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自画像 二、青春无悔

我属于那个叫作“老三届”的群体。

1966年，我总算是把初中念完了，我自认为成绩也还可以。当然比起那些从小就在北京读书的同学们来说，我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我本来也没打算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继续读什么高中、中专或是大学。我是受我那从部队转业的父母的影响，一心想混个初中文凭之后就去当兵，所以我的原则是“60分万岁”。

我于1950年生于沈阳，我父母从部队转到地方以后，我家于50年代初期回到北京（我家原来在北京，1937年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当了八路军），在海淀区白家疃附近、今天的“304所”安了家。57年苏联援助我国重点项目156项，我父亲被任命为其中一个项目的负责人，于是我们全家于1958年又搬到了陕西省兴平县，当时我刚刚升入小学二年级。当1963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兴平县二中的时候，我父亲从当时的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又调入当时新组建的第六机械工业部，于是我又随父母回到北京，到当时刚建校两年还没有毕业生的北京甘家口中学就读。不是我不想进重点学校，而是以当时我的成绩来说哪一所好学校都不愿意收。整个小学期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的乡村中闲逛，怎么会有好成绩？整个三年初中期间，我最引为自豪的成绩就是初一时有一次汉语拼音阶段测验得了个全班第一。

当我和同学们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又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新中国历史上那场令人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批“海瑞罢官”、后来又批“三家村”，再后来就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党内。我记得我读过一篇油印的林彪讲话，通篇都是自古以来的宫庭阴谋，大意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分子，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用选举的方式把共产党搞下台。真是阴险得很呐！

那时我最拥护文革了，因为从此不用上课了。我积极地响应学校党支部的号召，每天写大字报痛骂“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破天荒地引起学校方面和驻校工作组的注意。有一天学校通知我到海淀区八一学校去，参加“海淀区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培训班”。

培训班上给我们讲课的是当时团中央的干部周杰，他是上级派往海淀区中学系统的工作组组长，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我估计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号召大家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就是。培训班将结束时，工作组组织大家到北京展览馆去，大概是要搞一个学习总结，然后举行结业仪式之类。当然那个仪式上要有什么大一些的人物露面吧。

可是总结正在进行时，突然有一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冲击了会场，他们戴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字。我马上想起来，我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当时在人大附中就读的我的一个邻居就是个红卫兵，当他到我家来的时候，我父母极严肃地劝戒过他，不要参加地下小组织活动！他没听进去。今天这些小组织居然公开地冲击会场了。那些红卫兵的领头人是一位女生，她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这个人口才真好，抢过话筒就讲，极具扇动性。

会场组织方面也不好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只是不停地带领大家高呼口号，以表明自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而已。可是后来中央文革的江青和王力也来到会场，王力很不屑地做了一个轻蔑的驱赶的手势，于是正在带领大家高呼口号的周杰就靠了边。此举令全场一惊，因为大家知道这表示中央文革支持冲击会场的一方！

江青一开口又令大家一惊，她说她在党内长期受到压制！大家于震惊之余也很愤怒，谁不知道她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夫人，谁那么大胆子，居然敢压制她？当然后来历史证明确实应当好好地压制她一下才对，她也不至于走那么远。

会场上形势逆转，周杰灰溜溜地在一边坐在地板上，连喊毛主席万岁的资格都没有了。彭小蒙控制了现场，中央文革的那些大人物明白无误地对他们表示支持。后来江青请大家于7月29日到人民大会堂去。

7月29日我来到人民大会堂，惊喜地发现我们竟与党中央全体领袖们共聚一堂！当时我向主席台望去，除了毛主席的座位空着以外，党中央全体领导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会场上横幅写着：“首都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

刘少奇讲话时说，中央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是不对的，宣布撤出。关于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他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后来在许多传单上被说成是他反党反毛主席并且狡辩的罪证。

周总理的讲话我至今弄不懂，反正是“大家一起”来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了。

邓小平向大家表明毛主席不在北京期间，中央向各个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是不正确的，应当撤出。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有些情绪，刘少奇和周总理都是站着向大家讲话，但是他却向全场说：“既然大家都是坐着听报告，那我也坐着讲！”说着他真的就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才开始发言。此后没过多久，这位生性耿直的领导人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了。但他们的名字又出现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上，他们的名字被倒着写，并被打上红色的叉叉。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主席突然走上主席台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激动起来，大家欢呼雀跃着高呼口号。周总理、江青和林彪相继组织大家高唱革命歌曲，大家一直唱到声音嘶哑。

