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狐朋狗友
我和我的狐朋狗友
（一）
那时我家里就穷，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准确地说，是住在一个贫民窟里。大门是用板皮钉成的，中间漏缝，进出的人随手一搭，用不着上锁，主要是防狗，因为小偷是不会进来的，有什么好偷的呢！各家没有什么细软，最值钱的是一只公用的、司马光砸过的那种大水缸，但有好几百斤重，要四个人才能抬得动，如果打碎了再去卖，就一分不值了，因此不用担心有人来偷。
一进大门，有一小块空地，或者说天井吧，中间有一眼井，井旁有一块长方形的石条，用砖块支着，这就是里面的住户淘米洗菜洗衣服的地方；空中还有几根从屋檐下扯过来的绳子，只要是晴天，上面总挂着些破衣烂衫。
越过空地，就是房舍了，屋子像鸽笼似地排成一圈，大概住了七八家吧，其实七家还是八家，关系也不大，里面又没出过什么名人，要供后人瞻仰的。如果里面真的出了一个名人，现在指不定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了，谁去看都要买票的，而我作为名人的故旧，说不定就被聘为那个景点的顾问什么的，大批游客就向我问东问西，我就在那里胡吹冒聊；可惜没有，而且那个地方现在也压根儿就没有了。我之现在所以还要提到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曾经是我要讲的故事的发生地。
每家的屋与屋之间，没有砖墙，只有板壁，而且板壁之间有很大的缝隙，如果不用报纸糊起来，互相可以望来望去，各家就一点隐私也没有了；但报纸可以挡住眼睛，耳朵却是挡不住的，因此各家说话都得小声点。我想“隔墙有耳”那句成语一定是那时发明的，要不现在我们住在单元楼隔壁说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见。幸而那时各家也没有多少隐私可讲，不像现在，当官的受了贿，害怕别人听见数钞票的声音。那时唯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隔壁那家邻居的小夫妻每晚十二点左右他们的那张床总会“格吱格吱”地响个不停，影响我睡觉，非常讨厌，我当时想修床为什么一定要到晚上才修呢，白天干什么了？那时我想不清楚；现在我想清楚了，但是我不说。
（二）
前面说过，大杂院里一共住了七家或者八家，从家长从事的职业来说，一家是拉黄包车的，一家是挑剃头担的，一家是贩鱼的，一家是修破鞋的，一家是代人写信的，一家是当吹鼓手的，六家了吧，总之全是引车卖浆之流，属于社会底层。剩下就是我家了。其实我家原来家道小康，父亲曾经开过一家店面，资产有四千大洋，只是日本人来了，父亲携家带眷到乡下避难，回来时已经坐吃山空，所剩无几，大生意是做不起来了，只能贩卖个香烟、火柴，针头线脑什么的，聊以糊口。对了，还有一家，是个单身女人，我差点忘了。那女人三十多岁，略有姿色，但面孔总是黄黄的，一脸憔悴，终年穿一身旗袍，还有一双高跟鞋，在院子里显得另类，从她身旁走过，能闻到一股说不出的香味，有点令人想入非非。她的生活规律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早出晚归，而她是晚出早归，白天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除了出去买吃的，很少出门，但一到天色擦黑，她就打扮停当拎着个包出去了，人们当面都不屑理她，背后都叫她“夜鸡”，但“夜鸡”是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有一次出于好奇，问我妈“夜鸡”是什么，但得到的回答是扇了我一个耳光，从此就不敢再问了，但那时我想晚上的鸡有什么可怕的，难道比黄鼠狼还可怕。
大杂院里除了大人，当然还有孩子，除了那个“夜鸡”，每家都有，有三个的，有两个的，有一个的；有男的，有女的，年龄从两岁到十四五岁都有，总之，都是连狗都讨厌的年龄。碰巧的是每家都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四个男的，三个女的，有的已经高小毕业，有的初小毕业，但因为家庭经济窘迫，都辍学在家了。年纪还小，还没法出去工作，就在家里混，就自然而然地打成一片了，在一起玩。玩什么呢？玩得最多的男孩子就是打玻璃弹子，在天井的地面上挖几个小洞，把玻璃弹子放在拇指和食指间，在一定的距离外瞄准那个洞，猛一弹，如果弹子能进到那个洞里，就赢一个弹子，否则，就输一个。再就是撇洋片，手中的洋片朝地上的洋片撇下去，如果能把地上的洋片翻过来，就赢一张洋片，反之，就输一张。再就是旋陀螺，看谁旋得时间长……而女孩子通常是踢毽子……总之，无聊之极。
（三）
但过了一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家都厌倦了这样的日子，
慢慢地把目光投向外面。
从我们住的大杂院前有好几条路拐出去，前面就是繁华的大街，各种商铺和娱乐场所鳞次栉比，歌厅里飘出来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美妙的乐曲听得我们如痴如醉，路易十四面包房的玻璃柜里摆放着的各式糕点绝对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但在人们的眼中，我们是一群野孩子，当我们七个人衣衫褴褛、拖泥带水地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便会投来惊异的目光，背地里喊我们“小瘪三”或者“小赤佬”，避之唯恐不及，显示着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七个人尽管一起逛街，但也许是人各有志吧，我们对外面世界的关注却不尽相同。江晓莺、马杏花、胡英三个女孩总喜欢看那些出售饰物的地摊，什么耳环啊，手镯呀，看的没够；我喜欢看吃食摊，比如生煎包子啊，葱包鬼什么的，那浓郁的香气，闻闻也解馋，一边看一边流口水；王建中喜欢看小人书，一到那里就挪不动步了，看个没够；陈来发喜欢闻小桥车的尾气，只要看到远远的有一辆小轿车过来了，他就会在一旁等着，轿车一过，就会陶醉在那袅袅的烟雾里；而陆福来，他偷偷地告诉我，他喜欢看穿旗袍的女人，那高耸的乳房，突出的臂部，修长的双腿都是他的兴奋点，我说：“流氓！”他说：“这有什么，不就看看嘛，我们院子里有这样的女人吗？再说，她们打扮成这样，不是叫人看吗？”我想想也对。
每次逛街回来，我们就坐在一起交换见闻，外面的世界慢慢地就有了一种参与的意识。
“我们又没有钱，能……能干什么呀？”王建中说。王建中是鱼贩子的儿子，可能因为平日他父母卖剩的臭鱼烂虾吃得多些，营养跟上了，因而长得肥头大耳，却缺少心眼，说话嗡声嗡气，还多少有点结巴。
“要钱干什么！”陈来发说。陈来发他爸是给人写信的，高挑个子，挺精神的，鬼点子也多，遇事能拿主意。因为他爸识字，家中有一些闲书，像《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的，他都看过，知道的事比较多。“我们七个人，只要同心协力，什么事都可以做的。”
“那行啊，那你就怎么办？”陆福来说。陆福来是剃头匠的儿子，白面书生，也可能他爸给他头剃得好，看起来一表人才，不过有点娘娘腔。
“我说啊，要办成事，我们七个人要义结金兰，结成兄弟姐妹，像三国里的齐备、关公、张飞，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有福同享，有难同挡。”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四）
沉默了一会，王建中说：“结……结成成兄弟姐妹，那……我们谁是兄，谁是弟……谁是姐，谁是妹……妹啊……”。
陈来发说：“别先说这个，大家先说同意不同意吧？”
江晓莺怯怯地问：“好是好，不过，要是大人不同意怎么办？”江晓莺她爸是吹鼓手。
陈来发挥一挥手说：“这不管大人的事，我们不告诉他们就行了。”
我想了一想，觉得这样也不错，记得我爸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什么的，就说：“我同意了，谁兄谁弟谁姐谁妹按年龄排好了，谁也不要争。”
陈来发说：“我也这意思。”
我一说，剩下的陆福来、胡英、马杏花说都同意了。胡英她爸是拉黄包车的，马杏花她爸是修破鞋的。
接下来大家就报各自的年龄，其实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不过月份不是太清楚。报完之后就排了次序：依次是陈来发、江晓莺、我——汪东云、马杏花、陆福来、王建中、胡英，按年龄，陈发来坐了第一把交椅，是大哥，并且说好，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大哥陈来发指挥。陈来发也不推辞，当即表示，明天下午在关帝庙后山头进行结拜仪式，大伙就一哄而散。
第二天傍晚，我们一起来到后山头，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陈来发让大家一字排开站好，他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一对红烛，三根香，说是从家里偷来的，划了火柴点上，他让大家跪下，他叫“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大家一起面对香烛叩了三个头陈来发又从身上摸出一个纸条来，念道：“我陈来发等七人，于X月X日结拜为兄弟姐妹，虽非亲骨肉，但比骨肉亲，从此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违背，不得好死。”他说这是从他爸给别人写的誓言里抄来的。
