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2）

2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年春天过后，新左派的作家、艺术家和剧作家就由数百人发展到成千上万人了。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上海——这座有着东方巴黎美誉的城市。他们不仅享受着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在尽情地吸收来自西方的精神文明。

上海——是一座巨大的政治舞台，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着每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激进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之中叫嚷声最高的是蒋介石：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然而，背地里却悄然举起了屠刀。

1927年，上海成了“革命烈士”的坟墓。

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破裂之后，又迎来了白色恐怖。

国民党利用帮派、特工和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人。矛盾的是，政治利益两极分化最突出的上海，同时，也存在着一块缓冲区——英租界和法租界。

XX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次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又具体规定由大清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同商定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根据这些规定，XX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巴富尔经过同上海道台宫慕久多次谈判。XX5年11月29日，宫慕久以告示方式公布了这些协议，即《上海土地章程》，达成辟设英租界协议。

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XX4年7月，英法美3国成立联合租界。XX2年，法租界从联合租界中独立；XX3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在租界中，外国人投资公用事业，兴学办报。租界当局负责市政建设，颁布一系列租界管理的行政法规。

租界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毒瘤和耻辱。

租界留给中国人民的不仅是耻辱，同时也为处于襁褓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保护。

历史总是这样，叫人捉摸不定，哭笑不得。

江青既兴奋又害怕地离开了青岛。

一些朋友到码头为她送行。在那里，他们将她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在我们的谈话中，江青始终不肯透露他的姓名。）作为她的“男朋友”，一路陪伴她到上海。

既然是组织的安排，江青并未提出异议。

生平第一次乘船航海，留给江青的是终生难忘的可怕的梦魇般的记忆。

江青体质很好，极善爬山。在青岛大学与同学们一起爬山曾经得过“爬山虎”的美称。可她却奈何不了大海。

晕船带来的恶心，使她呕吐不止。

她试着向所有人求助，包括组织指派给她的“男朋友”。

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旅程即将结束，轮船快要驶入码头时，“男朋友”提出了一个令她始料未及的问题：

“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夜晚，我俩住一个酒店吧？”

江青本能地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未加思考便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江青有些气恼，甚至可说是愤怒。她开始觉得对方不是“好人”。

江青知道上海有许多女子公寓。

她提出：

“上岸后，我一个人直接去女子公寓！”

她打算找一辆出租车或黄包车，他们（司机）会送她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男朋友”改变了策略，声调也低了下来：

“你只要出十五块钱，我可以帮你找到一个适合你住的地方。”

江青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

上岸时，“男朋友”帮她提着行李，似乎并没有将江青的拒绝放在心里。

码头上十分热闹，有许多前来接客的亲友。

突然，江青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二话没说，便简直朝他“冲”了过去。直到上了对方的小车，她才发现自己的行李还在“男朋友”的手里。

江青到达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这位熟人家里。

他是到码头来了接刚从老家返回的太太的。

此人江青早就认识，他从前是海鸥剧社的一名导演。现在俄国人的一个剧社工作。（1932年12月12日，南京政府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的剧社正在中国农村各地演出“进步节目”。

翌日，他邀请江青去饭店用餐。

用餐时，她听到大街上传来阵阵古怪的女人的尖叫声。

她惊愕地问道：

“那是什么啊？”

对方十分淡定地答道：

“没什么。是妓女在拉客。”

这就是江青到达大上海后所遇见的第一件事情。

这件事之所以令江青终生难忘，其实是因为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陪同江青来上海的“男朋友”给组织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而又真实地汇报了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唯独遗忘了说他曾经向江青提出过同居一室的要求。

他只记得说：

“刚上码头，她就被一个中年男子接走了。当晚，就住在那个男人家里！”

组织上并没有因为此事而追究江青的过失。不过，材料却留在了她的档案里。

后来，在延安当江青与毛泽东恋爱时，有人将此事讲给了毛泽东听。

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连说了几个“不错”：

“不错嘛，小小年纪就知道逃跑，知道保护自己。这有什么不好？”

