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知青生活 三十一、阿燕自述

（月亮姐姐）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初一还没读完，就被卷进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

学校开始不上课了，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我也参加了学校的“抗大红卫兵”。

“抗大红卫兵”属保守派，既不参加打砸抢，也不参加武斗。但这个组织在文革中有一个罕见的举动：它把学校里“成份高”的同学串连起来成为一个“红战友”组织，作为它本身的一个部分。这在国内“怀疑一切”和“查三代”的风气背景下，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在国内“文革”资料中，还极少发现有类似的组织，当时许多群众组织都恨不得像德国名犬那样具有纯而又纯的血统。而这个组织的头目至今还承受着种种非议。

六六年10月至12月，我们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串联，整个组织上百人集体出行串联，这也较为少见。我们抗大红卫兵兵分两路，一路去四川重庆，看刘文采庄园、渣滓洞，然后去遵义，一路去井冈山，韶山，最后两路西安汇合去延安。

我是去井冈山那路的，去过革命摇篮－－井冈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革命圣地－－延安。并从延安走到太原，历时15天，所谓“长征”。所到之处都是一头钻到大专院校里看和摘抄大字报或者参观一些革命纪念馆。当时我只有14岁，跟着初二和初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很认真的学习着各地的经验。

先开始到井冈山都还交钱吃饭，后来到了上海，吃了两天可能就受不了了。太贵了，住的是个带天井的小院子，吃的是街道的食堂。那时才知道每天清早摆在路边的漂亮桶捅是拿来做什么的。不知道头头们怎么和人家商量的，反正后来就改白吃了，小粘米的长条糕让我到现在还馋呢。

那时真的很傻，也很执着，一头扎到大专院校就是抄和看大字报，还参观一些革命纪念馆。记忆里没怎么玩过。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到韶山去，我们从长沙走路去韶山，急行军，一天走了120里地，天没亮就出发了，天黑了还没走到，公路上黑黑的，车很少很少，把这些才十四五岁的娃娃们累的呀，连长刚说了一句：“休息1分钟，不许坐下”，谁听啊？反正我把个小背包放到公路上就躺下了。等吹哨出发，发现自己不会走路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了几步以后才恢复了。当时还有个“尖刀班”，清一色的小伙子，他们先到了湘潭，找了汽车来迎大家，住下以后，发现大家的脚上全打了水泡，从我们女生的头上拔头发，烫脚穿水泡。第二天全瘸了，只好找车，全体坐车去的韶山。

到了延安以后记住的事情就比较多了。从延安“长征”到太原，历时15天，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差点丢了小命。一次走山路，走的根本不是路，就是坡（后来插队才知道那也是路），黄土坡上踩出来的小道，走路都是一脚在上，一脚在下，那时我个子不矮，但是很瘦，轻飘飘的没分量。那天风很大，突然一阵大风刮过来，把我刮的就向山下跑了过去，一个男生一把把我捞住，两人一起倒在了地上，要是一滚的话，也就山下去了，不是万丈深渊也是看不到底的。可惜我现在连救命恩人是谁都没记住。

还能记住的就是过黄河，是从清化砭过的黄河，那时已经很冷了，快12月了，应该是开春才应该有的冰凌，怎么我记得河上有冰凌啊，坐在大木船里，两边都是艄公，他们一起大声的喊着号子，拼命地一起嘿嘿地划浆，船是顺流而下的，黄河的水非常急，发出很大的声响，也许就是说的黄河在咆哮吧，能顺流下去好几里地才逐渐靠岸，可吓人了，后怕。

我们“长征”的路上，行军都是走的盘山公路，有时身体不好的同学，可以拦车搭车，但是那时搭车是让人瞧不起的，只有在掉队时，偷偷地招手搭车。基本是一天走一个县，到县城入住。由于当时穿的鞋子不合适，我的大脚指上面磨了个泡，破了以后感染了，化脓了，走路很疼，但还得坚持走，一天掉队了，天都黑了，还没赶上大部队，有两个同学陪着我，我们一起在公路上拦车，有时车是不停的，到你面前，放慢速度，然后把你们甩开加大油门就走了，我们就站在公路中央拦。过来一个灯开的大大的车，我们站在路中间，可是车快到我们跟前了还不减速，我们赶紧跳到一旁，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哈，是辆救火车，我们吓得吐了吐舌头，当时知道的是救火车压死人白压的。

还有一次，我们赶了一天的路还是没到有人烟的地方，就宿在途中山上的两个窑洞里了，那两个窑洞是农民用来储存麦秸的窑洞，每个窑洞里都有半窑洞高的碎麦秸，正好男生一个窑洞，女生一个窑洞，天冷的受不了，钻到麦秸里也不能保暖，半夜大家冻得都睡不着了，跑到窑洞前，找来些柴禾，生起一堆火，烤了前面后面冷，烤了后面冻前面，滋味真是不好受。

我曾经被冻得大哭过。离开北京的时候天气还暖和，所以带的保暖的衣服不多，棉的一概没带。天冷以后，把所有的衣服全穿上了，没带毛裤和绒裤，就把棉毛裤都穿上了还冷的不行。记得到了山西文水了，来了寒流，天冷的咔吧咔吧的。一次实在走不动了，截了一辆运石头的车，是那种矮帮的车，车上装满了大个的圆石头，我们几个女生靠在车头的前车帮，坐在冰冷的石头上，背冲前，车一开起来，从后背吹过来的冷风把后心冻穿到前心，摸摸前胸口都是冰冷的，手脚全部都冻麻木了，疼！手脚疼，全身疼，一个同学嘤嘤的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越来越冷，哭声也越来越大，最后索性全部号啕大哭，是纯粹的那种哭，没有伤心，没有后悔，是冻的哭。