这时，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半边天，一阵晚风吹来，一群乌鸦从树林里“嘟”的一声飞开了，一时气氛有些悲壮，不知道为什么，江晓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吃了一惊，关心地问她怎么啦？她腼腆一笑说，没什么，激动的。陈来发说：“好日子，不许哭，”并说“今晚还有事呢”，大家问什么事，他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大家就高兴得跳起来。
（五）
我回家匆匆扒了一口饭，就出了门，其他六个人也都先后到来。按照陈来发的计划，今天是我们七个人义结金兰的大喜日子，晚上要带大家集体看一场电影，以示庆祝。
看电影那时可是一桩十分奢侈的娱乐活动，那是少爷XX公子哥儿的专利，我就没有看过，我只看过拉洋片，也叫西洋镜，街上拉洋片的摊主把一只木箱放在桌子上，中间有一个眼睛大小般的孔，就像照相馆里的老式摄影机，你只要把眼睛对着那个孔，就可以看了，一分钱可以看三幅，什么“三潭印月”啊、“平湖秋月”啊都在眼前了，那个兴奋啊，无以言表。现在听说要看电影，自然急不可待，但又担心，就说：“大哥，看电影要买票的，钱呢？”陈来发说：“要钱做什么，你们就看我的指挥就行，”说着又交代了一些细节，一行人就直奔电影院。
电影院前已经车水马龙，人们摩肩接踵，一个个打扮入时，排队买票，鱼贯进场，陈来发让我们在收票口前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一挥手，我们就进，动作要利索，进去后找空位坐着，要分开坐，不要聚在一起，散场时要提前从边门出来，在对面那家汤圆店门前集合。
过了一会，电影院里面突然铃声大作，里面漆黑一片，门前的看客急匆匆往里挤，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来发忽然蹿到那个收票员前故意踩了那人一脚，那收票员“啊唷”一声，随口骂道：“小赤佬，你做什么！”一把揪住了陈来发。陈来发立即来个泥鳅翻身，挣脱了收票员的手，随即向我们一挥手，就钻到放映厅去了。那收票岂肯罢休，立即转身去抓他，收票口就形成一个空档，我们六个就立刻随人流混了进去，其他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找了一个空位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至于陈来发是不是让那个收票抓住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天电影演的是《火烧红莲寺》，故装的，什么意思我也看不懂，但反正打打杀杀挺热闹的，比看洋片强多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感到不少人已经开始站起来往外走了，我想可能快散场了吧，就从边门出来，走到那家汤圆店前，不久，陈来发他们也都来了，大家都一脸兴奋，我问陈来发：“大哥，没事吧？”陈来发说：“差点，幸亏我在厕所蹲了半小时，那个人没找到我。”
大家都是第一次看电影，都非常兴奋，说着笑着就往回走。
（六）
一路上大家都异常兴奋，一边聊着电影里的精彩情节，一边交口称赞陈来发的机智，一个群众领袖的形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胡英说：“大哥，什么时候再带我们看一回电影？”王建中说：“你以为电……电影院是……是你大哥开的吗，想来就来……”陆福来说：“那倒是，我挺害怕的，万一让人抓住了怎么办？”陈来发说：“说得也是，我也怕呢，而且这家电影院是不能来了，那个收票员已经认识我了，下次要换一家。”
夜已深，街上一片寂静，七个人像幽灵一般徐徐而行，昏暗的路灯照出了他七条长长的影子。走着走着，忽然看见远处一根路灯杆下有两个人影，夹杂着叫骂声和撕打声，还有一个女人的哭声，声音还有些熟悉。陈来发说：“去看看。”陆福来说：“不要多事。”陈来发说：“我们有七个人，怕什么，”说着就径自走去，其他人也跟上了。走近一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脸朝下趴在地下，看不清是谁，那男人正举手挥拳要打。
陈来发一声断喝，说：“住手，凭什么打人！”
那男人见来了一帮小孩，不以为意，不屑地说：“小瘪三，我打我老婆，管你们什么事，滚！”
那女人带着哭腔说：“小朋友，你们帮帮我，我不是他老婆，他欺侮我！”
我走近一看，那女人竟是“夜鸡”，平时虽然白眼相加，但毕竟是邻居，知道那男人肯定是冒牌的，凭着人多势众，我不怕，就说：“她是你老婆吗，狗屁，我还是你爹呢！”
那男人四十来岁，一脸横肉，见我出言不逊，抬起胳膊就要打我。那知陈来发早有准备，从后面抱住他的的腿使劲一拉，他就趴到在地，王建中和陆福来趁机压住他的腿，江晓莺、胡英、马杏花分别拽住他的胳膊，使他动弹不得。这时“夜鸡”乘机起来了，坐在一旁嘤嘤地哭。
这时我想和“夜鸡”说话，但不知道叫她什么好，就说：“你……他是你老公吗？他为什么欺侮你？”大姐一脸羞愧，过了半响才幽幽地说：“他不是我老公，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公，”接着就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夜姐”今晚出来站街招客，就碰到了这个男人，说好完事后给两元，谁知那男的完事后就赖账了，因此打起来了。
陈来发一听这话，就大声对那男人说：“想吃白食？把钱拿出来！”那男人说：“我没钱！”陈来发说：“撒谎，搜！”胡英手快，立刻从那男人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大概有十多元，陈来发一把拿过来交给了“夜鸡”说：“都拿走！你先回去，剩下的事我们管。”那男的求告道：“小祖宗，给我留一点，明天我还要吃早饭呢。”陈来发说：“没钱就去吃狗屎，谁叫你欺侮人来，让你长点记性。”那男的见我们人多，也就灰溜溜的走了。
（七）
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兴高采烈，特别有成就感，觉得我们七个人一天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不化钱看了一场电影，二是帮助“夜鸡”打跑了那个欺侮他的男人，仿佛明天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因为头天晚上睡得晚，第二天就起得迟，等我起来，我妈就交给我一支铅笔和一个练习本，说是“夜鸡”送给我的，我问为什么，我妈说不知道啊，我问人呢，她说搬走了，我说“啊”，我妈说“啊什么”，我说“没什么”心里却觉得蹊跷，走到门口，和其他人一碰面，才知道人人都得了“夜鸡”送的一支铅笔，一个练习本，大家都觉得奇怪，陈来发说：“可能是她的事让我们发现了不好意思再在这里住了罢？”大家说可能吧，那又为什么要送给我们纸和铅笔呢，“也可能是报答我们对她的搭救吧”，我想。哪又为什么要送给我们纸笔而不是别的呢，那用意自然非常清楚，希望我们能读书写字，这样一想，倒对这个女人生出些敬佩和同情来，觉得这个女人本质上还是个好人。
按照陈来发的提议，当天晚上我们是去掏鸽子窝。他说他早观察好了，就是临街那家菜市场的二层阁楼，阁楼不高，上面没有人住的，但留有小窗户，有一个人当人梯，别人站在他的肩上，手一搭，就能上去，晚上经常能听到鸽子在里面“咕咕”的叫。他一说，大家就欢呼雀跃起来。
于是大家就研究起行动方案来，谁当人梯，谁进阁楼，谁望风，谁准备网兜，最后决定：王建中最胖，当人梯；马杏花苗条，进阁楼；江晓莺准备网兜，我和陆福来、胡英三个人望风，陈来发自然是总指挥。
当晚，月黑风高，七个人潜到那家菜市场门前，瞅准上面那个窗户的位置，王建中摆开马步，我和陆福来把马杏花抬到王建中的肩上，王建中“哎唷”一声，说“轻点！”马杏花一挺身，双手攀向窗户，却够不上，陈来发说：“王建中你站起来。”王建站直身子，马杏花就进去了。
大家在下面屏住气息，不一会，马杏花从窗户伸出头来说：“哇，好多呢！”陈来发说：“抓呀！”马杏花说：“我抓不过来呀，我抓住一只，去抓第二只，第一只又飞了。”我说：“要不江晓莺再上去，马杏花抓一只，她在窗外接一只，放到网兜里。”陈来发说：“这办法好。”于是又把江晓莺弄到王建中肩上。王建中说：“你们要把…..把我压……死呀！”陆福来说：“等会你多吃一条腿。”
就这样，马杏花在里面抓一只，江晓莺在外面接一只，放到网兜里，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江晓莺从窗户探出头来说：“没啦！”陈来发说：“那就下来。”等江晓莺和马杏花下来，打开网兜一数，一共十七只，大家说：“哇，这么多！”但是没法分，一人两只，多三只，一人三只，少五只。陈来发想了一想说：“王建中和马杏花比别人辛苦，多分一只，陆福来他妈身体不好，多分一只，补补。”
大家说：“大哥英明！”于是鸣金收兵。
（八）
然而，正在我们七个人浑浑噩噩，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有一天，在大家端着饭碗在天井里吃晚饭的时候，来发爸喝下一口粥后说：“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日子有点不太平。”来发爸见天坐在街上给人写信，接受的信息比别人多，加上因为识字，又会看报，因此就成了全院人的消息源。
