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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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政府统治时期，一个普通的穷学生能作为一名旁听生进大学，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虽然她象其他所有的同学一样的听课，一样的努力，可却得不到毕业文凭。
江青是个大学生，因为没有文凭，所以学历不被承认。
有人说她是靠巴结某位知名教授才进的大学。是的，就算在青岛大学作为旁听生上课走得是“不正当”关系。那么，后来江青在北京大学，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都上过学，难道也都是走的“后门”不成？
对于这些诽谤之词，江青未可置否。她只是对我说，十七岁是一个人思想最活跃，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段。在这个年龄，能作为一名旁听生进青岛大学，是她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江青一直都对文学很感兴趣。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她一直梦想当一名作家，写点什么东西留给后人。
她大学里的第一个老师，是闻一多先生。
教的是唐诗、小说、戏剧和中国文学史。
第二个老师，是杨振声先生，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杨振声师承蔡元培，效法“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经他邀请，闻一多、黄敬思、傅鹰、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名家纷纷前来任教，青岛大学声誉日隆。以至于有评论称，他凭借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造就了该校校史上一段难以再现的盛况。
杨振声曾亲自为江青授课，教她如何写作。
方令孺是江青的学姐，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作为女性作家，方令孺当时文化圈内已小有名气。后任浙江省作协主席。
江青说：
“闻一多、杨振声和方令孺都在美国读过书，接受过西方教育。杨振声和方令孺一直活着，直到1949年解放。”
其他老师的名字，江青已记不得了。
她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是获得学校颁发的文学奖。她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曾受到校长杨振声的赞誉，夸文章颇有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之风。杨振声拿江青写的短篇小说与当时已具盛名的青年女作家谢冰心相提并论，他对江青的赏识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才华横溢的江青，照理说应该将她的小说继续写下去。可是由于年轻气盛，性格狂傲，受不得一点儿委曲，仅仅因为一件小事，她便放弃了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
杨振声曾多次夸奖江青是班级里最好的学生。
有一次在课堂上，杨教授点名批评了她：
“李同学，要注意文章里所描述的人物的语言特性。比方说‘去死吧’，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土匪的口里，就不够力度，不够粗野。”
老师善意的批评，江青竟一时接受不了。她没有做过土匪，也没有被土匪抓去，与土匪有过接触。她哪知道土匪说话的语气和用词？
历史仿佛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几年之后她嫁给了中国最大的土匪（赤匪），成了他们大掌柜的压寨夫人。
此乃后话，下回自有分解。
言归正传。
江青不写小说，改写剧本了。
1931年有夏天，江青写了一个剧本《谁是罪犯？》。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和他体弱多病的母亲。警察抓不到这位革命者，便将他的母亲抓了去顶替。为救母亲，儿子挺身而出，自投罗网。母亲却早已死在狱中。
江青借这位青年革命家之口，发出了她自己的呐喊声：
“革命有罪吗？”
“警察滥杀无辜，草菅人命，难道不是在犯罪吗！”
不过，江青在文章中没有讲明革命者的身份。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声称自己是“革命者”！
说到这儿，江青笑了：
“你能告诉我，共产党和国民党闹革命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吗？”
我哪知道啊。国共两党打打和和闹了几十年，这个问题恐怕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明白。
江青接着说：
“戏不重要，重要的是宣传。我在戏里扮演了三个角色。也正是这个时候，我开始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那年秋天，江青平静的大学生活被打碎了。
1931年9月XX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XX”事变。
而“九XX”事变的真正罪魁祸首，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
许多像江青这样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的热血青年，他们虽有一棵爱国之心，认为国家的完整性高于一切。但他们只是待在大学里，喊喊口号而已。这些受人尊敬的“爱国者”，并不是真正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而不惜任何代价。
即便是喊喊抗日救国的口号，也有人看不顺眼，说她是“麻烦制造者”。这个人就是江青曾经的恩师赵太侔。江青与他在课堂上公开辩论了一场，从此断绝了师生情谊。
江青走出了校门。
外面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广东八月底的夜晚，依旧十分闷热。
宽大的会客室里，我和江青不知不觉地已经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无论是听的，还是说的，都回到了过去，沉湎于往事的回忆之中。
江青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四肢，提议：
“换一个房间，换换空气。再接再厉，如何？”
我们走进了另一间房。
和前面的那间一样的大，一样的宽敞。房间里同样摆放着书写文具和录音设备。茶水、点心以及热的、冷的、干的和湿的毛巾一应俱全。
我们坐下来后，江青重新开始讲述她那未完的故事。
在青岛大学就读时，江青曾从师沈从文学习写作。
沈从文住在他姐姐沈周周家里。沈周周发现了江青的文学天赋，常邀请她上家里授课。
沈从文试图改变她的写作风格，让她每周写一个故事。但是，江青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她有自己的想法。
从她的角度来说，自己只是一个穷学生，而沈家非常富有。她一直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帮自己？
沈周周似乎看出了江青的窘境，想在经济上给她一点儿支援。她知道江青很要面子，于是换了说法，请江青给她打一件毛衣，她愿意支付工钱。
江青拒绝了。
后来她才得知，沈周周曾就读于北京的一所法国教会学校。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高达五、六百个大洋。
江青说，她的学业是在济南、北京和青岛完成的。她上了一年（1929年至1930年）艺术学校；后来在青岛大学和滨海戏剧协会又“深造”了两年（1931年至1932年）。
她打小就是喜爱小说和诗歌。她也喜欢翻译过来的外国诗歌。并且发现大多数的诗歌其实是没法翻译过来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外国人。就像外国人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人一样。
江青年轻时写的一些诗歌曾经出版发行过。她也曾试着写过一些散文和随笔，但不是很成功。日本入侵后，象每一个有爱国心的青年人一样，她觉得革命比写作更为重要。
江青总结说：
“小时候，我受过八年的正规教育。包括五年小学教育。我上过大学，但不是大学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我真正的知识是在‘社会大学’里学到的。”
1933年，江青走进了社会大学，开始了她的新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