回学校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和红卫兵们共处一堂，但我们毕竟是被红卫兵冲击的那一方的积极分子，真是稀里糊涂，什么时候我们成了保皇派了？

后来就不是学校里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开始搞文化革命，直到“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7年11月底，我被成天不上课，只是高喊口号，打派仗的无聊行为弄得有些烦了，就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逛。突然我发现某一个招待所里住着东北农垦总局来北京招工的人员。我想，本来想要去参军的，可是我父亲受到冲击，我母亲更是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由公安局逮捕，哪个部队敢招我这种“狗崽子”兵？不如到边疆去。以前我看过北大荒建设的片子，什么“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种地方对于一个小伙子来说，诱惑可真是大极了。

于是我死缠着招工人员非要报名不可。东北农垦总局的招工人员见我态度坚决，挺喜欢我的，但是他们说我得先到所在学校去报名，并且得先征求家长同意。于是我跑到学校报了名。听到消息的许多同学也先后报了名。

我的父母亲正自身难保呢，对于我主动报名支援边疆的行动也很支持。同时他们知道农场那里也是国营企业，生活上有保障，没什么不放心的。

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总共有五百多位经审查批准的支边青年，（那时候叫支边青年，还不叫知识青年），于是由海淀区委的一名女干部和当时“首都红代会”的一个头目陪送我们，在1967年12月8日，17岁的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我可是自愿主动报名去东北的，可惜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不给我这自豪的机会。

后来同我一起当小学教师的北京知青薛民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老前辈跟我说，当年他17岁时就在抗日根据地里当了县长，我女儿17岁时我告诉她：你爸爸17岁时去了北大荒。”

当时农场里也“革命”得一塌糊涂，黑龙江省的“炮轰派”和“捍联总”正尖锐对立。全县到处的墙上窗户上都画着举着“忠”字或是“公”字的胖娃娃的形象，这是当时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创举——建设忠字化的海洋。我觉得真俗气。

你要是想打电话，接线员都要和你“对暗号”——比如她说：“为人民服务！”你就得回答：“完全彻底！”；她若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你就得说：“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她再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你得回答：“五洲震荡风雷激！”

对上“暗号”了，她才给你接线，否则她就严辞追问你是谁，家里啥成份？当然你实在对不上，也可以连续高呼几遍“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她也可以给你接线。

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500多人在农场场部集中学习一周之后，就被分配到了各个生产队。

至今想起来，当时生产队对我还是挺好的。队里不仅安排我到机务学开拖拉机，还让我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深挖小组。这么说来我还真的让队里当成个重点培养对象呢。可惜我没珍惜。

学机务是个人人眼红的技术活儿，当地农村青年哪个不是大眼瞪小眼地盯着？那些知青们也纷纷站在拖拉机前拍照，可是偏偏我这个从大城市来的纨绔子弟看不上这个活儿，以至于我这个干过机务的人至今没有一张在拖拉机上的工作照。不像严涛，他可是踏踏实实地在机务上干了六七年呢。我师傅于彦东对我十分和气，除了中耕时我误把庄稼锄掉以外，他从不对我发脾气。有一次打夜班压地，我开车拉着十八米宽的镇压器在地里转圈，下半夜时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剧烈的响声把我惊醒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连续撞倒了五根电线杆子！

队长气呼呼地让我到全队大会上做检讨，我一听就急了，那么丢人的事打死我也不干！

这时候在北京，我母亲单位的那些造反派折磨我母亲还不罢休，又给农场来了一封函，证明我母亲是现行反革命。于是清理阶级队伍小组负责人找我谈话，通知我不再是小组的成员。这还不够，我的家庭成份应当从“革命干部”改为“伪职员”（因为我祖父解放前在北京南口方向上的一个小车站上任过站长）！并在给我重新颁发的边防证上的“家庭成份”栏目上注明我家的“伪职员”成份。

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后，国家把东北农垦总局组建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加强战备，团里（原农场）组建了武装值班分队，队里把我调去扛枪，以把机务上的位子让给别人。

殊不知在祖国的边境上扛枪站岗正是我这曾经的军人家庭出身的人从小的向往，于是我高高兴兴地来到武装分队。

在军事训练中我比较认真，成绩也不错，如果略吹一吹牛的话，当时我在步枪实弹射击中200米以内从不脱靶，枪响必中。虽然投弹是个弱项，可我经过努力，在实弹训练考核中投出了近40米的成绩，被评为良好。没多久我被提升为班长，武器也从步枪换成了冲锋枪。后来连里让我脱产到黑龙江边上值勤。

