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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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发出第二封电报，编造说：

“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十一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XX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奉第208号）。”

事变爆发后，关东军除向军部谎报军情外，急忙大造舆论，谎称“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

9月19日上午9时，便在沈阳城中张贴出早已准备好的石印大布告，诡称。“华军之破坏铁路，攻击守备队”。

9月20日，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以显赫的大字标题，报导“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

20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当局协议结果认为：

“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

同日，东京各报纷纷就所谓“奉天事件”发表评论，认定“此次事件之发端，由于破坏满铁”，因而“日军此次行动，系属正当”。

关东军怕败露破绽，便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

对此，事变当时中国方面已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XX杀十七日雇用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

曾于9月19日，到沈阳调查过事变的记者乔•毕•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柳条湖现场的情况：“我在本庄司令部会见了旧友上肥原。

见到在司令部前广场上堆积着铁路被破坏了的部分物品，还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我们看。

越过高粱地来到现场，只见现场已经完全清扫完毕，换上了新路轨和两根新的枕木；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

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这种作法大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

台湾东北问题研究会编辑的《“九•XX”事变》一书中，在“九•XX事变之责任者”一节中有一段记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学博士）系前日本中央公论主笔，为日本名士，记者友人，曾于事变后，访问于其东京私邸。即以事变真相，并历陈证据，证明铁路爆破确系日本守备队之行为时，被答，此中内幕，确如贵谈，然内田满铁总裁，已照实报告政府，同时外务省接各方外交官之报告，亦知事变为日军计划的行为也。”

尽管日本关东军如何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假象，并向世界广造舆论，但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战犯们也不得不交待事实真相。

曾在1940年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8月在伯力写的笔供中供认：

“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大将（中将），参谋长三宅大佐，参谋板垣少佐（大佐），还有其他青年将校）。侵略满洲是日本多年来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结果是日本政府及军部都支持了满洲事变。”

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写的笔供中说：

“……热忠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

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