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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53)

邓笔石 《江青同志》 历史小说 2013-01-17 09:27 责任编辑:追逐你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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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964年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谈话时,批评道:

“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又说:

“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里休学听广播变坏了。”

毛泽东哼了一声:

“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陈东平?”

1964年7月,毛远新结束工厂实习后回到北京,毛泽东让他跟着去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凉风习习,毛泽东刚刚从海里上岸,穿上睡衣,心情很好。

听毛远新说哈军工组织上千人横渡松花江,毛泽东眼睛一亮,放下手中的书,笑道:

“好!年轻人应当到江河湖海中游泳噢,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游水才有味道,你放假了,要天天下海游泳。”

毛泽东突然问侄儿:

“你会骑马吗?”

“不会。我小时候从延安出发,坐过骡子驮的大筐,可从来没骑过马。”

“哼,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假期找汪东兴安排一下,要学会骑马。”

警卫班长告诉毛远新,毛主席想考察黄河,准备从下游走到上游,听说路途险要,没法坐车,只能骑马,所以最近他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和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远新这才明白。他在警卫团的帮助下,找了一匹老实的军马,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去练习骑马,没过多少时候他就可以扬鞭策马,在野地里飞奔了。

毛泽东每天工作很忙,好多天没和毛远新谈话了,有一天晚上有空,他让值班的卫士把毛远新叫过来。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啊?”

毛泽东点燃半支香烟,慢悠悠地问道。

毛远新知道伯父今天的心绪很好,就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上的。”

“我看你还有进步,”

毛泽东吐出一串烟圈儿,

“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革命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

那天晚上,毛泽东谈兴甚浓,看来,他是有意识想给侄子讲解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讲到接班人的第二条时,毛泽东说:

“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呢?”

毛远新坐不住了,连忙争辩道:

“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把烟蒂按死说:

“有希望,好,超出我的标准就更好。”

毛泽东又点上香烟,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

“你这个班长是怎样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能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能团结人?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合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泽东谈锋甚健,讲解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后,话题一下转到学院的工作上。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

你们是怎么个学法?

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要到实际中去学。”

毛远新提出反对意见:

“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不对,”

毛泽东神态严肃,毋庸置疑地说:

“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对这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侄子,毛泽东的要求可谓严矣,在1964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他像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给学生上课那样,亲自教导,耳提面命,用心良苦。

对于身边钟爱有加的后代,毛泽东的内心寄托着何等样的期望啊。

毛泽东这篇教子长谈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中国高等院校迅速贯彻“阶级斗争是主课”的最高指示,大学生开始分批下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夏,毛远新得了胆囊炎,痛得流汗。学院送他到北京住院治疗。病愈后,又陪同系领导作了一段时间的教改调研,这才向伯伯辞行。

毛泽东说:

“你要下农村搞四清了,名字太显眼,要改一下。”

思忖片刻,毛泽东说:

“解放战争时,我的化名叫李得胜,现在你的两个姐姐叫李敏、李讷,我看哪,你就叫‘李实’吧。”

9月初,带着伯父的殷殷嘱托,李实来到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任工作队的副队长,和大家睡在一铺土炕上。

晚到了半个月,他积极工作,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抓紧了解情况。

不久,在清理大队账目时发现了800元的亏空,在60年代的农村,那可是个大数目。

大队会计姓谷,他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差出这些钱来。

大队上上下下都说,谷会计这个“四不清”干部是“板上钉钉子”没跑啦。

谷会计吓坏了,一病不起。

工作队把谷会计帐目不清的问题交给了李实。

李实白天认真调查,晚上在小油灯下打算盘,一笔一笔的核实,终于把这800元的去向弄清楚了,圆上了账。

那天,李实和同学们去看谷会计,躺在炕上的谷会计听到狗叫声,立时面无血色,体似筛糠,以为工作队要抓他送监了。

李实进门,坐到炕沿上,笑道:

“老谷啊,账已经圆上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来给你吃颗定心丸儿的!”

谷会计感动得嚎啕大哭。

半年来,农民群众只知道工作队的老李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谁也不知道老李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