“怎么啦？”建中他爸问，把一只端碗的手兀自僵在半空。。
“听说解放军就要打进来了，好多人都写信回乡下老家，让老家把房子准备好，有一天他们逃难回家好住，”来发他爸说。
“我也看出苗头来了，近来雇我车的人大部分都是到车站、码头的，而且都是大包小包的，和平时不一样。”胡英她爸一边嚼着罗卜干，一边说。
“来了好，早该来了，”江晓莺她爸“呸”的一口把饭里的一粒沙子吐到地上，说，“你们看这饭还有法吃吗，一斤米倒有半斤沙，解放军再不来我们都要饿死了；要是有一天解放军真来了，我站在街上免费吹三天三夜唢呐欢迎。”
“小声点，”福来他爸说，一边舔着碗沿，一边伸出右手使劲往下一劈说，“当心人家对你‘喀嚓’。”
“来呀！”晓莺她爸伸着脖子说，“我才不怕呢，这样活着不如死了。”
马杏花她爸说：“可我听说共产共妻哩！”
“造谣，那是国民党造谣！”我爸毕竟是做过不大不小的生意的，有点见识，平时不多话，但关键时刻他的话却掷地有声，别人都信他。这时他忽然看见一帮小孩都在一旁，就说，“大人说话，小孩子出去！还有，最近市面不太平，别出去瞎混。还有，昨天那鸽子哪来的，偷的吧，以后再不准出去偷东西，小小年纪不学好。小心像孔乙已一样，让别人打断你们的腿。”
孔乙已是谁，我不知道，我想一定也是偷了人家的鸽子吧？我们七个人一吐舌头都出来了。
就在我们听大人谈话的第二天，“夜鸡”腾出来的那间空房又住进一家人家来，两口子，三十来岁，据说那男的在城里一家工厂做工，女的准备在门口摆一个香烟摊。那女的长相和“夜鸡”有点像，但举手投足使人看了十分优雅，而且十分和蔼可亲，见了大人总是大伯、大婶的叫，见了我们就叫我们小朋友，比别人叫我们“小赤佬”“小瘪三”好听多了，因而对她就觉得很亲切。
（九）
当天下午，我正在家吃饭，那个女的进来了。我家全是破桌椅，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见来了生人，父亲非常局促，笑着对那女人说：“我家很肮的，见笑了。”
我妈连忙端了一破椅让她坐下，她也不客气，一边坐一边说：“大伯你这就见外了，现在战乱连天，老百姓哪有好日子过，除了那些高官、奸商，家家都一样，不过我想这样的日子终究不会长的，”接着就摸了一下我的头，说：“这是你们的宝贝儿子？”父亲苦笑一下说：“还宝贝儿子呢，连书都读不起，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那女人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叫打仗耽误的，不过以后还有机会的，”接着忽然话锋一转，说，“我今天来，是想来请教大哥一件事的，唉，你看我这个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周，叫素华，以后就叫我素华就行。”
父亲说：“周XX请讲。”
那女人说：“以后别叫我XX，就叫素华就行，”接着说，“是这样，我听说大哥是做香烟生意的，我家男人在一家修理厂做工，工资也不高，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想摆一个香烟摊，赚几个小钱帮衬帮衬家用，因此想请教大哥你都是从哪里进的货，中间有多少差价，带带我。”
父亲就把自己从哪里进货，加多少差价一一告诉了她，她笑着说：“谢谢指教，我明白了。”忽然又指着我说，“在这个院子里，像他这般大小的孩子有几个？都在干什么？”我父亲掐指一算说：“有七个呢，四男三女，成天不干正事，让人愁死。”那女人说：“我原来在乡下当过中学老师呢，后来因为学校没有经费办不下去了，我就跟我丈夫到城里来了。我想我白天卖香烟，晚上没事，倒可以临时当他们的老师，把他们学过的东西温习温习，也好为以后打基础。”
父亲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对我说：“东来，叫周老师。”我怯怯地叫道：“周老师！”那女人说：“别叫老师，叫大姐就好。”
又说了一会话，她就告辞走了。我急忙到了院子里，打了一声唿哨，六个人全出来了，这是我们规定好的暗号，谁有事找大家，就打唿哨。但江晓莺、马杏花、胡瑛三个女的不会打唿哨，就敲缸，有事找大家就用一根木棒在那只大水缸边上敲三下，我们也就知道了。大家出来后我把周素华的话和大家一说，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陆福来说：“那我们行动就不自由了。”胡英说：“我还想大哥再带我们看电影呢！”陈来发想了半天也没有主意，说：“唉，看看再说吧！”
（十）
过了一天，周素华的香烟摊就在大杂院的门口摆出来了，一块一人长、一个身子宽的木板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美丽牌、老刀牌、哈德门之类的香烟，因为我父亲是卖香烟的，我都认识。她见我在旁边转悠，就把我叫过去，问我这院子周围都有几条路，都通什么地方，有那些建筑，总之，问东问西，不着边际。
一会儿，从南边来了一个男人，一身短打，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走到香烟摊前，东一看，西一看，忽然说：“要下雨了。”周素华说：“我有伞。”我想这两个人有病啊，大晴天的说雨啊伞的。那人接着就问：“有哈德门吗？”周素华说：“有！”那人说：“来一包，”说着就从身边摸出一张对折的钱来交给周素华，我那时候眼尖，总觉得那张钞票里面夹着什么东西，我想这个男人也太粗心了，但周素华看也没看就把那张钱收下了，随即递给那人一包烟，那人看了我一眼，又东一看，西一看，就走了。
当天晚上，晚饭以后，周素华让我告诉我们七个人上她屋去，她说已经和各家父母都说过了，她要给我们补习功课。我打了一个唿哨，七个人就全到了。
这间屋原来是“夜鸡”住的，成天都关着的，大人们也不让我们进去的，因此从来就没来过，这是第一次。屋内的家具很简单，但很整洁，一个书柜里有很多书，有一张长藤椅，还有几张凳子，她让我们一一坐下，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泡泡糖来，一个人发了一片，我们说“谢老师！”周素华说：“不要叫我老师，以后叫周姐。”我们说：“谢周姐！”但都把糖攥在手里不好意思吃，她说：“吃呀，以后来这里不要客气，就像自己的家。”我们就把糖放到嘴里，江晓莺、胡英、马杏花三个女生嘴里“拍答拍答”立刻就吹出泡泡来了，周素华笑着说：“到底还是孩子呢！”她这一说，大家进门时的紧张气氛就消除了。
接着，她就一个一个地问了我们的名字年龄后说：“今天我们先不上课，我们先随便说说话好不好？”
大家巴不得，就说“好！”
周姐说：“按说你们现在正是上学的时候，但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能上学呢？”大家不做声，沉默了一会，陆福来说：“家里穷，没钱。”周姐说：“对了，哪家里为什么穷呢？”王建中说：“爸……爸妈没本事呗！”
周姐收起笑容说：“不对，天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有的做手工，有的做买卖，都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大家这么穷，都是打仗打的，而挑动打仗的是一帮坏人，大家说该怎么办？”
陈来发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把那帮坏人打倒！”周素华说：“这位兄弟说得太好了，不过坏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打倒的，要大家团结起来才行，”顿了一顿又说，“要是我带着大家去打倒坏人你们去不去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马杏花忽然说道：“我们听大哥的，他上次就带我们打倒了一个坏人”
（十一）
周姐问：“谁是你们大哥？”马杏花用手指了一下陈来发说：“他。”周姐说：“他怎么会是你大哥？”陆福来说：“我们七个结拜成兄弟姐妹了，他就是我们大哥。”周姐说：“噢，是这样，那你们打倒了一个什么样的坏人呢？”
江晓英嘴快，就把那晚打走了欺侮“夜鸡”的那个男人的事说了一遍，周姐说：“嗯，是不错，不过我们要打倒的坏人要比你们打倒的男人坏得多，也多得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他们手里还有XX，还有炮。”
胡英说：“哇，这么多，吓死人了。”周姐说：“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当然也不是让你们七个人去打，你们也没有XX，没有炮，但是你们可以做一些不要XX不要炮的工作，有的时候比真XX真炮还厉害呢，当然你们现在不懂，但是慢慢会明白的。”
我们都认真地听着，周姐又说：“你们七个人结成兄弟姐妹，这我也不反对，但是一定要做好事，不能做坏事，以后不光要听你们大哥的，主要还要听我的，知道吗？”大家说：“知道！”
周姐说：“现在呢，我要给你们上课了。因为你们的文化程度不一样，我就不拿书本讲了，我今天就教你们四句话，八个字，好不好？”
大家说：“好！”
周姐说：“第一句话叫‘革命’，就是要打倒压迫我们老百姓受苦受难的坏人，老百姓要自己当家做主人。第二句话叫‘理想’，就是要明确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百姓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第三句话叫‘团结’，就是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靠少数人是不行的，老百姓就要团结起来，共同打败敌人。第四句话叫‘保密’，因为坏人是很狡猾的，因此我们在和坏人的斗争中一定不能让坏人知道我们的计划，要不敌人就会来破坏，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这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和敌人斗争的时候，不应该问的事情就不要问，不应该说的话就不要说。”