说到这儿时，江青的脸颊上竟然泛起了红晕。（要知道此刻我对面的江青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女，而是六十好几的老太婆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江青初到上海时的话题。

江青在上海呆了四年。

江青第一次接触到了田汉创立的春秋剧社。田汉同时还兼任着左冀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他并不知道早在1931年，江青就已经加入了左冀剧社的青岛支部。田汉很看重江青的才华，还有她的“泼辣”。在戏剧专业方面曾给予江青很大的帮助。

田汉（XX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XX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沬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XX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1938年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解放后，田汉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文革初期，1968年田汉病死狱中。

说到这儿，江青象是在喃喃私语：

“为什么不来找我？其实，我是可以给他写材料证明的……”

言语中多有悼念之情。

“既然你已经是一名党员，为什么在上海找党组织还是如此困难呢？”

我开口问道。

她解释说，由于受王明路线的干扰，上海党组织已逐渐削弱。1931年，几乎完全被解散。因此，其他城市分支组织的党员要想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根本不可能。

用她的话说：

“我们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够幸运的了。那时候，上海党组织中有许多人脱党，叛变。许多人的个人组织关系也是后来假造的。”

说这话时，江青的心情显得有些沉重。

在上海最初的日子，田汉是江青的直接领导。

她只会说山东话和北京话，上海话半句也不会。与当地人根本无法沟通。她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学说上海话。

江青住的地方十分隐蔽。

地下党选择住址有两个必备条件：

一是离电话亭近；

二是便于撤离。

江青是剧组里最年轻的女同志。她身边都是一些著名剧作家或党的高级领导。江青从不畏惧这些位高权重影响力极大的领导，反而与他们处得十分融洽。

我有些好奇地问道：

“许多人都怕领导，尤其是怕跟高级领导打交道。你是怎么做到不怕他们的呢？”

江青答道：

“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虚心求教’”。

本人不敢完全苟同。或许她的天真与诚恳，才是与领导建立和谐关系的基础。

江青很好学。

于是，田汉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弟弟——田洪。

田洪的专业是丑行，主演反派人物。

江青不喜欢丑角，故一开始并不喜欢田洪。

田洪居无定所，有好几个落脚点。

江青与他初次见面是在他母亲家里在。具体地址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了。记忆深刻的是，他母亲是一个和蔼可亲、令人敬佩的女人。

她邀请江青在家里小住了好一阵子。

夜晚，常与她促膝谈心。她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田汉的家成了革命的堡垒户，避风港。

不久后的一天，田汉、周扬和阳翰笙一起来看江青。

鉴于江青做过演员，又有表演天赋。对于她今后的工作安排，组织上想征求一下她个人的意见：

“你是想继续做舞台演员，还是去演电影？”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是：

“两个都不想。我想去做基层群众工作。”

这说明江青她不沉迷于名望，而宁愿做日常宣传工作。

组织上结束了对江青的考察。

事后，三人联名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份报告，认定江青诚实可靠，可通过正当的渠道按照组织程序恢复她的党籍。

江青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江青在上海所接触的第二位知名人士是陶行知。正是陶行知将她送上了延安，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陶行知，XX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XX”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江青便是其中一员）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山海工学团在大场，后改建成机场。

大场机场离陶行知自创的另一所学校——山海戏剧学校并不太远。两地来往十分方便。

学校学费全免。吸引许多家庭经济状况不景气和从附近农村来的学生。开办的主要课程有：“妇女教育”、“店员须知”和其他的一些“早期教育”等。

学校办学经费不足，许多学生吃不饱。

陶行知不得不领着老师轮流出去募集资金。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

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沪期间，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申报》的顾问，曾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当时，蒋介石以“剿共”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语惊天下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蒋介石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蒋介石方解除禁令。

