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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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搬到了另一个住处。

一天，江青外出寄信时，无意中撞见了一位从青岛来的老朋友。他身着白色制服，十分抢眼。

他告诉江青说他在上海邮局上班，在国际结算部做收银员。这工作不过是打掩护用的，其实他仍然隶属于某种左翼组织。见到江青真高兴，这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接下来，他不停地向江青打听：

“现在，在哪儿教书？”

“还对以前的工作感兴趣吗？”

“能否继续合作，帮我传递一些消息？”

“跟组织还有联系吗？”

他热情得过了头，引起了江青的不快与疑惑：

“没有。早就不跟这些人来往了！”

江青回答的很干脆。

她在说谎。其实她早就恢复了党籍。

江青向组织如实地汇报了此事。上级指示她，如果再次与他见面，继续保持联系。

几天之后，江青在兆丰公园散步时，与他不期而遇，撞了个正着。

兆丰公园又名极司菲尔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取名兆丰是由英商兆丰洋行这个名字命名之故。清咸丰十年（XX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清政府同意工部局在租界以外修造马路以备军用。当时由英商兆丰洋行大班福格筹资修筑静安寺至梵皇渡（今已改名为万航渡）的马路。中文名为“梵皇渡路”，外文名叫JessfieldRoad，今名为万航渡路。这一带有不少的地产，均属兆丰洋行。

清光绪五年（XX9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购得兆丰洋行地产84亩，创建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今万航渡路1757号），今为华东政法学院。兆丰洋行将多余之地建造私家园林，即兆丰公园。因为花园在极司什尔路，所以也称作为极司菲尔公园。

所谓“极司菲尔”（Jessfield）这个名字，还有一段趣闻：相传上海开埠之初，有一位葡萄牙商人路过虹口一马戏场侧，听到帐内有一少女哭声甚哀，于是就付金为之赎身，并托付于一位美国传教士。后来这位少女随传教士赴美，就读后复回上海，嫁给传教士。这传教士即为她在沪西购地建屋，因为这位女子名叫极司（Jess），所以这里的地名便叫“Jessfield”，意即“极司之地”。由于这一风流艳闻在当时旅沪的外国人中流传甚广，故“极司菲尔”在外国人中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地名。

191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向福格的后人征购兆丰花园，辟为公园，所以此公园又称“兆丰公园”、“极司菲尔公园”、“梵皇渡公园”等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第二年（1942年）所谓“收回租界”，故这个公园也随着租界一起收回，并改名为中山公园。

此公园规模较大，占地达三百二十余亩，其总体为西式格调，园之大门为典型的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园内建筑当然多西式风格，但也有一些日本式、中国式等东方建筑风格，如塔什干柱子的罗马式花棚，日本式的餐厅，歇山顶的中国式亭子，以及现代派的露天音乐厅等，称得上是“海派”风格了。园中林木很有特色，讲究整体性、大块面，如今这些树木长得更为高大，在上海各园林中，如此成片的高大林木唯此为最。园中早年还养有动物。

江青买的是月票，可以随时入园。

江青掏出事先早就准备好的，组织让她转交的信（她并不知道信的内容。）亲手交给了他。

他们说了几句话，便分手了。

几天后，他俩再次在兆丰公园碰面。

他交给了她一份左翼刊物——《世界知识》。

分手时，他提出想请她吃饭。

江青说：

“现在没时间。”

拒绝了他的邀请。

江青没有按照往常的路线离开公园。而是走的另一个方向，那儿是居民区，路上行人很多。

在那儿，江青又遇到了另一个熟人。仍是她在青岛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是个女孩。

女孩邀请她上家去坐一会儿，江青谢绝了她的邀请。

此地不宜久留。

从这儿到她要去的目的地没有公交线路。她只能加快步伐，步行离去。

她刚离开那个女孩，便听到身后响起了男人的叫骂声。回头一看，只见二个男人正朝她这个方向追过来。其中一人边跑边骂：

“你这个蠢猪！”

江青机警地拐进另一个路口。

当她自以为摆脱了追捕，刚将心放进肚子里的时候，不想被另外二个男人拦住了去路。

这二人，一人一身工人打扮；看另一人的穿着像个做买卖的商人。

江青脑子里第一时间闪过的念头是：“绑架！”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她很愤怒！气愤的是，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租界！

你们怎么可以在租界随便绑人呢？！

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人，无论是官方或是军方都不得在租界内抓人！

江青大声地抗议。

可是无人答理她。

她被带到了警察局。

值班警长不在。

或许是她一路上大声叫骂和抗议的缘故吧，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对刚抓进来的女孩子都要脱衣搜身。

他们只是在她身上搜到了那本《世界知识》。这可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并不违法。

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她继续留在警局，但还是决定将她强制性地“押解”出城。

这也是国民党对“麻烦制造者”最简单的处理方法。

江青依旧在大声抗议，说她害怕一个人走夜路！

她的抗议依旧无效。

他们再次仔细检查了一遍江青身上穿着的花里花哨的天鹅绒旗袍，却放过了她贴身穿着的一件羊毛针织背心。里面就藏在一份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名单——这可是最确凿的罪证。

到了城外，刚脱离他们的掌控，江青便一头扎进了黑夜里。

像其它所遇到的可怕的事件一样，江青一生中经常交替出现某种超现实主义的事情。

江青加大步伐，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地沿路飞奔。眼看着就要进城的时候，背后一双粗糙的大手突然抓住了她。

江青奋力挣扎，但失败了。

“我又被绑架了！”

江青心想。

“救命——！土匪抓人啦！”

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尖叫，可这些都是徒劳的。在这城乡接壤的空旷之地，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

江青冷静了下来，不再做徒劳的挣扎。这才发现抓她的不是警察，是身着便衣的特务。

特务盘查她：

“这么晚了，一个人出城？”

“走亲戚！”

“在哪儿？”

“前面。”

趁他不备，她假装跌倒，故意摔倒在路旁的一片农田里。她趁机掏出藏在羊毛背心里的秘密文件，一把塞进嘴里，大力地嚼了嚼，一口吞咽了下去。

别说，当她将文件吞进肚子里的时候竟然有了一种别样的奇特的感觉。

不知是该为保住了的秘密文件庆幸，还是为接下来自己的安危担忧。

特务将她从水田里捞了上来。护送她到警局，把她锁在了监狱里。

江青无意间听到特务打电话，向上头报告说抓到了一名嫌疑犯。请他们派一辆黑色牌照的私家车来将疑犯带走。

上头没当回事，让他们随便找辆出租车将疑犯送来即可。

1930年至1931年间，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上海共产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国民党正忙着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里顾得上一名小小的嫌疑犯呢？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史上，曾有一个亲共产国际的左倾集团：“28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集团内的28半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甚至藐视国内的革命实践，其领袖王明也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了我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后来他们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我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其领头者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王明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副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

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按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其结局大不相同，有的成了开国功勋，有的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有的则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则默默无闻，还有的下落不明。

言归正传。

江青被带到了市警察局。

从警察审问她的对话中，江青很快便弄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个与他约会的人，显然是告密者。江青在兆丰公园与他接头，早已受到特务们的监视。

特务之所以不敢在租界对她下手，的确是害怕触犯外国治外法权，引起国际纠纷。这才装模作样地将她送出城外，来了个欲擒故纵。

没想到江青勇敢机智地及时销毁了身上带着的“罪证”，令特务们竹篮打水，空忙活了一场。

面对敌人的审讯，江青笑了：

“你们应该去抓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在这里滥抓无辜！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