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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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林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
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尽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欲、物欲所支配。
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在原始欲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时具备了对人性本质的拷问，善与恶的分界在这本书中有了另一种解释。
现实主义，这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不同之处。
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
它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模式，在艺术上较之此前的长篇小说有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在创作题材上，从描述英雄豪杰、神仙妖魔转向家庭生活、平凡人物。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明确的时代性，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渐趋成熟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发展，为此后的世情小说开辟了广阔的题材世界，并使之成为此后小说的主流。
二、在创作主旨上，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从表现美转为表现丑。《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在批评社会黑暗的同时，更多的是着力讴歌美好的理想，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金瓶梅》则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大转变，极写世情之恶、生活之丑，是一部彻底的暴露文学。它在表现丑的时候，常常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写法对此后的讽刺文学有极大的影响。
三、在人物塑造上，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金瓶梅》的叙事重心从以往的以组织安排故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人物为主，并且克服了先前小说中人物性格单一化、凝固化的倾向，注重多方面、多层次地刻划人物性格，能细致如微地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一些人物形象中出现了美丑并举的矛盾组合，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流动性。
四、在叙事结构上，从线性发展转向网状交织。此前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由一个个故事连结而成，采用的是线性发展的结构形式，而《金瓶梅》则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为网状结构。全书围绕西门庆一家的盛衰史而开展，并以之为中心辐射到整个社会，使全书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情节相通的生活之网，既千头万绪，又浑然一体。
五、在语言艺术上，从说书体语言发展为市井口语。此前长篇小说的语言深受“说话”伎艺影响，《三国演义》属于半文半白的演义语体，至《水浒传》、《西游记》白话语言日渐成熟，同时也向着规范化和雅驯化的方向发展，而《金瓶梅》却代表了小说语言发展的另一方面，即遵循口语化、俚俗化的方向发展。它运用鲜活生动的市民口语，充满着浓郁淋漓的市井气息，尤其擅长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神情口吻无不毕肖。
《金瓶梅》是一部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有人认为它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它还是第一部细致的描述人物生活、对话及家庭琐事的小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虽然由于小说中有性描写，使它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但只有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够真正读懂读透它。
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云：「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郑振铎说：
“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
江青19岁入党，毛泽东28岁入党，这一差别常常令人误解，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他们倾心建立起之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并且江青的党员身份也曾因一度脱党而并非连续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四处云游的青年，他曾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职业，诸如制皂工人、教师、律师和商人。
也只是在他的后几十年的生命中，他才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做一个革命领导人上来。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江青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职业上几乎达十年之久，当她23岁遇到毛泽东后，她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于她的专业与党的工作二者上。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反差正好体现了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辩证法，即农村与城市的对立统一。
直到1949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从未曾连续地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过。
而江青从15岁起，就居住在优美的省会济南，然后是现代港口城市青岛和上海，并且偶尔还到北京去旅游。
其实她的整个成年生活的上海，则是她的文化品味上的试金石。
毛在上海的经历则比较动荡不定和琐屑：
1921年他出席了共产党成立的秘密大会。
1922年冬天又很快地返回，第二年成为党的组织部的负责人，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于国民党。
他也曾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洗衣店的送衣工——这在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是人所皆知的卑下的工作。
他的都市生活经历的贫乏同时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
他没有一篇文章是论述上海的政治史或它的先进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
故此，王明曾讥讽他：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