……
党中央，华主席，
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
我们永远跟着华主席，
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总理，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个“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一方面全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和“第二次全国工业学大庆大会”，华主席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举国上下再次掀起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对于刘家山来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比以前搞的更加轰轰烈烈。阶级斗争空气比以前是乎淡了一些。每年除了季节性批斗，比如春天开始播种的时候、开始“三夏大会战”（就是开始割小麦的时候）、开始“三秋大会战”（就是开始收秋的时候）和冬天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大寨田的时候，照例要开批斗会，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平时基本上不再难为“反革命分子们”，而且即使是那四次批斗会，因为是以大队或者生产队为单位搞，所以斗争的力度比以前要小得多。这一时期“反革命分子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劳动。这一时期搞过几次荒唐的生产运动，如全地区范围内的无杂草运动，要求人们把所有有草的地方都收拾干净；再如全县范围内的无闲地运动，要求人们把山上的荒山、荒坡都开垦出来，变成农田。这两大运动的结果是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还有就是积肥运动，要求人们打炕洞、挖厕所周围的土，改造厕所（就是把原来厕所的水缸拿掉，挖一个大土坑，口子上用砖头砌好，目的是让粪液直接渗到周围的土里，然后定期换厕所周围的土，以增加积肥的数量）等，每次运动每个人都有任务，必须按时完成。这些运动，“反革命分子们”都参加了，而且干得还不错，就是积肥时总是完不成任务，受了批评，差点又被批斗，后来李保田在批评他们时说了一句提醒的话：“守着一个养猪场，还愁积不到肥，肯定是你们偷懒垫得土少！”，这一句批评的话提醒了“反革命分子们”，他们每天往猪圈里多垫土，勤出猪圈，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能帮助别人。善良而又满身智慧的李保田总是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帮助“反革命分子们”度过难关。
这一时期，广播里经常有好消息传来，先是邓小平恢复工作，接着是恢复高考制度，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不久又传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彭德怀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了，这些好消息无不令“反革命分子们”欢欣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多难的祖国有希望了！
送别
时间的年轮终于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美丽的山花开遍了整个山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古老的太岳山区充满了勃勃生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辛勤耕耘的人们。“反革命分子们”三三两两地组合起来，帮助乡亲们干活，田野到处传来姑娘们欢快的歌声和银铃般的笑声。
一天下午，公社领导来到了刘家山村，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宣布县委、县政府关于为刘红雨等知青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和团籍，并代表组织向全体蒙受不白之冤的知青同志表示真诚的道歉！公社领导的讲话不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乡亲眼含喜悦的泪水，向他们表达着发自内心的祝贺！“反革命分子们”更是抱在一起，泣不成声。“野马八艳”除了向知青战友们献上自己最真诚的祝贺外，也预感到自己的好消息也快到了！
果然不久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份很长的电报，电报是“野马八艳”的母校党委发给张美艳等“野马八艳”，电报上说，张鹏、李静二位教授和“野马八艳”的案子经查明纯属冤案，已经彻底平反，张鹏、李静二位教授现在已经恢复工作，学校决定恢复张美艳等八位同学的学籍，并派党委赵书记、张鹏、李静二位教授来接同学们返校完成学业，同来的还有家长代表，李灵艳同学的父亲，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李文龙将军，他们大概在两天以后到达。姑娘们一边读着电报，一边大叫：“我们解放了！”、“我们平反了！”等，随后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张美艳说：“姐妹们，快别哭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喜事，我们快告诉乡亲们去！”于是姑娘们手里举着电报，嘴里喊着：“我们解放了！”、“我们平反了！”向乡亲们家奔去，去了马红红家，去了李保田家、去了武卫国家，去了……。不大一会功夫，这天大的喜讯就传遍了整个山村。李保田马上行动起来，安排人们杀猪的杀猪，宰羊的宰羊，还派人进城买菜，组织人马垛起了村里只有过红白大事才用的大火，并把全大队有名的厨子都请来，他要用村里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欢送重获新生的姑娘们。