说到这里，周姐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闹钟，说：“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回去好好想想吧，今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回去休息。”
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觉得周姐今晚的话，真是闻所未闻，“革命，理想，团结，保密”，四句话脑子里久久地盘旋；反正睡不着，我就起来把这四句话记在“夜鸡”送给我的本子上，作为座右铭。
（十二）
岂止是我，是从那晚周姐和我们讲了“革命”、“理想”、“团结”、“保密”的意义以后，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池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掀起了一层涟漪；也像一缕阳光照进了窗户的缝隙，带来了一丝光明。那几天，我们见面是不再谈论如何混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如何去掏鸽窝，以及诸如此类的恶作剧，而是思考着怎样跟着周姐去打坏人。而周姐那边却是丝毫没有动静，依然白天卖她的香烟，而晚上多半是和各家的父母亲聊天，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街上的形势好像一天比一天紧张，时不时可以听见警车的呼啸声，以及一队队士兵走来走去杂沓的脚步声，我注意看看大人们的脸，好像既惊恐又欣喜。
有一天下午，周姐找到我们几个，说今天晚上有任务，我们高兴得叫起来，说：“去打坏人？”
周姐笑笑说：“不是，但是有关系，”接着每人给我们发了一个哨子，说，“是这样，今天晚上十点，有一辆摩托车要送一个木箱到我这里来，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一个叛徒走漏了消息，据说敌人可能可能会来捣乱，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
陈来发说：“要我们做什么，周姐你说。”
周姐说：“你们几个人我来分一下工，王建中和我留在家里到时候在家帮我搬东西；陈来发和马杏花一组，汪东云和江晓莺一组，陆福来和胡瑛一组，今晚九点半，分头到通到我们大院的三个路口站在黑影里埋伏，到了十点，摩托车就开过来了，这时候而巷子里如果没有警车，你们就长长地吹一声哨子，让摩托进来，然后你们就回来，如果在这之前里面已经有警车停在那里，你们就“滴滴滴”吹三声哨子，摩托车听到哨子声就开回去了，然后你们也回来，听清楚了没有？”
大家说：“听清楚了。”
这时我说：“我们又没有表，哪知道几点几点？”
周姐说：“嗯，对了，汪东云提得好，以后你们要学会多思考，碰到不明白的问题要多问，这样才能进步。你们没有表，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出发就出发。”听了周姐的表扬，我心里倒有些得意。
吃过晚饭，过了一会，周姐说：“到时间了，你们可以走了，路上小心点”
我和江晓莺就出门到了指定的青春路口，路上也就十来分钟。
当晚，微风轻拂，月色朦胧，我和江晓莺在一颗树的阴影里站住。树边有一堵破墙，从那里进去就是一片废墟，我过去来捉过蛐蛐，因而熟悉。站了一会，我看江晓莺穿得单薄，就轻轻地搂了她一下，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她轻轻推我一把说：“干啥，不要脸！”但脸上却是没有怒意，我说“我是怕你冷，不知好歹。”她娇嗔着说：“谁要你管，我比你还大一个月呢，你得叫我姐。”就这样说着闹着，站在那里等。
（十三）
过了一会，我们就看见一警车开过来了，前面的灯光照得人刺眼，两边的踏板上站着两个背XX的警察，那车开到街口停了一下，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四处照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就缓缓地往里面开。正在这当口，我忽然发现远处有一辆摩托车“轰轰”地开了过来，那辆警车好像也听见了动静，把车停了下来，并把车灯熄灭，两个警察挎着XX走下来眼睛紧盯着摩托来的方向。
江晓莺紧张得浑身打战，悄悄地说“怎么办？”眼见摩托已近街口，我也顾不上和她说话，连忙拿起哨子“嘟嘟嘟”吹了三下，那摩托似乎听见了我的哨子声掉转车头就开了回去，一眨眼就不见了影踪。
那两个警察气得直跺脚，一个说：“有人吹哨子报信，肯定是共产党……”另一个指着我和江晓莺站的方向说：“人在那里，快抓……”说着就向我们这边跑了过来，我马上拉上江晓莺从墙的缺口跳了过去，立刻把两个哨子扔到乱石堆里。这时两个警察已经拿着明晃晃的手电走到缺口前，其中一个说：“往里搜，我就不信共产党能跑了……”我一听知道跑是跑不掉了，就立刻和江晓莺一阵耳语，随手拿起地上一根小棍子，蹲在墙角乱挖起来，嘴上骂道：“都是你这个死丫头，把我的一只大板牙弄丢了，赔我……”晓莺就装着“嘤嘤”地哭。
说时迟，那时快，两个当兵已经进了缺口，用手电晃来晃去就晃到了我和江晓莺的身上。“妈拉个X，哨子是你们吹的吗？”一个警察问。
“什么哨子？”我一脸无辜，“我们有哪哨子，你有吗，送我一个，我正想要一个哨子。”
“娘的，那你们深更半夜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我们抓蛐蛐呀！”
“抓蛐蛐，抓的蛐蛐在哪？”警察一脸狐疑。
“我刚才抓了一只大板牙，都叫她弄跑了，”说着，顺势推了江晓莺一把，“看我回去不打死你，”江晓莺就伏在地上大声哭起来。
“那我问你，你们刚才看见有人从这里跑过去没有？”
“人，没见，”我说。
“少废话，把他们两个带回去审问，我们也好交差。”一个警察说。
“算啦，两个小孩带回去有什么用，这年头这么认真干什么，你没见有权有势的人都往台湾跑了，剩我们小八拉子在这里玩命，值吗？再说春芳楼里我的老相好还在等我过去呢，走吧！”这些话我就听不懂了。
不一会，两个警察开着车悻悻就走了。
（十四）
等警车开走，我和江晓莺立刻往家跑，派出去人全回来了，正在议论什么，但除了我们七个人和周姐外，还多了一个男人，三十来岁，长得很英俊，也很和蔼，周姐介绍说那是他丈夫，在城里做工的，叫丁伟，说大家叫他丁师傅就行。
我就把我和江晓莺英在路口的情况说了一遍，丁师傅非常赞赏，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但及时发出了信息，使我们的重要东西没有落入坏人的手，而且你们自己也安全回来了，随机应变，很了不起，给你们两记一功。后来才知道，那晚摩托车运过来是一台发报机，还有二十支步XX。
陈发来有些懊丧，说怎么不让我碰上，我也会；陆福来说，我也会。
丁师傅笑了，说：“都想立功是不是？好啊，我们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路还很长，只要努力，人人都会有立功的机会的，不但要立小功，而且要立大功。”大家听他这一说，就高兴了。
这时，江晓莺忽然问道：“丁师傅，周姐，听警察说抓共产党，你们是共产党吗？”一句话说说得众人面面相觑。沉默一会，丁师傅和周姐交换了一下眼色，庄重地说：“小兄弟们，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国民党，刚才想抓我们的警察就是国民党的走狗，我们要推翻国民党政府，解放全国的穷苦老百姓。”
陈来发问：“那国民党就是周姐说的坏人？”
“是的，”丁师傅说，“他们欺侮压榨老百姓，头上生疮，脚底流浓，坏透了，不把他们打倒，中国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
陈来发说：“那我也要当共产党！”
“我也当……”
“我也当……”
一时间，“我也当”的呼声此起彼伏。丁师傅笑了，极其亲切地说：“好啊，不过当共产党是有条件的，你们年纪还小，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当共产党了，但是你们现在虽然不是共产党，也同样可以为共产党工作的。眼前就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正要请各位小兄弟一起来完成呢，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
“愿意呀！”大家齐声说。
丁师傅正色说道：“不过，敌人是很凶残的，我们的工作是有危险的，有时候还会死人，你们怕不怕？”
马杏花说：“我不怕，我上次一个人还掏过鸽子窝，一共抓了十七只呢！”
陈建中说：那……那也有……我的功劳，要是没……没我驮你，你能……能上去吗？让你踩的我现在腰还疼哩。”
胡英也说：“还有我呢，要是没我接你，你只能抓回来一只。”
三个人的话把丁师傅眼泪都笑出来了，停一会，意味深长地说道：“这说明，革命工作不能光靠那一个人，而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才行。那好，这一回我们就来掏一回敌人的鸽子窝好不好？”