在黑龙江畔值勤时我是认真严肃的，因为我感到这是十分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期间我们与边防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两次边境交接中面对面地与苏方边防军官打过交道。如果再吹一吹牛的话，前苏联的那些边防军官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闻名于世的“克格勃”成员呢！前苏联所有边防部队都直属于莫斯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连队又送我到师部侦察科集训，有一次还到牡丹江一带留有当年杨子荣踪迹的山里进行军事地形学的培训。我们于夜间分成若干小组，在树林里按照军用地图上的坐标寻找兵团侦察处事先埋藏好的纸条。这种培训让我至今对手枪、地图、指北针和望远镜这特工必需的“四大件”很感兴趣。

随着边境形势日益缓和，连里把脱产值勤的人都收回来，集中力量搞生产了。连长找我谈话，让我到队办小学去当教师。

我当小学教师期间，做了几件事：一是努力搞好教学，我知道我学历浅，又不是师范毕业，因此我努力向其他同事学习。有一位女同事是北京铁路二中师范班的下乡知青，她没少帮助我。二是向那些乡村孩子介绍外面的世界，并把我从小学到中学期间学会的电影歌曲唱给他们听，他们听得如醉如痴。第三，当我成为学校负责人以后，我与连队团支部联系，在学生中间发展团员。如今看来，虽然与现在的正规教学有差距，可在当时也已经独竖一帜了，学生们也极感兴趣，因为他们大开眼界。后来团文教办打算在全团三十几位连队学校负责人（都是知青）中间提拔两位23级干部，我是其中之一。

我在原来的生产队时，对一位既是同班同学、又下乡在同一个队的女知青感觉不错，并且她母亲在八路军中与我母亲是同一个班的战友。我每次探亲时都上她家去，她对我也感觉不错。可是后来她父亲通过关系把她调到大庆去了，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而我因为母亲的问题哪儿也去不了，只好继续当我的下乡知青。过了几年之后，我觉得没希望了，一位女教师通过指导员与相邻的（严涛所在的）生产队帮我联系，对方的一位副连长亲自带着一位女知青来到我们指导员家里，我们相识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还能回北京，于是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可是当我回京准备结婚时，发现我那位女同学根本没找男朋友，她还在等我。我真恨我的伧促。事已至此，我不能伤害准备和我结婚的这位女生，于是就没动声色地同她举办了婚礼。我的那位女同学无奈，流泪之后，也就伧促地同一位邻居结了婚。如今我们两人还是要好的朋友。我们俩谁也不怨谁，只怨没赶上一个好时代。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组建建设兵团以后，我父亲听说兵团有一位副司令叫颜文斌，就对我说，当年颜文斌当旅长时，他在旅部当民运干事，并且我父亲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时，颜文斌还当过四分校的校长。“这个人很能打仗的！”我父亲说。

我母亲爱子心切，急忙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让我带给颜副司令。可我有些怵窝子，生平最烦看那些警卫、秘书之类人的脸色，于是我把糖果抓出一把装入口袋自己吃，余下的依原样封好，托一位汽车司机带过去，也不知那位司令收到没有。反正是从此杳无音讯了。

当我的女儿一岁多的时候，赶上政策有变化，1978年底，我们一家三口居然都回到了北京。此时我的父亲因为长期心情忧郁，脑血管硬化，已经瘫痪在床。虽然他在部里身居劳资司司长兼计划局副局长的职务，可是因病此时工作已经交代出去，不能为我安排工作了。我母亲动员我参加高等教育考试，我没同意，因为还有妻女要养活呐。这没什么，我按照当时的观念，进入国企当一名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好了。

可是当时工人阶级也分三六九等，国企里有自办的“大集体”，我进入行政科当工人，那些正式的职工们叫我们“老插”，拿我们当民工一样看待。后来我考入厂办电大班，毕业后才转成正式员工，进入厂计量室当管理员、副处长。

我爱人也不甘落后，她也考入党政干部专修班，取得大专文凭，并且从街道服装厂会计干起，后来进入街道联社任总经理兼总支书记。

我们的女儿在我们的爱抚和关注下也成长起来了，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策划部经理。她从小在西城少年宫唱歌，并且升任领唱，后来还随全国妇联组织的“中国少儿艺术团”出国演出。至今她和当年出国演出时的两位好友组织了一个和声组，每逢年节就往各处去演唱。

现在我因爱人有病而赋闲在家，每天陪在爱人身边，倒也其乐融融。闲时在女儿给我买的电脑上上网写些东西吹吹牛，也挺开心自在的。

反正我对我这一生的经历并不后悔。