好不容易走到了太原，住下等车票，发现全身都起那小疹子，很痒，有的同学说是长虱子了，所有的同学无一幸免，我那是第一次见到虱子。

随着中央停止大串联的号召，我们返回了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并参加了军训，直到68年底。按照常规，我们68届应该毕业了，但是当时既没有高中也没有大学上了，分配的面向都是工厂，建设兵团和农村插队。当时的中苏边境关系非常紧张，后来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真的是摩拳擦掌，准备步66届的后尘，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希望能直接参加保卫祖国领土的战斗。但是67届和68届已经没有黑龙江的名额了。67届的学生都于68年底去了山西和陕西插队。剩下68届的待字闺中。69年1月，学校又召开了动员大会，动员68届去延安专区插队，我怀着不能参加中苏边境的战斗，能参加延安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行的美好心愿，报了名。于69年1月17日赴延安专区宜川县插队落了户。

在我插队近三年的时间里，我迈出了人生艰苦的难忘的一步。它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给我后来的几十年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锤炼了我的思想，也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体魄，砾练了我的性格，使我受益菲浅。

我们四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家庭，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家长”。大家都知道，有血缘的家长都很难当，那没任何血缘的几个同龄人的家长就更难当了。

我们和当地的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己洗衣做饭，自己磨米推面，自己挑水砍柴，住窑洞，睡土炕。和农民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劳动，一样的学习，甚至每天还要虔诚的“早请示”“晚汇报”。和男劳力一样干活，和女劳力一样拿工分，自觉真诚的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的生产队很小，全村16户人家，老老少少60多口人，非常穷，工值是8分钱，我们每天工分只拿六七分，才合5分钱。但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女学生娃不服输，和男劳力一起干活，出大力流大汗，还抢干农业方面的技术活，象扶犁，撒粪，耙地，扬场等活，逐渐地，我们赢得了农民的信任，一个同学干起了妇女队长，而我成了一名兼职保管员。在农村，保管员是个重要的岗位，不仅人要可靠，责任心要强，腿脚要勤快，也要有在场上干活的经验，因为夏秋季节，粮食上场，入库，几乎每斗粮食都要保管员的手提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当时是深刻体会到了其中的含义。

1971年，父母所在的“五七干校”为干校解决了一批子女回城，我也随着来到了山西五四一工程总指挥部第十分指挥部，成为一名工人。

因为当时三线厂都在建设中，我们被派到北京，在当时的三机部青云仪器厂进行技术培训。我从山区农民变成了一名城市工人。

我们一起培训的有二三十人，有69届和70届的大学毕业生，也有我们这样的知青，还有真正的农村孩子。我非常的珍惜这次培训的机会，努力的学习着，虚心的请教着，拼命为自己那干枯的知识河流补充着水分。非常快地就掌握了自己专业应该掌握的各项技术内容。在一次有着众多大学生和中专生参加的全车间业务基础考核中，我的成绩名列第一，是被破格免考从学徒工转为正式工人的唯一一人。

在培训的三年中，连续被评为先进个人，先进生产者。因此，在74年推荐上大学的工作中，师傅们在给我的推荐材料中，给以很高评价，使我在100多名竞争者中能够脱颖而出，又经过各样的考试，过关斩将，成为那百分之一。

三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那特殊的年代，学习也是特殊的，那时提倡到“第二课堂”去学习，因此，我们下工厂，去农村，在盘锦农场，我学会了插秧，在冶炼厂，我学会了制作配电盘，学会了使用各种热工仪表构建控制系统。有失有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课堂学习知识的机会，但是，辨证的看，也使我们广泛接触了社会，为我们今后在工作中能具有全面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奠定了基础。

毕业回到了北京，这次是真正的回来了。分到了南口附近的一个轻武器测试研究所，后来那个年轻的所夭折了，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现在的计算所，一头扎进来就是20多年。

我们所成立于78年，那时叫计算站，主要是对外算题。当时国内过百万次运算的计算机凤毛麟角，加之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的特别厉害，中国绕道香港，通过各种关系，从德国引进了三台西门子7760机，我们所就拥有一台。别看我们这么个小所，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的，中国的顶级域名“CN”也是我所注册的。号称“中国第一上网人”的东方之子——钱天白先生，就是从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所走向世界的。

刚到计算站，我们在大机房里当操作员，那时算题的人特别多，我们就四个人，24小时开机，连轴转，非常辛苦。到了85年，个人微机面市了，那小小一台机器就顶了那一机房的庞然大机器，7760机“下岗”了。从操作员转到程序员，从大机房走到微机室，很大的改变和飞跃，凭着自己的钻劲和凡事不服输的干劲，很快就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并在87年成了这个研究室的副主任。

随着计算机飞速的发展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计算机已经不再神秘，计算机的课题也越来越难承揽。研究室的生存已经很困难，我也产生了引退的思想，该让高学历的年轻人挑挑大梁了。趁着部委要求副处以上干部要轮流到党校学习的机会，我溜出了所，在党校学习了半年后，回到所里，党委调我去党委办公室任了主任。

本想就在这个岗位上混到退休算了，谁知道领导班子一换，我所所长换上了一个年轻的博士，接着，我又被调到所办公室任主任并兼着党办主任。职务多了，任务重了，看来想清闲是办不到了，研究所面临生存和发展，所以定位和转型成为事在必行，繁杂忙碌的所办工作耗费了我的绝大部分精力，我仍旧是非常努力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