大家说“好！”
（十五）
在丁师傅和周姐的带领下，一场掏敌人“鸽子窝”的战斗拉开了序幕。大家都摩拳擦掌，莫名兴奋。
事前，丁师傅和周姐介绍了这场战斗的重要意义和战斗部署，而且只许打胜不许打败，问大家有没有信心，大家说：“有！”
原来，在离我们大杂院不远的一条街上有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分局，这个局的局长胡得奎是国民党的一条忠实走狗，或者说是一条凶残的狼犬，多少年来，在胡得奎的指挥和带领下残害了我们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并且鱼肉百姓，十恶不赦。在城市面临解放的前夕他依然带领一帮人为非作歹，作垂死挣扎，那天晚上我和江晓莺遇见的警察就是就是那个公安分局派出来的。
丁师傅说，三月十五日，是胡得奎的五十大寿，从我们有关部门得知消息那天他要举办隆重的庆寿活动，在局内大摆宴席，以此搜刮钱财。而这时正是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我们要趁此机会掏他的“鸽子窝”，来个连锅端，为人民立功。然后如此这般地讲解了我们的行动方案。
转眼就到了三月十四日，那天下午，丁师傅和周姐通过各自的家长同意，带我们七个人来到了一个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四个男生住一间，三个女生住一间。住下以后又让我们洗了澡，理了发，换了衣服。我和陈来发、王建中、陆福来一律是西装、领带；江晓莺、胡英、马杏花三个人也焕然一新，全都穿上兰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子，一副中学生的打扮，七个人站在一起，俨然是一群公子XX。
我们互相惊奇地看着，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周姐把我们每个人又从头尾看了一遍，说：“差不多了，明天就照这打扮。”接着又交代了一些行动、举止的要求，要我们要大方，得体，不露破绽。最后，丁师傅又交代了我们明天各自的任务。
总之，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那一晚，我们七个人几乎彻夜无眠。
（十六）
第二天傍晚，丁师傅来带我们出门，同行的还有四个壮汉，我认出来了，其中一个就是那天到周姐处来买香烟的那个人。丁师傅问那人：“都安排好了？”那人说都安排好了。丁师傅让我们拉开各自的距离，互相不要靠得太近，不一会，就到了那个分局的附近，大门口挂着两个大红灯笼，分别贴着一个很大的“寿”字，门前站着两个警察守卫。
其时，华灯初上，门前已车水马龙，冠盖云集，也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公子哥儿”，人们互相打着招呼，笑语喧哗，走进大门。但大人们进去，都要出示“请柬”，只有孩子可以跟随在大人身后，或单独自行进去，门卫并不过问。按照昨天丁师傅的设计，我和陈来发等七个人有的跟在其他宾客后面，有的单独先后进去了，一无阻碍。江晓莺嘴上还唱着“咿咿啊啊”的小曲儿，怡然自得。
一进大门，照壁前放着一张长条桌，两边有两个礼仪XX，招呼来宾签名，收受礼品。我进去时，周围各种礼品包装已堆得山高，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收钞票和金银细软的，我只听一个人在喊“大洋两百”，“元宝一对”，“耳环一副”等等。转过照壁，正面就是大厅，天井里有一帮军乐队正在吹奏乐曲，吹的好像是“小寡妇上坟”，悲悲切切，和眼前的场景简直是绝妙的讽刺。大厅里已人声鼎沸，那情景，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见，和我们那个大杂院自然是水火两重天。大厅背后是一个院子，两旁就是分局的各个办公室了，最顶头后来听说是XX械库。
昨天丁师傅在交代我们七个人的任务时说：“你们人小，也没有武器，因此你们在里面的任务就是制造混乱，把场面搞得越乱越好，配合我们的人在乱中取胜。”
过了一会，筵席即将开始，人们纷纷入席，陈来发我们的七个人都游离在各桌之间，弄得不好就会露出马脚。急中生智，就招呼我们的七个人在一张空桌坐下，一名仆役看到，立刻过来问：“请问你们都是那家的公子XX？”我说我们都是同学，我们不愿意和大人在一起，要单独吃饭。那仆役看了我们的穿着，信以为真，就扯着嗓子喊道：“七位公子、XX另开一桌。”顷刻之间，仆役们就端上来八个凉菜来，那菜式却是见所未见，但香气令人出垂涎。王建中上去就想用手去抓一片牛肉，陈来发止住了，说：“注意礼貌！”王建中吐了一下舌头，把手缩了回去。
这时，大厅里的人们忽然都站了起来，我一看，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人来，那人像只胖猪，长着一对三角眼，一个鹰嘴鼻，人们一见，立刻大喊“祝胡局长万寿无疆！”胡局长一边走一边拱手说：“小弟今天五十贱庚，承蒙各位光临，不胜荣幸，敬备薄酒一杯，请大家开怀畅饮！”接着，宴会就开始了，一时间真是欢声笑语，觥筹交错；我们七个人也乘机狼吞虎咽，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只觉得好吃。
吃饱了肚子，我们就开始闹事了。
（十七）
首发式是陈来发启动的，他毕竟还是我们的大哥。他吃着吃着向大家使了一个眼色，突然“嘭”的一声把一个汽水瓶甩到了地上，接着是陈建中，一边说：“你干什么……”一边使劲一顶就把餐桌掀翻在地了，顷刻间满地碗碟打滚，汤汁四溢。
全场一时惊呆了，几百双眼睛齐齐地向我们扫来。几个警察过来劝架，说：“这是谁家的少爷XX，快来看看，把人领走。”但谁也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对我们轻不得重不得。我们却自顾自地抱团撕打，嘴里骂骂咧咧，原本欢乐的气氛一时被我们几个搅成一锅粥。
胡局长以为触了他的霉头，恼羞成怒，大叫“是谁家的小赤佬”，准备亲自下来收拾我们，就离开席位到了我们面前，刚把脚步挪到我面前，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了，全场漆黑一片，我趁机双手扳住胡局长的小腿使劲往后一拽，脚底本来就有菜汤，他一滑，便“卜通”一声倒下了，脑袋正好磕在一张椅子上，“啊唷”一声随即呻吟不止。周围的人慌了神，齐声大叫：胡局长，胡局长，你在哪里……人还没找到，一时群龙无首，门口却“嘭嘭”地传来两声XX响，门外有一帮人突然像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只听有人大叫：“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我们不杀无辜，无关的人马上离开，以免误伤。”
那些前来赴宴的人多数是当地的富商巨贾，无非是畏着胡局长的权势被迫前来捧场的，听了这话巴不得赶紧逃命，哪里还顾得了什么胡局长狗局长，争先恐后住外跑，人踩人，把个胡局长活活踩死，等事后送到医院，已经回天乏术。
不一会，电灯复明，有十几个警察吓得在一边筛糠，只见丁师傅站起来对他们说道：“你们不要怕，你们只要配合我们行动，我们不杀你们，说，XX支、子弹在哪？”一个警察哆哆索索地说：“在……在后边……”
丁师傅又指挥几个同来的人，把十几个警察全部反绑在椅子上，嘴上塞上毛巾，派两个人看着，其余人就到里面搜XX支、弹药，并让我们七个人立刻返回旅馆，换上自己的衣服马上回家。
第二天，当地报纸就出现了如下一条新闻：
本市警察分局昨夜遭共匪袭击，局长胡得奎因公殉职
局内全部XX支弹药被共匪劫走，现正全力缉拿归案中
当天报纸被印作号外，在全市旺销。
（十八）
这天晚上，周姐让我们几个全部到她房间，她一个一个地拥抱了我们，真诚地赞扬我们昨晚的表现，说我们为解放事业立了一大功。
她说敌人昨晚吃了大亏，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今天已经在全城发了通缉令，要抓共产党，为了安全，丁师傅可能不会到这里来了。她代表丁师傅向我们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们昨晚的战果，说昨晚除了除掉了恶贯满盈的胡德奎外，还缴获了步XX26支，手XX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多包炸药，这就间接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要不会有多少人屈死在这些XX弹下；同时还缴获了胡得奎收受和生日礼品，共大洋XX00元，各种首饰56件，其它杂物78件，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对敌斗争的经费，总之，战果辉煌。
陈来发说：“真巧，昨晚我们把胡得奎弄翻在地，正好电灯灭了，要不，他还死不了。”
周姐笑了一下说：“也巧也不巧，但那是我们安排好的，只要你们一闹，我们安排在分局里的内线立刻拉闸，当然，胡得奎那时主动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我们事先是没有想到的，那说明他该死，”大家都笑了。
“哪……哪门外的人……人又是怎么的呢，他们都是谁？”王建中问。”
“那也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只要里面灯一黑，我们的人就打死两个门警，就冲进来，那些都是地下工作的同志。”
