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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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认为共军主力南下，围困长春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

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独立第6师阵地，受到解放军阻击。

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最终攻占锦州，锦州国军10万余人全数被歼，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

锦州被共军占领后，使东北国军从陆路撤退的道路切断，东北战场形势剧变。

同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六十军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联名信由白肇学亲自书写，信中提出11条需要回答的事，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信上签名。

当晚二人来到位于穷岗子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

10月15日，蒋介石亲抵沈阳，向长春守军总司令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率六十军，新七军立即突围，“如违命令，将以军法严惩，绝不宽贷”。

中午，张秉昌、李峥先带来的联名信被送到兵团政治部刘浩处，刘浩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当时兵团司令部得到长春守军有可能突围的情报，因此一些领导怀疑六十军此举可能是假借“起义”之名进行突围。

17时，刘浩赴兵团司令部当面汇报。

夜，刘浩向兵团首长萧劲光，肖华等人汇报，刘浩认为六十军当前投共是可能的。

经过讨论，兵团总司令萧劲光同意刘浩的意见，指出如果六十军企图突围，就消灭它。

10月16日上午，刘浩与解方、潘朔端到穷岗子与张秉昌和李峥先见面，表示欢迎“起义”并提出五点意见。

中午，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兵团司令部开会，讨论向沈阳方向突围的计划，决定17日拂晓突围。

下午，刘浩派车送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暂二十一师阵地，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事宜。

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军部，带回共军承诺。

得到共军承诺后，曾泽生给暂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讲话，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曾泽生宣布六十军投共，暂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又来到XX二师通知其“投诚”消息。

晚8点，XX二师向新七军布防。

11点，曾泽生通知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长开会，扣留李嵩及三个团长，并命其向五十二师副师长和三个副团长要求服从命令，拥护“起义”。

夜，曾泽生派暂二十一师副师长李佐，XX二师副师长任孝忠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商定“起义”计划。

10月17日凌晨一点，六十军指挥所搬到五四七团团部，派人送信通知郑洞国准备起义。

上午刘浩与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团团部，中午，曾泽生与刘浩会面商量起义后的事宜，下午3时，刘浩与曾泽生出城，会见唐天际、潘朔端，商定防务交接，包括交接防地时间、口令、办法，约定凌晨四时前完成交接。

商定后刘浩与曾泽生回长春布置计划。

17时通电起义。

夜，接防部队解放军独立第6、8、9师入城接收东半部防区，12点，六十军撤出防区开往九台。

六十军三个师共26000余人进行了“投诚”（解放军方称起义，国民革命军方称叛变）。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电话，并由刘浩与郑洞国通话，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XX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起义”，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诚。

上午10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

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

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一说杨友梅）与解放军联络，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XX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人民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

当然在当时那种战乱中，这个数字并不可能十分准确，却也相差不会太大。

从长春市区居民的增减数看，日伪统治时长春人口最高为60多万（包括日本居民1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时虽有难民进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区工业萧条，生计困难，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万。

后来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许多地主及其家属为逃避斗争纷纷躲入长春市内，周围一些县市里受国民党“正统”观念欺骗宣传的一些居民，也随国民党军退入城内。

因此到1948年3月长春被围时，居民达到XX多万人。

人民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并安置城内出来的饥民20多万人，入城时市内居民只剩不足20万人，由此算来，非正常死亡数字约超过10万人。（徐焰《长春围困战真相》）

香港三联书店台版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1949》，其中一篇写1948年围困长春的饥民惨状，为了“光荣解放”长春而逼守军投降，甚至围困到城内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

有个女人回忆说，饥饿之下吃了丈夫的尸体。

国民政府并非见死不救，但是长春被围得铁桶一般，空投粮食的飞机不是被高射炮击落，就是把粮食误投到围城部队一方。

结果就是长春XX万市民到围城结束时仅余17万。

王大珩（1915——2011）的《我的半个世纪》中回忆：

我刚到长春的时候，长春城战后的那副样子简直是满目疮痍。

整个城里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树。

在几年前那场长达5个月的围困战中，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

先从榆树皮吃起，待榆树皮扒完以后就不管什么树都扒，都吃了。

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

据说，那一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人！

满眼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拆掉了房顶的房壳子，走遍全市也找不到几座完整的屋顶。

房子也都是在那场围困战中拆掉的。因为没有烧的，人们只好把木制的房架子拆下来烧掉了。

其实，当时烧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点燃的东西都找出来烧了，包括路边木制的路牌子，甚至包括沥青路面，统统都被抠下来烧掉了。

据统计，全城共破坏了230万平方米的建筑！

关于死亡数字，根据中共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

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10月24日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围困战造成很多平民由于经济封锁得不到粮食而饿死，具体饿死饥民数目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