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命运变迁第一节 我的继父

那是一九四零年的事，我还没满五岁，属猪，姐姐属羊，娘比我大两轮也属猪，爸爸属蛇，比娘可以说大十八岁，也可以说大六岁，要是说实年龄比我娘大十八岁，要是瞒去一轮就只比娘大六岁了。

我爸爸姓王，手足三人，兄已故，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前面要磕头没磕的就是我老婶儿。旁边站着的那个“洋学生”是他们的独生女儿，铃铛阁（音Gao）女中学生。因我爸爸还有一个叔伯哥哥，按老规矩排行属老三，后人们都叫他三大爷或三爷。我老婶儿的闺女名秋露，因我爸爸有过一个女儿死了，排行老二喊二姐，我姐姐就成了三姐，并随我二姐取名春雨。

我大爷有两个儿子和我叔叔的年纪差不了多少，都在电业局工作，是我的两个堂兄。那时家族的姓氏和名派都很严格，我是世派，随堂兄华、清取名祺，我娘也随之改姓王王氏。

那时大娘还在，和两个堂兄住在一起，他们兄弟俩加起来已经有了七个子女，前五个全是闺女，后两个是小子，“宝”字派取名，分别是：琴、棋、书、画、玉、通、达。其中老二宝棋和我同岁，老大宝琴比我大两岁，往下一群小不点儿，因此在我的“三伯（音Bai）”辈分前面总要冠以一个“小”字，把我姐姐也都喊小三姑。

就是这群小不点儿，给我的一生演了一场开锣戏。

我把继父叫爸爸，是个木匠，从那几个“小不点儿”取的名字来看，王家还是有点文化品位的。可是我爸爸不爱进学堂，受不了那约束，经不起那“手板儿”，一本《三字经》没有读完就逃之夭夭。

我爷爷是生意人，开过一个姜场子（大酱坊），家里有钱，培养了我大爷和我叔叔都有文化，两个堂兄都读过“洋学”，二姐正读“铃铛阁”（天津当时最有名的女子中学），后来我就被卷进一个都爱读书的人家。

别看我爸爸不爱进学堂，可他偏爱读书。说起来连我都不敢相信，家里的几部书他都视为珍宝，后来他当了木匠，做成很薄很薄的红木扳子，两块合在一起，再用绸带穿着系成“蝴蝶”，里面夹着竹刻本的线装书，他最喜欢的是金圣叹批的《三国》和《聊斋》，看了无数遍，连一页书角都没折。

我来了不久爸爸就带我去听书，那时天津的书场特别多，只是一间大房子，靠墙搭一个台子，上面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一块惊堂木，桌子后面摆一把椅子。台子的下面有几张八仙桌，四周是四条长板凳，再往后只摆长凳不摆桌子，形成两个长方块，中间一条走道。说书人都称“先生”，冬天夏天一件长袍，手里一把扇子，端着一把小茶壶，上台来在椅子上一坐，“吭吭”地先清两下嗓子，然后惊堂木一拍：“啪！”这就讲起来了。每个大子儿听一小段，一部书要讲很长很长，爸爸哪有时间天天去听？所以中间落下的他就让叔叔买书给他念，叔叔同样没那么多时间，爸爸就自己看，看不懂就问，听过的也看，对照着认字，久而久之竟能读《三国》了。如法炮制，《聊斋》也能背得滚瓜烂熟。

人人都说我爸爸一肚子“三国”，天津的逸闻趣事，戏出里的人物故事，哪怕是他自己的生话琐事以及平日所闻所见，一到他嘴里就活灵活现，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爸爸不仅能讲故事，而且是京剧票友，拉得一手好胡琴，京剧里的曲牌没有一段不会拉的。他认识李少春，崇拜马连良，喜欢听陈士和的评书、小彩舞（骆玉笙）的京韵大鼓、王毓宝的时调、石慧茹的单弦、小蘑菇（常宝堃，常连安之子，常宝华、常宝霆之长兄）的相声，能说能唱，能解能评，时常带我到戏园子里去听戏或看“杂耍”（曲艺、杂技等节目）。

有一天爸爸带我到澡堂子里去洗澡，他把我像枕头一样夹来夹去，洗头、搓背、冲澡、擦身子，简直把我当玩意儿。临了他把我放在一张小床上，对面床上有一个人正在修脚，显然是熟人，跟他搭讪起来，我记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人说：

“王大爷有了这么好的儿子！”

“这也是命，给我送来一个开心果。”

“这回满意了吧？”

“还有嘛话说？”

说着他从床上拿起一双袜子，那时都兴长筒袜，灰色，前后和底子都先补上白布，新的就补，像一个“袜托”，为了耐磨，但要补得一点皱纹都不起，穿着才跟没补的一样。爸爸把这双袜子递给那个人显摆：

“你看这袜子，谁给你补？还是自己的娘儿们。”

“嚯！”那人接过袜子一声惊叹，“好针脚！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嘛大户？跟着我受穷，我还真对不住他们娘儿仨。”

“还有一个闺女？要不然怎么没带来呢？”

“你还没看见我那闺女，爱死人儿的（‘爱死人儿’——心爱得要命）。”

“我早说过好心有好报，像你这么好个人，是应该好好过上舒心的日子了。”

“老弟，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