“哦，是这样……”大家像在听故事。
过了一会，周姐又说：“丁师傅说了，你们几个孩子都很优秀，如果革命成功了，他一定要送你们去读书学习，把你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江晓莺说：“我想学唱歌。”
胡英说：“我想当医生。”
王建中说：“我想学数学。
陆福来说：“我想开飞机。”
马杏花说：“我想当老师。”
陈来发说：“我想当发明家，像安迪生。”
我想了一想说：“那我就盖房子吧，盖好了新房大家就住进去。”
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周姐说：“只要革命胜利了，你们的理想都会实现的。”接着，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钱来，说：“丁师傅说了，你们昨晚的表现出色，除了给你们每人记一功外，再每人奖励你们三元大洋。两元拿回家补贴家用，一元留着自己化。”
我们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周姐说：“但是你们别说是我给的钱，就说是我介绍你们去扛包老板发的，知不知道？”
我们大家说：“知道！”
“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好好睡一觉，”周姐说，“接下来的斗争还很艰苦，我们还有许多任务要去完成。”
（十九）
第二天周姐没找我们有事，我们说商量着上街去玩。“人是钱做的”，大家身边有了一块钱，走起路来腰杆也挺了一些。胡英想看电影，说“这回我们买票，堂堂正正的进去，别再偷鸡摸狗的。”王建中想去看小人书，说《七侠五义》最后一本还没看，到底是什么结果，心里老挂着；江晓莺和马杏花要去买耳钉，说有个地方有两角钱一粒的；我想去吃葱包鬼……大家就这么一路走着，一路闹着。
街上有些异样，到处贴的布告，人人都在争着看，还在议论纷纷，有一个小伙子说：“好，干得好！”旁边一个老人立刻捂住他的嘴说：“闭嘴，你不想活啦！”
一小股一小股的兵或者警察在街上巡逻，东看看，西看看，有时走到香烟店拿起一包烟就走，也不付钱，店主不敢争，但等人走了以后就“呸”的一声把一口痰朝那个兵的背影吐去。
就在这时，忽然听马杏花说：“看，丁师傅……”我循声看去，果然见丁师傅从街东头左盼右顾，匆匆走来；而在他身后约20米左右的地方，有三个穿黑色短衣、戴草帽的三个男人紧紧跟着，显然是来抓捕他的。陈来发也发现了，悄悄对我说：“怎么办？”我说：“掩护他！”话是这么说，但怎么掩护，心里却没谱。
正在这时，只见丁师傅忽然走进了一家菜场，我和陈来发灵机一动，对其他五个人说：“快进菜场去，想买什么买什么。”七个人随即一哄而进。那菜场只有一条通道，非常狭窄，只能容两人并行通过，地上泥泞不堪，两边就是摊位。我们七个人一进去，就把甬道堵死了。
这时，后面的三个男人进来了，而丁师傅已经走到甬道的中部，因为甬道被我们堵死，三个男人明明看见丁师傅却过不去，气得直跺脚，就来抓我们，但七个人他们抓不过来，拽出一个来另一个又进去了。眼见丁师傅就要出菜场后门，其中一个男人一边喊“抓住他！”一边突然一脚跨上摊位，想从上面过去，却不料正好踩在一筐鸡蛋上，把一筐鸡蛋全部踏碎，脚下一滑，随即倒在摊位上，又把旁边摊位上的瓶瓶罐罐砸得稀里哗啦，而一个麻油瓶的断口正好戳在那人的脖子上，顿时血流如注；而这时丁师傅早已无形无踪。
（二十）
那个受伤的男人此时手捂脖子呻吟不止，其他两个男人见同伙受伤，再也无心抓人，抬着那个受伤的男人就想走，但那两户被砸坏东西的摊主却死死把他们拽住，要他们赔钱。
那个卖鸡蛋的是个老妇人，哭着说她的鸡蛋是全家两只母鸡两个月下的蛋，想卖了换给孙子治病的，如今鸡蛋砸了她孙子的命也就没了；那个卖油盐酱醋的是个老头，说他好不容易借钱想做小生意赚点钱好养家糊口，如今东西全部被砸碎全家都要饿死。
那两个男人哪里管这些，其中一个说：“老子是抓共产党的，公事，谁敢挡我们，就是通匪，把你们一块抓了，”说着，就从裤腰里拔出XX来，指着空中，说，“再闹，我开XX了。”
这么一闹腾，全场七、八十家的摊主就一起涌过来看热闹了，其中一个男人，五大三粗，打着赤膊，前胸纹着一条龙，后背纹着一头虎，手里拿着一把杀猪刀，走到那两人跟前，说：“兄弟，你吓唬谁呢？把XX放下！你对一个老头一个老太使横，算什么鸟本事，有种的，出来，咱俩单挑，老子准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信么？”
这时，全场围观的人齐声叫：“好，胡哥仗义！”
那两个男人见这阵势，也懵了，加上那个受伤的男人“哼哼”地叫，说：“快送我去医院，我受不了啦……”那两男人只得掏出三十块钱来，给了老头二十块，给了老太十块，这才抬着受伤的那个男人出去了，嘴里还嘟囔着：“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
我们七个人一直在一旁看着，等到那三个男人走了，我们才出了菜场。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大家都兴高采烈。我说：“丁师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陈来发说：“保准没事，到了安全的地方了。”陈建中说：“我肚子饿了，想吃阳春面。”陈来发说：“为了表示庆祝，我们一起去吃面，好不好？”大家说：“好！”
在走到面馆的路上，马杏花忽然蹲在地上起不来了，江晓莺问她怎么啦？她说我想起刚才的事，笑得肚子疼。
（二十一）
七个人一路打打闹闹，到了一家面馆，在一张八仙桌坐下，陈来发对伙计说：“来七碗阳春面！”伙计见我们穿得破烂，以为是来吃白食的，支支吾吾说：“这……”“这什么？”陈来发“啪”的一声把一块大洋扔到桌上，说，“够不够？”那伙计见了钱，立时满脸堆笑，说：“小东家，马上马上，”并向后堂喊，“阳春面七碗，葱花要多。”我想想好笑，世界上有像我们这样的东家吗？等面端桌来，大家立刻狼吞虎咽，顷刻之间就碗底朝天，一起心满意足地往家走。
天气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们在路上都一脸茫然，步履匆匆，或在街角窃窃私语，到了院子门口，只见周姐正守着香烟摊，见我们到了，高兴得什么似的，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我问她急什么？她说到里面说，就让我们帮她把香烟摊收了，回到她屋里。一坐下，她就说：“你们几个孩子真了不起，今天要不是你们，丁师傅就叫他们逮住了，我正担心你们出事呢。”
原来，自从那天袭击了警察局以后，惊动了国民党上层，下决心要地毯式搜捕地下党，丁师傅就是为了保全党的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到各个地下组织的点通知转移，一切安排妥当后正准备返回秘密住处的路上，却被敌人的便衣发现了，如果不是我们的及时搭救，难逃厄运。说到这里，周姐还余悸未消地说：“多亏了你们几个，真得好好谢谢你们。”我说：“我们也是碰上的，也是应该的。”
周姐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了，南京已经解放，我们这座城市也快解放了，但是敌人一定会做垂死挣扎，他们知道城是守不住了，就会千方百计搞破坏，给人民留下一座废城，给革命制造困难。”
我问：“哪怎么办？”
周姐说：“我们就要用一切办法制止敌人的破坏。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敌人首先就是要破坏发电厂，把电厂炸毁。现在电厂的地下组织正在积极组织工人护厂，但光凭他们的力量还不够，‘众人拾柴火焰高’，还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王建中说：“那我们也参加。”
周姐说：“这正是我想要和你们说的呢！”
（二十二）
周姐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电厂建在城市的中心，周边还有重要的城市设施和民宅，电厂一爆炸，整个城市就会瘫痪，并且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国民党为了垂死挣扎，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这一破坏行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哪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陈来发问。
“是这样，”周姐说，“敌人的炸药库在郊区凤凰山，从那里到电厂必须要经过一座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在敌人在运炸药经过这座桥时把这座桥炸掉，让他们不能把炸药运到电厂来。”
“炸桥？”陆福来说“那派人去炸不就行了。”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已经把引爆炸药的电线埋在桥洞下的一个石礅上了，”周姐说，“但是敌人早有提防，早在三天前，已经在桥的两边派军警站岗，一般成年人过去都要搜身，无法把炸药带到桥洞下。”
我说：“那我们七个人把炸药弄到桥下去。”
周姐说：“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想了一想又说，“但不是一点点，一共要三十斤才能把桥炸掉。”
“那我们一个人拿五斤不就够了吗？”
“是不是只要把炸药放到桥礅上，到时间自己就会炸了？”