等待亲人的两天中，姑娘激动、兴奋的几乎没有睡觉，整个山村都沉寝在欢乐之中。亲人们终于来了，在宣传队欢快的锣鼓声中，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亲人们出现了，姑娘们想疯了一样冲过去，扑向亲人的怀抱，放声痛哭，亲人们都也泣不成声。以后的三天里，姑娘们结伴到乡亲们家里，一家一家的告别，每家都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款待姑娘们，说不尽的知心话，道不完的离别情。姑娘们要走了，李保田套好了村里最好的一辆马车，又从外村找了一辆马车给姑娘们拉东西。全村老少都来送行。
马车走开了，乡亲们含着热泪，追着马车，把一包包的熟鸡蛋、瓜子、花生、核桃扔到车上，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动，赵书记和张鹏、李静二位教授跳下马车，向乡亲们鞠躬致敬，八位姑娘在乡亲们面前跪成一排，向危难中给过自己无私帮助的亲人们磕头谢恩。身经百战的李文龙将军满含热泪，正步走向乡亲们，面对着巍巍群山和淳朴善良的乡亲们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他用军人最崇高的礼节感谢乡亲们！
列车开动了，李保田挥动着颤抖的手，用沙哑的声音不住地喊着：“孩子们，一路保重！常回来看看啊！”直到列车远去。
一年以后刘红雨等知青返城，乡亲们用同样的礼节送别了他们。
报恩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当中，张美艳等“野马八艳”，和刘红雨等知青们虽然和乡亲们保持着书信联系，但谁都没有回来过。2002年的秋天，刘家山先后来了两批客人，客人都是从北京来的，一批要为刘家山修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一批要在刘家山建一所现代化的希望小学，村里人反复询问投资方是谁，两批人都笑着回答说，这是秘密，等工程完工后投资方就出现了。马红红怀疑是张美艳她们或者是刘红雨她们，就写信问她们，得到回答是她们也不清楚，不过这是好事，你们就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干把。就这样，在乡亲的疑惑当中一年过去了，两大工程就要竣工了。
2003年金色的10月，太岳山区硕果累累，丰收在望。刘家山的人们欢快地忙碌着，准备着两大工程的竣工典礼。已经是县政府副县长的马红红，最先得到消息，投资兴建这两大工程的就是他们在北京的亲人，张美艳和刘红雨她们。李保田欣慰地说：“我早就觉得是她们，你们还不信！那可是些好孩子啊！”
10月10日这一天，刘家山又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张美艳等“野马八艳”回来了，刘红雨等知青们也回来了，市、县、乡三级领导都来了，还带来了庞大的演出队伍。这一天的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人们一起到南山坡上，向长眠在那里知青战友们敬献了花圈，并举行了庄严的祭奠仪式，他们在南山坡上的知青墓前竖起了一块汉白玉石碑，石碑的正面刻着张鹏教授题写的“知青坟”三个魏碑体大字，背面刻着刘红雨撰写的碑文。。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我们纪念战友，更要时刻铭记这段历史，绝对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这一天的主要活动是为两项工程举行竣工剪彩仪式。首先举行的是知青公路的通车剪彩仪式，刘红雨以投资方代表，北京知青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参加的剪彩仪式，她和市、县、乡三级领导以及李保田老人一起在欢快的锣鼓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剪断了彩绸。紧接着举行的是“野马希望小学”竣工剪彩仪式，“野马八艳”以投资方的身份和市、县、乡三级领导以及李保田老人共同剪断了彩绸。整个仪式由县政府副县长的马红红主持，她介绍说：“全长10公里的‘知青公路’由刘红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北京知青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独家投资完成，总投资500万元。“野马希望小学”，占地20亩，设计规模为两轨制六年制完全小学，配套设施省内一流，总投资300万元，由张美艳等八姐妹和他们的恩师张鹏、李静二位教授以及八姐妹的家长共同投资完成。”接着她请投资方代表讲话，刘红雨说：“这项工程的投资款是我们北京知青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以后挣到的第一笔钱，给刘家山的乡亲们办一点实事是我们二十多年来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张美艳说：“我们没有开公司，我们的投资款是我们长期的演出收入，和其他收入攒起来的，大学毕业时我就告诉她们七个，没有刘家山的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关心和呵护，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就是自己省吃俭用一点，也要筹集一些资金，给刘家山的父老乡亲们办一点实事，为改变刘家山的面貌贡献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这是我们的梦想，今天落成的‘野马希望小学’，只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开始……。”她们的讲话情真意切，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她们的讲话不时被人们发自内心的掌声打断。
剪彩仪式后，在新落成的“野马希望小学”的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唱会，“野马八艳”和她们的学生们为乡亲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节目，已经是全国著名歌唱家的“野马八艳”同台倾情演绎了《父老乡亲》、《谁不说俺家乡好》、《常回家看看》等经典曲目，把整个演出活动推向了高潮。晚上已经是当地著名农民企业家的武卫国、刘红卫夫妇，在山下自己开的“鸿源大酒店”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来自北京的亲人、各界来宾和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