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少年杂忆 五、四爹

我们家是浙江人，从清末民初的时候，我爷爷那一辈就到了北京。我爷爷来北京是在铁路上谋事，于是我父亲就在北京读书，我四叔也在北京读书。

几“叔”几“叔”是北方人的叫法，我们家里叫几“爹”，所以我这四叔，我就叫他四爹。

四爹曾有一段时间住在我家里，他对我们兄弟几个非常的和蔼亲切，我们兄弟几个也爱与他接触。每逢闲暇时我常坐在四爹身边，听他谈天说地。

他说：“你爸爸有个同学叫阿季（姑且这么称呼他，原名我记不起来了。），也是浙江人，和你爸爸两个人很要好的。他们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大栅栏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钻来钻去，有时候蹭了人家一下，还没等人家骂起来，他们早就跑远了！”

我问道：“后来呢？”四爹说：“他死了。”

这故事未免简单些了，我刨根问底地不放过四爹，于是四爹又说：“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就那么冻死在胡同口了！”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

“他抽大烟败家，家里把他赶出去了！”

这个典故我记忆至今。

“七七事变”以后，刚上中学的四爹掇学了，因为大学毕业可以养家的我爸爸离家当了八路军，我爷爷本来在南口那边一个很小很小的车站混到了站长的位置，也因为这事去了职。

据四爹说，日本兵笑咪咪地把许多小孩子拢在一起，拿出大把糖果对孩子们说：“你们喊：‘中日亲善，日本大大的好！’”

孩子们照着日本兵的话喊了一遍，日本兵笑了，把糖分给孩子们：“哟西，咪西咪西！”然后日本兵又掏出糖果，让孩子们再喊一遍，于是孩子们又分得了糖果。

原来日本兵这么和气，孩子们的恐惧感消失了。

偏有个淘气的孩子把糖果装进口袋，然后故意开玩笑地叫：“日本小小的！”然后得意地笑。

日本兵听罢沉下脸来，狂喊一声：“八格牙路！”然后一刺刀挑下去，那小孩惨叫一声，肠子和鲜血流满一地。

日本兵又对哭喊着扑来的家长连打一气耳光，才扬长而去。

我爸爸听了这个故事说：“是真的，我在老乡家养病时，就发现过一个婴儿被日本兵临撤走时扔在开水锅里！”

我爸爸和四爹当时只是偶然地在讲一件往事，并没有像后来社会上那样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故意刺激人的灵魂，“苦哇苦”地让人听不下去。所以我以后一想起“日本兵”，就觉得那是“残忍”的代名词。

从四爹那里，我也知道了活埋“虎列拉”是怎么一回事。

我爷爷失业在家，二爹和三爹又舍不得学业，他们只能以找家教或是抄稿子的方式为自己筹集学费。为了他们能读下去，我奶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每天只吃一小把蚕豆，于是四爹只好掇学，托人进医院的药房工作。

这药房的司药是一个日本人，他有日本人暴虐的一面，为了四爹工作时的差错，他经常打四爹耳光。但是如果工作中不出差错，他也对四爹很和气。比如那时候已经有了味道甜甜的咳嗽糖浆了，家境困顿年纪又小肚子也饿的四爹经常偷喝这种糖浆。有一次被这位日本司药发现了，他看了战战兢兢准备挨打的四爹一眼，问道：“你喜欢喝？”

四爹点点头。

那日本司药转身上里屋拿了两瓶糖浆再装入一个布包以后对四爹说：“这里喝不行，大太君看见三宾的给！”

原来他也经常挨打。日本人真是既打人又挨打的民族。

他笑着说：“小心一些大家统统的好！”

当时在北平，中国人见了日本人必须倨躬，那是中国人的耻辱。但那次四爹诚心诚意地向那个日本人倨了个躬。

解放后我父母回到北京。当时我二爹三爹学业已成有了工作，只有四爹，连中学还没毕业。不过在那时的中国，一位中学生也算是有知识的人了。四爹认为，他大哥既然“衣锦还乡了”，让他安排个工作是小菜一碟，所以那时候他总在我家里住着。我幼时的许多故事就是那时候听来的。

苏联老大哥帮助中国建了许多项目，我爸爸奉调到陕西一个三线军工铸造厂任职，后来四爹在北京挑肥拣瘦的没找着可心的工作，也来到陕西找我爸爸。我爸爸安排四爹进车间当工人。这在党内看来已属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工作的“走后门”行为了，可四爹仍不满意，他认为我爸爸不顾兄弟情面，竟让他去当翻砂匠！也真是的，四爹是一个身材瘦小的浙江人，确实是承受不了翻砂车间那种重体力的劳动。

经过几次交涉，四爹到当时厂办的理发部去工作。我不记得四爹给谁理过发，只常见他在理发部打扫卫生，有时候也烧烧开水，在他的意识里嫌给人家剃头不光彩。也只能这样了，办公室他是进不去的。

总之四爹对我爸爸不满意，像我爸爸那样的人竟连他弟弟也没沾上光，他肯定想不通。但他对我们兄弟几个仍然亲切和蔼，常常开玩笑讲故事。他独身一人，始终没结婚。

国家又组建了新的工业部门，我们全家又回到北京，这时候我已经升入初中了。四爹就留在了厂里。

三年以后“文革”爆发了，别说我爸爸那种角色，中央里那么多大首长一夜之间就成了坏蛋。四爹厂里的造反派们很英武地拿着带倒钩的长矛冲锋陷阵，有敢阻拦者，一矛刺去再往回一拔，就能把人的肠子钩出来。当然他们的对立派也照此办理，一位从东北去厂里做副总工程师的人就这么死了，因为他是保皇派，造反派可不是故意要看他肠子的。这时候我想，造反派大概不会为难一个剃头匠的，但四爹也没有什么便宜好占。

可是四爹居然撞上一回“桃花运”。

厂里一位爱出手的英勇的造反派与人武斗时被打死了，当然这种人无论怎么神通广大也评不上革命烈士，没有抚恤金。于是他的兄弟们想到了我那身材瘦小又不敢惹事生非的四爹：多年的单身生活，他一定有些积蓄。

不用说什么长相了，那女人孩子多，脾气也暴，我想四爹一定不乐意。但她老公生前属于一个势力强大的派系，她是造反派的“嫂子”，他们才不管四爹同意不同意呢。

屋外孩子们哭的哭叫的叫，屋里还供着一只母老虎，四爹的洞房花烛之夜肯定没什么情趣。这就是四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洞房花烛夜。婚后四爹很少来信，偶而来一封信，也是要钱，或是要北京的消费品。

一九六七年我下乡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二爹、我大哥以及我的表哥表弟们都曾去过陕西，他们警告我“四婶”和她的子女们要对我四爹好一点，否则就要怎样，可见四爹那时候的生活窘况。其实强龙还压不了地头蛇呢，何况我们。

四爹终于“英年早逝”了，这是花圈挽联上的词。他死的时候才六十岁出头。厂里的领导、当年称霸一方的造反派头目送了花圈，我想那不是为了四爹，而是为了他的铁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