“当然不是，”周姐笑了，“炸药要让它炸还要有一个引爆装置，这个你们不会，也很危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方案，”接着，又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最后问，“大家听明白没有？”
大家说：“听明白了。”
周姐问：“敢不敢？”
大家说：“敢！”
周姐说：“那就好。估计敌人马上就要行动，我们一定赶在他们以前把这件事做好，就在明天早上。你们今天回去，每人做一个摸虾的篓子，明天一早走的时候，我给你们一包五斤的炸药，藏在篓子里就出发。”
这时周姐忽然站起来，一个一个拥抱了我们，并且亲了每个的额头说：“成败在些一举，这件事做好了，你们就为革命立了大功。”
（二十三）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大家到了周姐的房间，王建中拿来了七个篾篓，每人一个，因他爸卖鱼，这种篓子有的是。周姐给每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像砖块一样的东西，说这就是炸药，让我们放在篓子里，上面让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盖住，又每人给了一个熟鸡蛋，说路上饿了好吃。又给了江晓莺一包香烟，说如此这般，大家说知道了。临走前，周姐又一一拉着我们的手，仔仔细细地逐个看我们的脸，反复交代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真不行，就回来，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悲壮。
出了门，大家就七零八落地走，都没怎么说话。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那座桥。那是一座很长的桥，足有五、六十米，桥的下面河水川流不息；两岸都有护坡，杂草丛生，河沿上有石阶，对岸就是凤凰山了。
桥头站着两个持XX的警察，正在对一个要过桥的人盘问、搜身，然后才让过去。当我们靠近时，一个警察就喝道：“你们干什么，小赤佬？”
陈来发说：“叔叔，我们下去摸虾。”
“呸，谁是你叔叔？”那个警察说，“不行！”
这时，江晓莺上去了，拿一包烟在那个警察眼前晃了晃。那警察问：“干啥？”江晓莺说：“送你的。”那警察一把把烟拿过去，看了看，说：“嗯，美丽牌，不错。哪来的？”江晓莺说：“家里偷来的？”
那警察说：“为什么送我？”江晓莺说：“我喜欢警察，警察都是好人。”
那警察笑了，说：“小姑娘会说话，还长得蛮漂亮的，”顺势就在江晓莺脸上摸了一把。江晓莺也不恼，嗲嗲地说：“那你让我们下去嘛，好不好？”那警察向另外一个警察看了一眼，另外一个警察微微点了一下头，那警察就说：“那你们就下去吧，不准乱跑。”江晓莺说：“知道，上来给你送虾。”
我兴奋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七个人就顺着坡跑到了桥下面，靠岸边有一个水泥平台，离水面还有两挎，上面是干的。我们迅速把炸药包拿出来放到上面，拔了一些草盖上。随即，按照计划，我们把马杏花放到水里，陈建中和陆福来紧紧地抓住她的手，不让她下沉；我说跑到岸上，大声叫道：“不好了，有人落水啦，快来救命啊……”说时迟，那时快，响声还没落地，只见从岸边树林里蹿出一个壮汉来，连问“哪里哪里？”我向桥下指了一下，那人靠近我身边时，我在他耳边说：“要下雨了。”那壮汉说：“我有伞。”我知道他是自己人，就把他引到桥下，他下去后，二话不说，就拨开水泥板上的杂草，三下五除二，就把炸药包和预埋的电线连在一起了，说：“行了！“我们就把马杏花从水下拉上来，她连连打了两个喷嚏，我问她冷不冷，她说还好。这样我们八个人立即上了岸，陈来发对那壮汉说：“大叔，谢谢你了，今天要是没你，我小妹就没命了。”那壮汉说：“应该的，应该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以后小心点，”但那眼神里分明蕴含着胜利的喜悦，说完就快步离开了桥边。
看那壮汉走后，陈来发就指着马杏花说：“你这么不小心，差点没命了，害得我们虾也捕不了，下面不带你出来了。”
胡英说：“行啦，行啦！她又不是故意的，快带她回去换衣服吧，要不感冒了。”说着，就和江晓莺一起扶着她往回走。
一切天衣无缝。
（二十四）
根据周姐事成之后立刻回家的交代，我们立刻转身往回走。马杏花冻得索索发抖，到了一处破围墙，陈来发就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让马杏花进去换了湿衣，自己打了赤膊，大家都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陈来发对马杏花情有独钟。陈发来说：“笑什么？”王建中说：“笑……笑你会照顾人。”陈来发一拳打到王建中背上，马杏花脸一下就红了。
这样就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周姐已经守在门口。她问怎么样？我们如实讲了情况，她说：“太好了，你们在警察眼皮底下完成了任务，其他人是没法取代你们的，”说着就把马杏花搂到怀里，说：“难为你了，革命胜利了，组织上不会忘记你们的，”就把她领到自己的房间，帮她换了衣服。
到了中午时分，我忽然听见远处一声闷响，就情不自禁地说：“桥炸了！”周姐连忙出来把一根食指竖在嘴上，示意我不要出声，说：“保密，现在不是声张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要好好地庆祝。”
到了下午，天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都没有出门，聚在一起瞎聊，只听见远处“轰轰”地炮声不断，还有放鞭炮似地“啪啪”声，周姐过来兴奋地对我们说：“天快亮了！”我们都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天晚上，雨还没有停，我只是睡不着，只听见远处的炮弹声渐渐地平息了，只有零星的XX声还在响。又过了一会，就听见杂沓的脚步声此起彼伏。到黎明时分，我才蒙蒙睡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听我妈在叫我，说：“东云，快起来，解放军来了。”我一下坐起来，跑到门口，只见一大批军人披着雨衣持着步XX成堆坐在路边休息，不少老百姓都在为他们送水和吃的，他们态度十分和霭，不断地说：谢谢、谢谢”。
这时，周姐兴冲冲地回来了，连说：“解放了，解放了！”我们围着她问东问西，她说，“我现在很忙，慢慢再和你们说，我现在想告诉你们，由于你们昨天顺利地运送了炸药，电厂保住了，你们真的又立了一大功，我代表组织向你们表示感谢！”说完，又匆匆走了。
（二十五）
第二天，周姐便从大杂院搬走了，她说为了工作方便，她要搬到市军管会去住。临走，我们异常不舍，这些天来，她就是我们的亲人，教给我们革命的道理，带我们走上了正路，从一群野孩子变成了对革命有用的人。江晓莺、胡英、马杏花三个人都哭了。周姐笑着说：“别这样，很快我们还会在一起的，我说过了，你们对革命做出的贡献，组织上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现在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了，我们常常会见面的。”江晓莺她们三个人这才转悲为喜。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来了一个年轻的军人，她说是周姐派他来的，拿来七套黄军装，七件白衬衣，七双新布鞋和七双袜子，说是周姐让她送来的，说明天市里要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和庆祝大会，成立军管会，组织上认为我们对解放有功，让我们也去参加大会，到时间他会来带我们的。我们都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那个军人又来了，还开来一辆吉普车，他让我们把新衣服都换上，然后开着车就把我们带走了。一路上已经热闹非凡，人们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歌我还是第一次听，特好听，我们七个人幸福得都快醉了。不一会，车开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中间主席台上放着一溜长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单，放着鲜花，后面背景墙上，挂着两幅人像，我们不认识，那个军人说，那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主席台上已经坐了些人，当我们走近时，周姐就迎了上来，把我们拉到台上，我发现丁师傅也在上面坐着，他对我们笑了一下，随即把我们介绍给了坐在中间的那个人，对我们说：“这是陈主任，”又对那个叫陈主任的说，“这就是那七个孩子。”那个叫陈主任的人笑着一一和我们握了手，连说：“了不起，小英雄……”。接着周姐就把我们带到台下左侧前面站定，不一会，解放军列队进场了，足有几百个人，站在会场正中，两边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总之，全场都站满了人，不久，大会就开始了。开始是唱“东方红，太阳升……”我们七个人都不会，接着是一个一个人讲话，我们也听不懂，也记不了许多；但台下气氛十分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到最后解放军唱起歌来，我只记得开头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后来才知道那是《国际歌》。
