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18）

XX

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

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他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为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

陈云两袖清风，为官清廉。改革开放后，虽有机会，却仍然没有成为极少数首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陈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陈云同志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艰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

192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他认识到，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

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陈云同志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是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论是参加组织如火如荼的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还是参加领导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无论是领导党的组织工作还是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是参加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还是主持东北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陈云同志始终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精心谋划，勤奋工作，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云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保持党和国家稳定，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

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陈云同志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党和政府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

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上个世纪XX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