晓庄师范学校的办学宗旨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

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

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

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意味着原则上任何政治都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逐步升级，一些公开提倡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被逐出学校。

江青亲眼目睹了一些共产党和青年团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逮捕。他们是昂首挺胸高唱着《国际歌》走出校门的。他们的勇敢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她。

田汉将江青派到山海工学团之后，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对她也是十分关心。他让自己的亲弟弟田洪负责照料江青的一切，并直接向他汇报。

可是江青并不领情，她认为田洪对她管教得太严。受不了。于是，脑子一热，小孩子气提笔就给田汉写了一份报告。

要求调离。

报告中，她称田洪为：“坏人”。

正是这二个字，当年江青的无心之过没想到多年之后竟然会给田洪带来无尽的“麻烦”与“灾难”。

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通过田汉，江青被介绍给了另一位著名的左翼联盟剧作家廖沬沙。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

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62年加人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1966年5月和邓、吴三人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

1979年初平反。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大量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

1991年12月27日病逝，享年83岁。

1927年，廖沬沙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人住楼顶。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1930年，江青认识他时正是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经济本来就拮据，加上老婆又怀孕了。

这期间，江青尚未被组织重新接纳，仍在考察期内。

廖沬沙邀请她到家中小住，以便就地接触了解她。

此时，江青也没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她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廖沬沙住在阁楼上，本来地方就狭窄。江青来了，只能睡在一张小书桌旁。就这样，也占了房间四分之一的空间。廖沬沙夫妻俩经常为柴米油盐吵架，江青是局外人，没法劝架。只是晚上有时吵得她无法入眠。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1930年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江青一直与廖沬沙夫妇住在一起。并继续在上海大学做一名旁听生。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曾谈及“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么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么，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明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XX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XX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XX。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XX，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XX，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么，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XX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此乃后话，毛泽东作报告时，江青就坐在最前面的第一排。

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江青的思想“极为”左倾。哪是有学生示威，哪里就能看到江青的身影。

一开始学生们喊喊口号，国民党当局并没当一回子事。可是，喊口号的学生多了，尤其是当部分教职员工也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之后，蒋介石就再也坐不住了。

特务们抓了许多学生，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当江青重新走回课堂，继续旁听上课时，天气开始转热。

在廖沬沙家里住的时间长了，江青从他夫妻俩身上潜移默化地学到了许多与人谈话的经验。包括如何与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打交道。这对江青在大学里开展学生运动，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上海大学与江青“交朋友”（当年地下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学生运动的。）的女学生中，也有富家子弟。为帮廖家解决经济危机，江青找到一位最要好的女孩，张口就向她要借二十元钱。要知道二十个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女孩一开始有些犹豫，嘴巴里嘟哝着刚刚付了大学学费什么的，手头并不宽裕。可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将钱给了她。（故江青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愿提及她的名字。）

江青拿了钱，匆匆赶回阁楼。

廖夫人怎么也不肯收：

“这怎么行呢，老师怎么可以拿学生的钱呢。”

“没事。就当是借给你们用。等什么时候你们有了钱，再还给我好了。”

为免伤师母的自尊心，江青将钱“借”给了她。

只是后来师母一直忘记了“还”钱。

江青的钱是借来的。

为还这笔数目不菲的“贷款”，江青只好自谋良策。

江青不得不在好几家中学做兼职教师，教授国文。她只记得是按小时付费的，不记得每小时多少钱了。

江青唯一的花销是在路上。

为了赶课，她不得不使用“交通工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约定时间内，江青还清了这笔“贷款”。对她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廖沬沙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他没有还钱，也从没跟江青说过一声“谢”字。只是在多年之后，打倒了《四人帮》，当江青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才想起此事。

主动向组织揭发：

“江青常用资产阶级的下流手段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当年在上海，她住在我家的时候，曾给过我老婆二十个大洋。说是‘借给’我老婆的。想想，她小小的年纪，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

这钱的来路肯定有问题！！”

只见他义愤填膺，满脸正气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