唱完歌就散会了，周姐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几天，好好玩，还有新的任务等着你们去完成。”我们问什么任务，周姐说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接着就让刚才那个军人把我们送回了家。
（二十六）
那几天，全城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满街都是笑脸，不分男女老少大家唱啊跳啊，扭秧歌，打腰鼓……我们大院也不例外，男人们当然还要出去做生意，王建中他爸照卖鱼，胡英她爸照拉洋车，马杏花她爸照修鞋，陆福来他爸照剃头，我爸照卖针头线脑；因为大家都上街了，生意还比往日好些；女人们则在家里做些好吃的，大家盘来碗去，好不热闹。
院子里的七个男人，虽然都穷，却是患难之交，有时互相帮衬，有时也互相斗嘴逗趣，那天，陈来发他爸对江晓莺爸说：“哎，我说老江，你那天不是说过只要解放军来了，就站在街上为大家吹三天唢呐的吗，大丈夫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怎么不吹？”晓莺她爸一愣，说“吹就吹！”果然站在门口吹了三天唢呐，吹得双唇起泡，苦不堪言，却引来观众一片。也许是歪打正着吧，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忽然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军人，找到晓莺她爸，问长问短，最后问道：“你愿不愿意到我们那里去吹唢呐？”晓莺她爸以为来了生意，就问：“你家是有丧事还是喜事？”那个女军人笑笑说：“我家既没有丧事也没有喜事。是这样，我是部队文工团的，这几天我天天在听你吹唢呐，觉得吹得不错，而我们文工团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那里去工作，如果愿意，我回去向领导汇报。”这正是天上掉馅饼了，晓莺爸说：“我当然愿意啊！”那女军人说拿出一张表格来说：“那我帮你把这张表格填一下，回去向领导汇报，”接着就问了晓莺爸的姓名年龄等，说让他等消息。
女军人一走，全院就炸开锅了，都说晓莺他爸走狗屎运了，马上要吃公家饭了。只有陆福来他爸有些异议，说：“谁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要是国民党回来了，你吃不了兜着。”我爸说：“就你胡涂，国民党早就烂掉了，还能回来吗，别瞎操那分心，”一锤定音。
那几天我们七个人也在街上疯玩，但大家心里总搁着事，不知道下面会是什么任务，想也想不出来。
到了第五天上，周姐穿着一身军装来了，她告诉我们说，丁师傅现在已经是市军管会的组织部长，她是市军管会的妇女儿童委员会的副主任。我们就急着问接下来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一定去完成。
周姐笑了一笑，正色说道：“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已经为城市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全国的形势非常好，相信不久全国就要解放，接着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你们都很优秀，但是你们的政治文化水平还不高，还不能适应将来建设事业的需要，因此，根据你们过去的表现，经过组织研究，决定送你们去学习，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把你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
（二十七）
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说什么好。周姐又说：“这种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你们为城市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党的组织记得你们的功劳，因此刻意要培养你们，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一听说要让我们去学习，大家就七嘴八舌了。
江晓莺问：“那让我们让哪去学呀？”
周姐说：“当然是进学校，考虑到你们文化程度不一样，首先用一年半的时间学文化，主要是语文和数学，都能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经过考试合格，再进军政干部学院，因此你们一定要努力。”
胡英问：“哪学校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都来回去上学吗？”
周姐说：“不了，要集体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回家来看看；学校是进行军事化管理的，有严格的纪律，这对你们有好处。”
陆福来吐了一下舌头说：“啊，这么严。那学校收不收费呢，我们在哪吃饭呢？要是要收费，我爸不会让我去的。”
周姐说：“这个你们放心，学校不但不收费，还免费提供伙食，还要免费为你们发四季衣服和一切生活用品，并且每月还要发给你们一定数量的零化钱，这么说吧，你们的一切国家全包了，这些你们都不用操心，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你们过去不是都有自己的理想吗，有的要当老师，有的要当医生……只要你们学习好了，每个人的理想都会实现的，当然，我们学了本领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一片苦心。”
我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呢？”
周姐想了一想说：“下个月一号吧，还有一些时间，你们也不要荒废，要把过去学过的课本拿出来复习一下，以便接上，”说到这里，忽然转了话题说，“哎，瞧我这个人，光顾自己说了，还没有问大家愿不愿意呢？”
大家说：“当然愿意啦！”
周姐说：“那好，我现在就去和各家父母通个气。”
等周姐一离开，我们七个人立刻高兴得抱成一团，都觉得自己掉进蜜罐里了。我们从此不再是一群破衣烂衫的“小赤佬”、“小瘪三”了，我们不再会绞尽脑汁地混进电影院去看不要钱的电影了，我们不再会鬼头鬼脑地去掏别人的凳子窝了……等待我们的将是全新的生活。
（二十八）
光阴像白驹过隙，一晃就是三十年过去了。经过十年动乱，一九七九年悄然来临。那是个劫后余生的年代，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年代。
回想三十年前我们七个孤朋狗友，在丁师傅和周姐的精心安排下，先是进了工农速成中学，经过一年半的突击学习，我们都顺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接着又进入军政干部学院，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深造，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
到文化大革命前夜，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在各自的单位里都做到了中层，成为单位的骨干；如果没有那场动乱，我们许多人都可以主政一方。在那场动乱中，每个人程度不同的都受到了冲击，但由于个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终于逃过一劫。运动过后都依旧官复原职。
这其中，陈来发和马杏花，陆福来和胡英，我和江晓莺在学院毕业后先后组成家庭，可谓青梅竹马，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王建中在江北大学任数学系副教授，和同校的一位女老师结为连理，生活得也十分幸福。
丁师傅那时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周姐是省妇联主任，他们的住屋比较宽畅，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一起或分别去他们那里串门，汇报个人的工作和思想，听取他们的教诲；他们都是我们人生的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匪浅。
每当这时，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过去的时光和我们曾经居住的大杂院，回忆起那时我们的恶作剧和潦倒的生活，当然，也会回忆起周姐和丁师傅对我们的启迪和培养。人生有许多路，但关键就是一步，正是由于周姐和丁师傅的指引，我们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从狐朋狗友变为革命同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